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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轻蔑地对待那种想取代语词通常用法的东西，他诽谤“坐在扶手椅上一个下午想出来”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担保哲学会“让每一事物仍保持它现实的样子”。在我看来，这些说法①显示出知识分子学究式的施虐－受虐狂、自卑和自责，这种知识分子的劳动并不产生科学技术之类的成就。
这些对稳重性和依赖性的证明，似乎想重新模仿休谟津津乐道于理性限制的口气；一旦人们认识到并接受理性限制，便不会从事无用的精神冒险，便完全能够在既定环境中确定自己的方向。然而，当休谟揭露实质时，他反对强有力的意识形
①类似的观点见恩斯特。盖尔纳《语词和事物》（波士顿，灯塔出版社，１９５９）第１０、２５６页等页。哲学让每一事物仍保持它现实的样子，这一命题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语境中（在那里它同时也被否定）
，或作为新实证主义的自我特征，也许是真实的，但作为关于哲学思维的一般命题，则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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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态，而他今天的后继者们，却为社会早就完成的东西提供一种思想证明，即诽谤那些同现存论域相矛盾的可作为替代品的思想方式。
这种哲学行为主义表现出来的风格是值得分析的。它时而装作一种有教皇气派的权威，时而又是随和亲昵的。这两种气质完全融合起来，体现在维特根斯坦周期性地使用带有亲昵或恩赐态度的“你”
的绝对命令中，①或者体现在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的开首章里。在那里，赖尔把“笛卡尔的神话”表述为关于身心关系的“官方学说”
，接着试图去证明它的“荒谬性”
，这种证明唤醒了张三李四和他们关于“普通纳税人”所想到的东西。
通过语言分析的作用，形成了同大街上的小伙子的亲昵关系，这种小伙子的言谈在语言哲学中起着一种主导作用。
言语的亲昵性，就它一开始就把文绉绉的“形而上学”词汇排除在外而言，它是根本的；它抵制思想上的不一致；它嘲笑知识分子。
张三李四的语言是大街上的人实际上所说的语言；它是表达了这种人的行为的语言；因而它是具体性的标志。
然而，它也是虚假具体性的标志。这种为分析提供了大部分素材的语言，是一种净化过的语言，不仅净化掉了它的“非正统性”
，而且净化掉了用来表达不同于社会为个人提供的内容
①《哲学研究》（纽约：麦克米兰，１９６）
：“你的疑虑是误解。你的问题本身同语词有关……。”
（第４９页）。
“对作为‘心灵事件’的理解力，百思不得一解！那么，使你困惑的就是说话方式。你应把问题区分开……。”
（第６１页）
“你应考虑一下此后的情况……。”
（第６２页）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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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思想９６１
的其它内容的手段。语言分析家发现这种净化过的语言是一种既成事实，他把这种枯竭了的语言当作他找到的东西，使它同它本身未表达出来的东西孤立开来，即使它已开始作为意义的因素和要素进入既定论域。
语言哲学关心流行的各种意义和用法，关心日常语言的权力和常识，但封闭（作为外来的素材）对这种语言关于社会（这个社会说这种言语）的说法的分析，这样一来，它再一次压制了在这个言论和行为领域连续被压制的东西。哲学的权威庇护那些造成这个领域的力量。语言分析从日常语言。。
在实际言论中所揭示的东西中进行抽象，使人和自然残缺不全。
此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指导这种语言分析的甚至不是日常语言，而是语言四分五裂的原子，婴儿咿呀学语般的愚蠢的只言片语，如“这在我看来象是一个吃鸦片的人”
，“他看到了一只知更鸟”
，“我有一顶帽子”。维特根斯坦不惜花费大量的脑筋和篇幅来分析“我的扫帚在墙角。”
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我想引用一下Ｊ。
Ｌ。
奥斯汀“其他心灵”
一文中的一段分析：①
“可以区别开两种不同方式的犹豫。
（１）以我们正在品尝某种滋味的情形为例。我们会
①见《逻辑和语言》第二辑，Ａ。弗卢编（牛津，黑墙，１９５９）第１３７页以下（省略了奥斯汀的脚注）。
在这里，哲学也通过使用日常言语的缩略词“Ｄｏｎ‘ｔ”
、“ｉｓｎ‘ｔ”来证明它对日常用法忠诚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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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以前从未尝过和这相似一点的东西。……唉，真没法子。我越是想一想它，我就越糊涂。在我的体验中，它是十分独特的，完全与众不同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
‘这说明了在我过去的体验中找不到能和目前情形相比较的情况：我肯定在我的感觉上它不象我以前品尝过的东西，不足以使我能象描述其它东西那样来描述它。这种情形，尽管非常独特，但也属于较一般类型的情形，即，我不完全肯定，或能清楚地肯定，或实际上肯定，它是（例如）月桂的滋味。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都是通过在我过去的体验中搜寻某种和它相象的东西，某种使得我能或多或少肯定地用同样的描述性言词来进行描述的相象性，力图鉴别目前的东西。而且我将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２）
