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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毛读了邱会作的检讨，对邱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当主席。”邱赶紧站起来：“毛主席万寿无疆！”
庐山会议后，林彪手下“五虎将”被批，林彪顶住压力就是不检讨，但“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毛崇拜瓦解 还是人间好
1981年，吴保外就医于济南，这才读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与各省党政军领导的讲话，“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取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桌面来谈嘛！他自己老是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吴还说张春桥原很有希望成为接班的人选，毛泽东曾向林彪表露过此意。但一下子将张手下的王洪文提起来，当了中央副主席，排位第三，“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许多方面是无法比的。”吴表示非常不理解。四人帮倒台后，“我当时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总认为叶帅、汪东兴他们对黄吴李邱都是了解的，我们的问题很有可能得到解决。”不料，反而由隔离审查转为正式逮捕，进了秦城监狱。“我从15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这位空军司令保外就医后，需要生活自理，居然不会烧水，分不清人民币一块二块！看来确实是“一心一意于工作”了。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司令部气象部副部长不相信林会叛逃，公开说：“这是不可能的。”任由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找他谈话，仍不相信。
刚被隔离时，吴法宪的生活待遇是每年大约7、800元用他自己的工资，月均60元以上，差不多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月薪，很可以了。
回忆录最后部分针对“判决书”逐条驳斥，自己为自己平反，至少可供文革史家聊备查考。吴说了大实话：“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吴还提供了一则统计资料：文革中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迫害，其中34800人被整死，平均每省27071人受迫害，1242被整死。显然这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据。
吴完全同意改革开放，“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对不起，你站错队了——读《吴法宪回忆录》 / 棠湖剑客
中国的事情有时可笑得让人伤心，像无厘头的《大话西游》一样让人笑得泪花滚滚，比如说，现在出版什么《古代禁毁小说》什么无码版的《废都》足本的《金瓶梅》从来不怕很黄很暴力，出版骂历代暴政的杂文从来不怕很傻很天真，出版与中国无关的西方史，那是畅通无阻的，但是，要出版一些当代个人回忆录，或者批判政局的书，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新闻出版总署，他们对宪法的践踏，是无法原谅的。
我们一直在兴替的怪圈中浮沉，离乱、悲苦，眼见时代兴衰，白骨弃野，流血漂颅，温故却不能鉴覆辙，我不能确定统治者去想了为什么？凭什么？该干什么？
《吴法宪回忆录》是在香港出版的，这个被英国佬统治了一个世纪的殖民地，还反比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大陆要自由一些，倒也似乎是咄咄怪事。可能正因如此，我喜欢了几十年的成龙副主席却令人大吃一惊的说：中国人就是太自由，需要被管制……
一般国人的个人传记尤其是自传，都无法脱掉对自己的粉饰，像卢梭《忏悔录》或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这类书毕竟是绝少数，即便他们再怎么暴露自己的丑事和失败，暴露自己道德的缺陷，人们都不免把赞美送给他们。而《吴法宪回忆录》是不可能粉饰自己的，因为他在本朝已经失去了粉饰自己的资格，他到死都是一个保外就医的“犯人”，他出版回忆录，可能只是希望历史能够还他一些卑微的清白，他希望在主旋律之外留下一些对政治不公世道不平人性污秽的微弱的抗辩声。
吴法宪无疑是乘乱世而攀龙凤的杰出代表，他参军入伍就碰上“杀AB团”，这让他一生中对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了启蒙并有效的避开了此后的大部分权力斗争的暗礁，除了了最后一站。从他的经历上说，也算新朝元勋，建国有功，授中将军衔，最后的职务是空军司令员军委副总参谋长。
