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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百姓情怀。
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知青，一进入社会便与中国人数最多、所处社会层面最低的广大农民在一起，尽管在思想意识上还有别于普通传统农民，但从经济层面来看，其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已与农民无异。这样的处境和地位使他们懂得了从底层百姓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衡量是非。知青们与普通底层百姓实际处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他们自身就是普通百姓。这不同于干部下放，工作队下派，记者采访，作家体验生活，这不是旁观者的感受，居高临下的同情，从外部进入的体验，而是置身同一营垒中面对共同的利弊得失，进退取舍。所以这种与底层百姓之间的感情是血肉相连的。
另一方面，知青们因有过去的生活经历，熟悉其他社会层面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他们并不甘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十分惶恐在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眼中把自己和普通农民划等号。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突出自己作为“知青”的身份特征。在当时的农村，虽然被说成是“广阔天地”，其实是封闭、落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狭小空间，因为价值取向的分歧，因为实际利益的纷争，知青们和农民们也常常发生各种冲突碰撞。比如被戏称为”跳丰收舞”，顺手牵羊弄点鸡鸭鹅或蔬菜什么的，在知青们看来不算怎么回事，但是却引起了农民的普遍惶恐和憎恶。从农民所坚守的传统道德规范看来，侵犯他人财产的“偷摸”行为是最卑下可耻的。但知青们也许另有解释：革命不就是财产的重新分配么？既然生活这样拮据，又面对强大的政权，国家的拿不了也不敢拿，那么地里长的，田里跑的，顺手拿一点有什么关系？何况目的也就是吃进肚里改善生活。既不犯政治问题，也不犯刑事问题，安全稳当。所以知青们跳起“丰收舞”来，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惶恐，也不感到羞耻。尽管知青的人数总量远远不能和农民相比，但在一个个具体的环境中他们常常表现为强势群体。他们往往不是暗偷，而是明拿。在知青和农民的摩擦中，现在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反思和自责的是知青。不过，知青和农民之间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知青们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却是和广大农民血肉相连的。知青生活经历形成了他们难以改变的底层关注和深厚的百姓情怀。这些年绵绵不绝一浪高过一浪的知青返乡潮，正是这种”关注和情怀”持久性的体现。
最后说说“坚韧执著”的问题。
这是从意志、性格、和气质的角度来说的。就像长征磨练了造反者的意志一样，下乡当知青的经历锻炼了人的性格，训育了人的气质。下乡是城市青年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大转折，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饥渴双重磨练着这些在农村无根的年轻人，无异于在他们刚刚提前结束学生生涯便被一下子投入一场严峻的”生存训练”，其严峻程度视其各人所下在的具体环境和家庭境况而定。如果所下的地区特别贫困落后，家庭又无力帮助支持，那训练出来的承受力和坚韧性就是非常的了。即使所处地区相对较好，家庭也能帮助支持，也必然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经历各式各样的考验。就知青总体而言，起码要经历生活自理的训练，农业劳动的训练，还要承受对前途、理想、未来的精神熬煎。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塌糊涂的衣食住行，假大空的宣传愚弄，必须面对的现实的一切，都在训练着他们的体能和心智。使他们别无选择地走进孟老夫子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设计的境界：“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毛泽东大概从自身的革命经历印证了孟老夫子的话，于是宣扬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途径，但他忽略了他现在已是统治者，这样培养出来的只能是现存秩序的叛逆者，是要“革”现存秩序和体制“命”的人，于是他实际培养的已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对于广大知青来说，在这样的非常环境中则至少锻炼了性格和意志，磨练了坚韧执著的生存能力。从正面说，他们变得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在艰难中求生存思发展。从反面说，他们学会应对现实，虚以委蛇，窥测时机，阳奉阴违，假戏真做，韬光养晦。总之，他们在变得聪明的同时也变得狡猾。
知青们在经历农村岁月的洗练之后重新回城就业，常常被誉为表现“不错”，被单位视为中坚、骨干，知青们自己也有一种曾经沧海的底气，社会上将这种普遍满意归结为是经受过锻炼吃过苦的，其实他们这种“成熟”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投影给社会的也是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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