另一种情形尽管很自然地同上一种情形相联系，却是不同的。在这里，我努力做的事情是鉴赏目前的体。。
验，注视它，生动地感觉它。我并不确信这是菠萝的滋。。。。
味：也许正好有点菠萝的东西，一种浓烈的气味，有刺，。。
没有刺，给人一种饱腻感，不是有充分理由把它视为菠萝吗？也许它的绿色给人一种特定的暗示，排除了紫红色的可能性，不是很难把它当作天芥菜属植物吗？或许它没有明显的奇特之处，我更应该目不转睛地观察，一再细细地看，也许碰巧出现非自然的微弱启示，它看起来不象是普通的液体。我们对我们实际感觉的东西缺乏敏锐性，这不是通过或仅仅通过思维来治愈的，而是靠更敏锐的识别，靠感官的辨别（当然，思考我们过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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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思想１７１
验中其它更明确的情形，能够而且实际上的确有助于我们的辨别力）。“
在这段分析中，要不得的东西是什么呢？在精确性和明晰性上，这段分析或许是卓越的，是正确的。但不过如此而已。我认为，它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对哲学思想和批判思想来说也是破坏性的。从哲学的观点看，提出了两个问题：（１）这样阐释概念（或语词）
，能否趋向于并终止于实际的日常论域？
（２）精确性和明晰性本身就是目的，还是服务于别的目的？
就其第一部分而言，我肯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大多数陈腐的言语例子，正是因为它们的陈腐特点，才可以阐释现实中的经验世界，并有助干解释我们关于这世界的思索和言论——如萨特对一群等公共汽车的人的分析，或卡尔。克劳斯对日报的分析。这些分析之所以能阐释某种状况，是因为它们超越了这种状况的直接具体性及其表现。它们超越这种具体性，走向那些构成这种状况和在这种状况下说话（或沉。。
默）的人的行为因素。
（在刚才引用的例子中，这些超越的因素可以追溯到社会劳动分工。）
因此，分析并不终止于日常论域，它超出了这个论域，展开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用语甚至可以同日常论域相矛盾。
看看另一个例子：象“我的扫帚在墙角”这样的句子也可以出现在黑格尔的逻辑中，但这些句子在那里表现为不适当甚至虚假的例子。它们只会是被拒绝的东西，会被一种在概念、风格和句法上具有不同秩序的论述所超越。对这种论述来说，决非“显而易见，我们语言中的每一句子‘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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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井井有序‘“。
①情况正相反，每一句子都象这种语言所表达的世界一样，几乎毫无秩序。
几乎受虐狂似地把语言贬低到谦卑和普通的地位，成了一种程序。维特根斯坦说：“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一种用处，那么一定象‘桌子’、‘灯’、‘门’之类的词一样谦卑。”
②我们应该“坚守我们日常思维的主题，不要误入迷途，想象我们应该描述极其微妙之物……。”
③仿佛这是唯一的选择，仿佛这些“极其微妙之物”不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合适题目，而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合适题目。思维（至少它的表现）不仅被迫穿上日常用法的拘束衣，而且还被责成不能超出已经存在的东西去探询和寻求解决办法。
“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拿出新的消息，而是靠整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④
哲学自封的贫困，把它的一切概念奉献于既定事态，不相信有新经验的可能性。对既定现实统治的服从是全面的——可以肯定，唯一的语言事实不过是社会用其语言说出来的，并要求我们服从的事实。这些禁令是严肃的权威性的：“哲学和语言的实际用处决不可以互相干涉。”
⑤“我们不可以提出任何一种理论。
在我们的考虑中不一定有假设的东西。
我
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４５页。
②同上书，第４４页。
③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４６页。
④同上书，第４７页。这段译文不准确，因为德文本表达“拿出新的消息”
之意用的是Ｂｅｉｂｒｉｎｇｅｎ
ｎｅｕｅｒ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一词。
⑤同上书，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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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思想３７１
们应该消除一切解释，只有描述才有地位。“
①。。人们不禁要问，哲学留下了什么呢？如果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没有任何解释，那么思维、智慧留下了什么呢？然而，关键的不是哲学的定界或尊严，而是有无机会保留和保护用不同于日常用法的术语（这些术语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正是因为它们是别的术语）来思考和说话的权利和需要。所牵涉到的是扩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排除那些能理解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来描述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