然而从历史上说，他只是一个错步上前的小丑，他没有卓著的战功，也没有出色的才干，没有瞩目的智慧，也没有杰出的人品，他只是因缘聚会，在乱世中顺势取利的一个普通人。说话做事小心翼翼，看人脸色，在风云翻涌恶浪滔天的政治运动中，他只是一个主角身后侍立的跑龙套，衔接着主角转换场景的气氛，衬托着帷幕间的隐约遮掩。
从吴法宪的个人经历和视角，可以看到被现代的御笔们写烂了的历史事件的另一个侧面。当主角在前台表演的时候，那侍立的龙套，可以看到他们背后的小动作，看到他们矫揉的装腔作势，看到他们油彩后面的小，而他还只能弱弱的，不敢确定的小声质疑——可能、也许、或者，这应该算“小”吧？
吴法宪写个人回忆录，其实只能是见证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仍旧在刻意的被粉饰，被淡化，被遗忘。装神弄鬼愚弄天下的依然伟大俨然高卧，苦心自保委屈求全的依然圣洁，而不甘凌辱愤然反抗的依然叛徒。个人的回忆录，只能给曾经的殖民地人民和少数有机会看到此书如剑客这样的狐疑派揭示那冰山一角，尽管如此，已是周天寒彻。
在吴法宪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他用敬畏有加的笔调写着毛氏的权谋手腕和翻复无常的变脸杂技，看到毛氏如何将刘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总结报告变成“七分成绩三分失误”，如何被毛氏深恶之而打翻致死，看到周氏如何的昧心忍辱，委曲求全，看到林氏如何不堪玩弄前恭后倨并仓皇出走，看到吴法宪本人分裂党国的反革命罪是如何似是而非不经一驳但又最终无法自洗，使得他在回忆录的最后，列出了所有他的至死不服而又压抑的悲愤。
记得姜文在《秦颂》中和葛优曾有一段对白，葛优相信历史会看到始皇的残暴，而姜文说：我告诉你，历史是由我来写的，历史就是胜利者的——脸！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几乎都信奉始皇帝的这一格言，而历代的民间史家学者，只能创造一些“时间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信条来意淫，那是他们自慰良知的唯一方式。这正是历史的荒谬所在，时空的推移，会让是非善恶的猜测像走马灯一样扑朔迷离往复循环，谁也无法短时间内最终定论，这也正是敢于肆虐横行的极权主义者所需要的效果，他们知道不可能清名千秋，知道有可能跌得粉碎，那就尽量搅浑水源，留给后人模糊而诡异的阴笑。
中国早就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成语，早就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定论，然而，中国这个自号“文明古国”的多数民众，却没有在任何一个时代真正看穿王侯盗寇的真面，敢于起而限制极权，改善民生权利。《吴法宪回忆录》的异地出版，其实最好的解释这个现象——不外乎文字冤狱思想监禁而已。当权力拥有唯一话语权的时候，无论权力戴着多么伪善的主义面具，无论盛世崛起的谎言多么的天花乱坠，那灾难，就已经是随时都高悬于弱民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落下来插入你的头颅。
吴法宪用最委婉而怯怯的叙述，战战兢兢的写着激情疯狂的年代和颠倒众生的八部天龙，他喋喋伤心的倾述自己的清白和冤屈，但是他可能没有想清楚，在一个罪恶的时代，每个人都几乎主动或被动的成为作恶者，有意无意的助纣为虐，让极权的邪恶战车越跑越快，越跑越远，在生民的血肉上隆隆而过，包括他自己。当他跟众人一起批判辱骂无罪之人，当他自己无意识的喊着空洞虚伪的口号并在自己管辖的军队里大力宣传，当他自己坚定的站在接班人的身后等待新一轮的封赏，他早就已经身居激流中，或湿身或覆舟，实无可怨尤，当你漠视了别人的公平权利，何独自己就该有公平权利？
在今天，历年或身陷囹圄或举枪饮弹的腐败高官们，我固然知道他们罪有应得，然而，他们的罪恶，有相当部分也并非着意为恶，不过世道如此，制度如此，人心如此，倘不顺守，则先为齑粉矣，沦为阶下囚者，俱非首恶。
吴法宪，我固然知道其冤屈，但也不过是遗憾的站错了队，覆巢之下的附属牺牲品而已，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如牛毛，今天亦不鲜见，真正该悲悯的，是我们的国度什么时候能够有持续改良的制度，让一个拥有权力的人，不用再选择站队排班，不用再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的奴颜婢膝，不用再罪起株连，更不会滥用权力被勾起邪念，即便身在污浊，亦能做个不偏不倚保持良心和尊严的人，妻儿固然荣宠不及，但可安享人伦。
这，难免又回到了剑客作为迂腐不堪幼稚可笑的理想主义者的老路上来了，适足羞之。看来，惯性是一个很难打发的词，但政治文明，社会制度的良性发展，已经在很多的国家成熟起来，我们的伤悲，不过仍简单的拘囿在权力的无界弥漫，并拥有唯一不受质疑、不受批评、不经民授，不许辩论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而已。
当我们刚走过反右的智慧灭绝，走过大跃进的饿殍遍野，走过文革的人伦屠戮，刚刚打开紧锁的国门和思想之门，刚刚步入温饱小康，就立即重新开始修筑网络长城，监视学者，屏蔽呼声，抹杀不平，逮捕网民，妄图却蛮夷与异议于国门之外而造和谐盛世，如此愚昧健忘而狠唳的民族，让我这个自己人也无比惊讶，实在有装外宾的嫌疑。
