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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个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大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还讲述了“枪杆子”、“笔杆子”两个阵营逐渐分明的过程，江青、毛泽东拉拢军委办事组的温玉成，而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则逐渐倒向林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远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都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讥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4．吴法宪回忆录中还谈到了1969年5月17日江青私自找六位政治局委员谈话之事。过去在批四人帮时也曾披露此事，但此次吴的叙述有了关于毛泽东的新内容。过去只说黄吴向毛报告此事后毛嘱咐对此事要保密。这回吴谈到了毛泽东对黄吴汇报的态度：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任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了，可毛泽东在听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更令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毛泽东一面嘱咐黄吴对此事保密，说让江青知道了会整你们的我也不告诉她，而另一面却是将此事告诉了江青——吴法宪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才知道的。毛泽东决定批判陈伯达后，林彪让叶群带着黄吴李邱去向江青表示认错，江青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还追问：“你们还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吴法宪说：
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的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
5．看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毛泽东原来在吴法宪心目中的形象彻底瓦解。吴法宪是在1981年保外就医后才看到毛的讲话的。他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毛泽东是个言行不一的人！他在提出一系列的质问后，痛心疾首地说：“真是让人寒心哪！”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寒心”二字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反复出现。我相信，吴法宪回忆录确实会让不少至今对毛泽东抱有敬畏之心的人们感到寒心的。
假供是怎样逼出来的？
——读《吴法宪回忆录》的一个疑问
·何 蜀·
读《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有一个使我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作者没有写出当年中央专案组如何对他进行逼供从而炮制出为林彪定罪的关键性假供的情况？
众所周知，吴法宪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接受审查中，作了假供，而且有一个关键性的假供，即交代叶群向他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这是用来证明林彪有“野心”、想通过设国家主席来“夺权”的极其重要的、唯一的证据。
然而，《吴法宪回忆录》宣布，这样的话并不是叶群对他说的，而是汪东兴说的。回忆录记载：庐山会议开幕前夕，“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见《吴法宪回忆录》７８８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汪东兴说的话，怎么后来被强加到叶群头上了呢？吴法宪坦陈：“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７８８页）
当时的中央专案组到底怎样“千方百计地诱导”，施加了怎样的“种种巨大压力”，使得吴法宪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亲历党内多次残酷政治斗争磨练的老革命，都不得不顺从他们而作出如此关键的假供？
可惜，对这样重要的情节，《吴法宪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他在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的９月２４日被关到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后，一直没有上面的人来过问他。直到两个月后才陆续对他进行了五次提审。他用了专门一节来记叙“五次提审”（８８５—８９７页），这五次提审分别是：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审问者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注：李震此时已经是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即公安部长）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问９月１２日晚上（即“九一三”前夕）的情况（８８６页）；
１９７２年２月，审问者李震、吴忠，问叶群１９７１年８月从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况，涉及“谋害毛主席”和“武装攻打钓鱼台”的事情（８８８页）；
１９７２年３月，审问者李震、吴忠、郭玉峰（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林彪专案组办公室主任）、杨德中（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问２５６号飞机是如何从北京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还问了９月８日到１２日的情况（８８９—８９０页）；
１９７２年４月上旬，审问者李震、郭玉峰，问１９７１年空军的防空作战计划（８９１—８９３页）。
１９７２年４月中，审问者李震、吴忠，问庐山会议情况（８９４页）。
此外，再未见到有中央专案组提审的记载。
而在吴法宪对中央专案组这五次提审的记叙中，看不出来有逼供的情况。甚至给人的印象是提审者的态度好得来比当今“依法治国”时期的公安局还更讲法制，更客气，更“以人为本”。只有在第三次即１９７２年３月那次提审中，吴法宪才写到因他为自己辩驳而顶撞了杨德中时，“李震勃然大怒，说我态度不好，要我端正态度。”这有点像逼供的样子了。但是作者接着写的是：“于是，我不再吭声，不再说话，审问陷入了僵局。于是，郭玉峰出来圆场说：‘我们主要是搞清问题，不是逼你说什么。’”（８８９页）这又一点不像是在逼供了。
从五次提审的内容看，最有可能问及那句有关“设国家主席”的话的，应是第五次即１９７２年４月中那一次。而作者对这次提审的记叙是，先是李震问他身体怎么样，说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找了一所房子，接着要他交代庐山会议情况。“谈着谈着又不觉天黑了。李震说：‘就谈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吴忠又说：‘李部长对你很关心，亲自给你找了一所房子，离城很近，买东西也方便。’”“最后，仍然和上次一样，晚饭炒了四个菜，让我吃了一顿饭。完了以后，我回到牢房，王团长告诉我：‘明天就派人去给你打扫房子和修理暖气。那座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这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想，我们党毕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定是毛主席，特别是周恩来还了解我。想着很快将与家人见面，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一觉，我睡得真好。”（８９４页）
一个自感蒙冤受屈的人，而且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阶级革命家”，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假供吗？
不可思议。
显然，吴法宪作假供应该是在另外的时间和场合。
当年在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及随通知发出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１９７２年７月２日）中，在材料的第三部分“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中有“５、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其中写着：“（二）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