首先，日常的思维和语言领域同哲学的思维和语言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差别。在正常的环境里，日常语言的确是行为的——实践的工具。
当某人说“我的扫帚在墙角”
时，他可能意指，别的问及扫帚的人想到那里取扫帚或把扫帚放到那里，正感到满意或生气。总之，这个句子通过引起一种行为反应而实现了它的作用：“效果吞没了原因，目的同化了手段。”
②
相比之下，如果在一篇哲学文章或论述中，“实体”
、“观念”
、“人”
、“异化”等词成为一个命题的主语，那么决不会发生把意义转化成行为反应的作法，而且这种作法也不会有什么地位。语词实际上是未实现的，除非它在思想上引起别
①同上书，第４７页。
②保罗。瓦莱利“诗歌和抽象思维”
，见《作品》第１３１页。另见“在语言问题上诗人的权利”
，载于《艺术简论》（巴黎，加利马德，１９３４）第４７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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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这种命题可以通过历史连续体的一系列中介，帮助形成并指导一种实践。
即便此时，这种命题仍是未实现的——只有绝对唯心主义的傲慢，才主张思维与其对象最终同一的论点。因此，哲学所关心的语词，决不具有“象‘桌子’、‘灯’、‘门’之类的词一样谦卑”的用途。
所以，在日常论域中不可能获得哲学上的精确性和明晰性。哲学的概念针对的是事实和意义的一个向度，这个向度“从外部”来阐释日常言论原子化的短语或语词，表明这种“外部”对理解日常言论是根本的。或者说，如果日常论域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那么哲学的语言就成为“元语言”。甚至在它用日常言论的谦卑术语来活动的地方，它仍是对抗性的。
它把现存的经验的意义背景溶解到它的现实背景中；它从直接的具体性中抽象出来，以便获得真实的具体性。
从这种立场来看，上面引用的语言分析的例子，能否作为哲学分析的有效对象，是大可怀疑的。最精确地和最明晰地描述品尝某种象或不象菠萝滋味的东西，能有助于哲学的认识吗？它能否作为有关可争议的人类状况（这些状况不同于医学或心理学品尝试验，肯定不是奥斯汀分析的意图）存亡攸关的批判吗？分析的对象，如果脱离了说话者在其中说话和生活的更大更稠密的语境，也就丧失了概念得以形成并成为语词的普遍中介。实证主义的分析被例子以及分析本身孤立开来，在实证主义的分析中并没有出现人们在其中说话和行动，并使他们的语言获得意义的这种普遍广泛的语境。
那么这种语境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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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更广泛的经验语境，这个现实的世界，今天仍然有死刑毒气室和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美国的卡迪拉克斯和德国的梅塞德斯、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核城市和中国公社、古巴、洗脑筋和大屠杀。但在这个现实的经验世界里，所有这些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被遗忘、抑制、不为人知，而且在这个世界中人民是自由的。也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墙角的扫帚或品尝菠萝似的东西成了非常重要的，日常的艰难和日常的舒适也许是构成一切经验的唯一项目。这第二个受限制的经验领域是前者的一部分；支配前者的权力也塑造着这种受限制的经验。
可以肯定，建立这种关系不是日常语言上的日常思维的职业。如果它是一件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的事情，那么，用不着转移到政治领域，便可证明这种抽象是合理的，便可弄清并描述其意义。但是，在哲学中，问题不是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更何况在今天经验哲学应建立在抽象经验基础上呢！
而且，如果语言分析应用到政治术语和短语上，这种抽象也是不正确的。分析哲学的整个一个分支从事着这一任务，但这种方法已经封闭了政治的即批判的分析的概念。操作的或行为的转换，把“自由”
、“政府”
、“英格兰”之类的术语同“扫帚”和“菠萝”同化起来，把前者的现实同后者的现实同化起来。
日常语言在其“谦卑的用处”上，的确对批判的哲学思想有致命的关系，但在这种思想的媒介上，语词失去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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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谦卑，并显示了维特根斯坦丝毫不感兴趣的“隐蔽的”东西。不妨考虑一下黑格尔现象学中对“此地”和“此时”
的分析，或列宁关于如何充分分析桌子上的“这杯水”
的提示。这种分析揭示了在日常语言中作为隐蔽的意义向度的历史——社会对社会语言的支配。这个发现打破了既定论域。。
最初呈现的自然的和物化的形式。语词不仅在语法和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而且在内容的意义上，表现为真正的术语，即表现为决定意义及其发展的界限——社会强加给言论，强加给行为的术语。这一历史的意义向度再也不能靠“我的扫帚在墙角”或“桌子上有乳酪”之类的例子来阐释。诚然，这些表述能够揭示许多模糊性、疑惑和怪念头，但它们难以超出同样的语言游戏和无聊学术的王国。
语言分析在物化的日常论域上调整自身，按照这个物化的论域来揭示和澄清这种言论，因而抽象掉了否定性，抽象掉了异化的和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