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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官僚体系斗争
通过吴同志的叙述，我也重新认识了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线索。
在建国后形成的政治体系里，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已经基本上分开，行政官僚集团与军功集团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均势。政治干部逐渐转型为行政官僚，军队里也迅速地官僚化，形成了一个军事官僚集团。行政官僚集团与军事官僚集团之间的分工合作，就形成了建国后的官僚体系。这两个集团之间虽然也有经常性的矛盾冲突，但整体上结构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中间经历了高饶事件、反右、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等等，但这个均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变的，一直在变的只是处于这个结构中的人在变动，人事变动并没有对这个结构形成太大的冲击。
随着这个结构形成，也就出现了文革中所谓的“17年黑线专政”，这里所谓的黑线其实也就是官僚体系。在这个结构中，行政官僚明显处于优势，而军事官僚处于劣势。所以军事官僚是不太满意的，时常会有反抗行动。最典型的就是庐山会议。而庐山会议的结果表明，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军队已经从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中退出去了，军事官僚集团的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
文革第一阶段，也就是三支两军之前，文革的主要对象是行政官僚们。这一阶段，军事官僚体系虽然也有参与，但更多的只是观望，卷入并不深。这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对行政官僚们长期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主导军事官僚体系的老帅们在政治上相对而言比较谨慎，趋于保守。但是，随着行政官僚体系的逐渐垮塌，军事官僚体系在政治上的卷入也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央文革急于冲击军事官僚体系，军事官僚体系与行政官僚体系开始结盟，行政官僚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军事官僚体系，而军事官僚体系也越来越多地支持行政官僚与中央文革斗争。二月逆流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结构下的冲突，中央文革为一方，军事官僚与行政官僚为另一方，双方直接冲突。不过，二月逆流的结果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原来的军事官僚在中央的代表中央军委的老帅们靠边站了，另一方面却是在地方上军队实际上接管了原由行政官僚拥有的权力。最明显的是，许多军区司令员都兼任了本省或本地区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这样，在原来的老军头们倒下的同时，新的军头们不仅继承了原来的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而且有相当程度的扩大。
而在另一边，即中央文革一方，随着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众造反运动在七二零之后进入低潮，以王关戚的被捕为标志，中央文革在与军事官僚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输掉了一个回合。这一时期，虽然看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仍然在上升，但实际上失去了群众基础的他们已经没有了与官僚体系对抗的武器，因此在斗争中只好经常性地借助于毛主席的权威。到九大时，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达到了顶点，按照吴法宪的回忆录所说，军队代表占九大代表的一半以上，而文革造反派与原来的行政官僚体系的代表加起来还不到一半。在这种实力对比失衡的条件下，江青等人实际上无法替代行政官僚来约束军事官僚，以致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站到了军事官僚体系一边去，汪东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军事官僚仍然没有满足，意图彻底清除文革新势力。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与康生、张春桥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军事官僚体系驱逐文革新势力的最后决战。
作为文革中崛起的新军事官僚体系在九一三之后土崩瓦解了，老行政官僚体系里的一部分人被重新起用，登上政治舞台。不过，老军事官僚体系并没有得到恢复，而是一批立场相对模糊、政治上倾向于中立的人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度靠边站了的叶吕端重新成为军委实际上的负责人，而其他老帅并没有被一起重新起用。而重新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僚体系也没有完全恢复，只是恢复了一部分人的权力，而是一批政治立场模糊的人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这些新崛起的代表人物便是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和许世友等人。但是他们也未能形成对老行政官僚的有效制约，老行政官僚在1971年到1976年迅速膨胀，直至最后形成“右倾翻案风”。文革新势力在此过程中虽然地位也在上升，但是政治经验并没有增加多少，在与老官僚体系的斗争中仍然处于下风。文革新势力的政治不成熟将政治上中立的华国锋等人推向了老官僚一边，而中立派也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于最后发生了怀仁堂政变。