当那些宣传部门新闻出版部门的权要们，占住了世袭罔替的统治者角色，以个人意志和圣意而罔顾宪法扼杀异议，当那些网站商和主编们为了利益、减少麻烦而主动自宫以适上意，当那些国宝们被功利驱动去伤害手无缚鸡之力的思想者，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正集体无意识的走在了危墙之下？是否知道他们正助力推动极权战车并被裹挟而去？当他们暂时保住了权位帽子，暂时保住了虚名浮利，暂时纵情于声色贪欲，是否知道失去了什么？是否知道备受冤屈者的切肤之痛？我不确定。如果警察都知道被欺负冤屈暴打是什么滋味，是否还会有杨
佳案？
人为何那么喜欢站在强者的姿态甚至依附强权去欺负弱者，难道是丛林本性么？
不谈什么因果轮回，就不会有报应么？他得保证他永远不会翻船，他的亲人和后人永远跟他一样能占住权势要津，不会有思想和良知，不会遭遇不公，不会沦落风尘需要救助，不会因含冤上访而被投入精神病院。而最后，他还必须保证自己和后人都不会站错了队。否则，都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荣衰游戏。
极权之下，他们貌似有这样的自信，抑或，没有自信只有醉生梦死，放纵自己，更折腾民众。而这样的集体无意识的戕害民权，作恶或腐化，向制度改良的反方向大踏步前进，所有人都只能自求多福，不要像吴法宪一样站错了队，否则，一样是覆巢之下的附属牺牲品，真到了那步，实在无需怨尤。
虽没有了神鬼信仰，但无论在哪个位置，都不要丢了自己的逻辑，不要纵权为恶，尽量守住自己那份人性善良，虽然很书生，很幼稚，却是真诚的感触。
俱往矣，《吴法宪回忆录》的价值，不在他是否能够洗刷自己的冤屈，而在他叙述了一段可信度相对较高的历史，我们能否从这历史中，获得少许制度改良的裨益？这个，你我草民即便乱劈柴发点感慨，也只能一笑而过而已。
《吴法宪回忆录》述评
余汝信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之前，吴法宪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９·１３”一夜之间，使这位中央要员直从天上跌到地下，并因１９８０—８１年两案审判被列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刑十七年，从而成为“臭名昭著”的反派人物。
“９·１３”十年之后，１９８１年９月，吴法宪走出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保外就医”，被安排至山东济南居住，过上了普通人的小日子。可幸的是，此后十多年间，他的思想并未因地位的巨大改变而颓废、而萎靡不振，相反，他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近日，这部《吴法宪回忆录》终于在作者病逝两周年之际，在香港面世。〔１〕
作为文革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吴法宪的个人回忆值得研究者期待。且不说在一个走向法治的时代，即便作为被告，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更何况吴法宪早已在上世纪结束之前便已恢复了公民权，他当然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述说他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表达他个人感怀的自由。正如回忆录的作者自己所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历史事件，是由很多的侧面来展现，完善的，在我的回忆录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件，我所经历和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还需要其他的史料来印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吴法宪回忆录》自序，页Ⅱ）〔２〕
（一）
《吴法宪回忆录》的时间跨度几近七十年，记述了作者自１９１５年出生、十五岁参加红军、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保外就医”后到济南的人和事。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十六章。笔者对上卷前九章兴趣不大，关注的是下卷的后七章：
第十章“文革”的前奏，
第十一章 风风雨雨闹“文革”，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会，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
第十五章 阶下囚，
第十六章 保外就医到济南。
吴法宪以至整个“林彪反革命集团”之“罪”，盖因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而起。罪名之中最重的罪名，是这几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坚持者的本意，就是“抢班夺权”。在回忆录第十三章“九届二中全会”中，吴法宪对设国家主席一事的经过如是说：
一九七○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泽东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