到1980年，陈锡联、汪东兴、吴德、李德生、纪登奎等人退出历史舞台，为老官僚体系的恢复重建立下汗马功劳的中立派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以徐向前卸任国防部长为标志，老的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样，老官僚体系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完成了对政治领域的统一。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老官僚体系的权力下降到谷底的时候，老官僚们也没有像军事官僚体系或其他势力一样完全退出过历史舞台，比如陈云、李先念等人，始终都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林彪反革命集团与江青反革命集团
四人帮被捕后，吴同志是很高兴的。他觉得黄吴李邱被抓起来都是四人帮搞的鬼，既然四人帮被抓起来了，那么他就应该被放出去了。换句话说，吴同志认为，已经复辟了的老官僚与他们黄吴李邱是一个战壕里的。应该说，他的这个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后来事情的发展基本上印证了他的这个看法。唯一他猜错了的是，他不知道抓四人帮的是中立派为主的，而不是他预料中的老官僚们。所以，他所期望的事情并没有马上发生。在华国锋、汪东兴等中立派仍然在台上的时候，四人帮虽然被抓了，但他们与四人帮一样，没有经过公开处理，还是被关着，而且从原来的北京卫戍区给换到秦城去了，不但没有被释放，而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犯人，连生活待遇都降低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跟他所预料的差不多的是，在中立派被老官僚们清除掉之后，黄吴李邱的春天就很快到来了。1981年，经过公开审判之后，他被判的是有期徒刑，而且在短暂的监押之后，就被保外就医了，享受的还是省级干部离休的待遇，到济南过他的平淡生活、安度晚年去了。
相比之下，四人帮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从1976年被抓起来之后，他们的生活待遇就一直都不好，在1981年的审判中判处的刑罚也要比黄吴李邱严重很多，更说不上保外就医了。吴同志说，他在秦城的时候，跟江腾蛟、邱会作、王洪文关在一个走廊上，看守的同志们怕他们长时间不说话，出去了连话都不会说了，所以就允许他们四个人没事的时候一起打牌。按照吴同志的感觉，王洪文此时对他还多少怀有一点歉意，经常帮他做一点事情，以此来表示弥补。不过，大概也就是王洪文同志会被跟他关在一起，张春桥同志就不太可能跟他关在一起了。
从待遇的不同上就能看出来，复辟后的老官僚们是很清楚的，像黄吴李邱这样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的军事官僚与他们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调和的，而且他们也不怕这些人能干出什么事情来，所以敢把他们放到群众中去。而对四人帮，尤其是张春桥和江青，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纯粹的敌我矛盾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他们也很清楚，黄吴李邱跑到群众中去做老百姓是无所谓的，而四人帮是不行的。试想，如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同志们也能够像吴同志一样被保外就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会是个什么结果？恐怕井冈山的红旗又要满卷西风了。
法律与政治
在审判的时候，吴同志很清楚，他不管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这不过是个形式，他们就是来配合人家走个过场，演一场法律戏罢了。所以他对对他的控诉什么的都没有提出太多异议，也很配合，叫找律师就找了律师，叫认罪就认罪，怎么样都行，态度非常好。这也就是说，吴同志其实是很清楚的，这是政治问题，所谓的法律程序只是个装饰，没什么实质性意义。作为一个曾经在政治舞台中心活动过的同志来说，虽然他还算不上什么政治家，甚至连个三流政客都算不上，但是他还是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既然这是政治斗争，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法律好讲的。对他来说，认罪伏法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承认自己是否犯法，而是要承认对手的胜利和自己的失败，还有承认对方的胜利的正义性。但是，吴同志却一再反复地为自己辩护说，给他定的所有罪名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还举出了很多具体的证据来证明，还说没什么证据能够证实他的那些罪行。
反观这一点，张春桥和江青同志的表现就好多了，他们都知道这是政治，跟法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都没怎么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张春桥拒绝配合这场法律表演，江青则把这个机会当成了宣传自己的舞台。用张春桥的话说，就是法律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既然政治斗争已经输了，还玩法律这一套就显得太虚伪了，完全没必要。
由此也可以引申到东京审判上去。前年《东京审判》这个片子播出的时候，很多不懂事的同志们说，天朝的代表们都是在胡闹，破坏了法律的程序正义，让英美一路的程序主义法律没有完美地表演。这就跟吴同志的水平一样了，等于要用法律程序来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如果说吴同志基于法律的这些自我辩护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倭国的那些畜生也同样可以为自己辩护，可以说自己没有犯罪。用法律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是比较愚蠢的选择，很多事情都会因此而变得很混乱，基本的正义与非正义也会被遮蔽掉。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倭寇就一直在跟天朝纠缠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到底该不该由他们负责，但是，德国人敢在欧洲跟犹太人计较奥斯维辛的数据么，敢说这个问题不应该由他们负责么？
从根子上说，这种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本身就是愚蠢的，错误的。法律只有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当政治上已经不正义的时候，法律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已经被判定不正义，那么就不需要通过法律来定罪，而应该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说来，相比之下，天朝1981年的大公审虽然性质比较反动，但是在政治上还是要比东京审判强很多的，至少更接近用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这一基本原则。
文革期间的受害人数据
这个数据是吴同志的回忆录里的，他说是从别的书上看来的，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书到底是什么书，没看见过。但是我认为这个数字比那些动不动说害死五千万的说法还是要负责很多，也更可靠一点。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统计”。
在文革中，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诬陷迫害，其中有3。48万人被迫害致死，平均每个省有26071人遭到迫害，平均每个省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是1242人。军队方面是8万人受到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其中据以为吴同志定罪的空军被迫害致死的人的数字是174人。
吴同志的人品
从总体上说，吴同志显然属于很能混的那种人，八面玲珑。比如说，按照他的说法，因为空军是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所以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都把子女安排在空军工作。所以林立果同志去空军工作并不奇怪。通过这种方式，吴同志当然就跟各方面的官僚的关系还不错，比较受欢迎。不过，也给自己带来过一点麻烦，比如按照他的回忆，杨成武被打倒就与他在空军工作的女儿有关系。本来林副帅对杨同志还比较喜欢，但是，因为他女儿在空军里与一个男同志发生了作风问题，该男同志是林立果同志很喜欢的人。这个男同志的老婆找到了空军去，吴同志在处理的时候比较照顾林立果方面，而对杨同志方面没照顾上。这样，林副帅对杨同志也就有了看法，后来就把杨同志给搞掉了。
吴同志的性格属于比较随和的那种人，到哪儿都能人缘比较好，不管在监狱里，还是晚年在济南，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他自己的方向感很差，更多的时候需要像林副帅这样的人来给他指引方向，然后他才能前进。所以说，他动不动说自己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之类的话，未免就有些言过其实了。他是经历过战争年代，但是他始终是政治主官，并不是军事主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混的。而且从他的回忆录里也看不出一点点他的作战指挥能力。不过，这种人恰巧就是官僚系统里大多数人的基本状态吧。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一） 丁凯文
吴法宪将军去世已有两年多，今天我们终于看到这部期盼已久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很早就听说吴将军身后留下了一部回忆录的手稿，记述了他自己人生几十年的经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此书的问世，盖因这是被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之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以往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听惯了也看惯了官方就“林彪事件”的一面之辞，几十年来官方的说辞充斥着各种媒体，不少书籍和刊物也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致使历史的真相被掩盖被歪曲，但我们却从未知悉当年这些身在其中却深受牵连身蒙其难之人是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对解开那段历史之谜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有幸拜读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对澄清那段历史有着非凡的意义。笔者打算在近日将读书的一些心得逐步写出，贴到网上，与网友们切磋。当然本人主要是围绕吴著的下册而写。所谓心得也就是一孔之见，未必得当，望诸位网友不啬赐教。
一、庐山会议与批判彭德怀
吴将军的回忆录下卷开头是“文革的前奏”，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说起。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在党内发起的一次维护个人权威的打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运动，它以打倒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为代价，成功地阻止了党内对毛泽东自发动大跃进运动以来倒行逆施的批评、批判，也由于这次党内斗争，毛泽东和中共的左倾政策和路线更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庐山会议进行之时吴法宪并未与会，而是和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赴大连疗养，但是吴随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有些内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思考。
据吴的回忆，庐山会议还未结束时，空军司令刘亚楼给吴打了电话，异常兴奋地告诉了吴会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刘亚楼为何对此如此高兴？吴认为这主要是彭德怀与刘亚楼关系紧张，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刘亚楼和空军系统有看法，并常持批评态度。吴举例说，空军内部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记载了空军后勤部门一部分的“五年计划”，彭德怀大为不满，多次指责批评空军领导，一次还骂到吴的头上，彭不仅指责空军，连负责公安的罗瑞卿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