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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上问：真能来吗？太好了！他说，他会专门陪我去马鬃山。车他有，一切由他安排。又问“来几个人？”我立即说：“就我自己，一个人。”他说，你带两三个人，我都负责到底。我知道目前经营企业也太难了，真不愿意再麻烦他了。但我也知道，他说了，就是实心实意的。他还说：在酒泉完全与2003年一样，我去接你，还住在军区招待所。这也正是我一直向往的。
——人生就是在快意与失意间度过。
只要工作摘得开，我随时可以走。我计划是3月3日—18日，去两周。给新疆师大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朋友崔岩虎打了电话。听说我马上去，他很高兴，要我为他们的学生作一次讲座。我答应了。我的初步计划是（我又做计划了，这感觉真好）：在乌鲁木齐5－6天，去档案馆查找黑喇嘛资料。然后，就去酒泉。这样，我下周二必须处理好一切未尽事项，然后随时处在可以出发的状态中。
3月3日，早晨5点起床。赴乌鲁木齐的航班是9点20离开北京空港。8点15到机场，却得知航班晚点到下午两点以后。中午，将我们拉到花园酒店，临时住了下来。午餐，大家感慨万千，一个南方人曾对工作人员说：我们迟到一分钟也不行，可你们，一晚就半天一天的。吃完，睡了一大觉。又通知吃晚餐，其间，有人说将在晚上八点起飞。我与北京、新疆等有关人打了一通电话。与同行的旅伴学会了查询手机话费的办法，还有340元话费。飞机在19点40起飞，23点20抵达乌鲁木齐。
3月4日，下午，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作题为“最后的罗布人”的讲演。题目是他们出的。晚餐后，回到住处。
在乌鲁木齐的几天里，见到许多老朋友。其中有几个是我在1984年环游塔里木时结识的。但是，在档案馆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关于“丹毕加参”的资料。我已经托人查过了，也是这个结果。可我还是得自己来查一下。
3月8日，晚上18点47，乘T296出发。前往酒泉。同行者有新疆中国新闻社的杨东。我在1984年环游塔里木路经阿克苏时与他结识。
我不知道此行会有什么收获。档案馆的情况，似乎是个提醒。我会回空手而归吗？
这时，我想起了《乌鲁木齐四季》的最后一段话：“我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写着这篇越南难民与乌鲁木齐四季的故事。我一遍又一遍倾听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我在电脑屏幕上写的就是‘我的生活’，而乌鲁木齐的四季，就是乐曲的四个乐章。搁笔前必须说明的是：在这里我写下的一切的是真实的，绝无虚构。其中每一个人用的都是真实姓名，每一件事都可以反复核实。惟一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事实，就是对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惟一包容纳在字里行间的想象，就是发现者自己的喜怒哀乐、苦辣甘甜。”
有了这样的“体温”，我还担忧什么呢？
《黑戈壁》 第四部分前往肃北马鬃山（1）
3月9日，上午8点30分，T296列车正点到达酒泉车站。
吕总来接站。仍住在“晋城门”附近的“八一宾馆”，居然还是2003年的406室。这是巧合。晚上，一个人在鼓楼附近散步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6点30，启程经玉门镇、桥湾，前往肃北马鬃山镇。
李总亲自送我到马鬃山，吕总将陪同我在马鬃山考察。7点50，在玉门镇吃早饭时，向2003年的考察团团员小殷（殷国旭）借了一个卷尺。进入黑戈壁之后路过黑马鬃山、黄马鬃山，视野中是望不断的丘陵，总的地势是在抬升之中。许多山峰戴着雪冠。这条路我是第一次走，2003年我们走的是自额济纳出发，从东向西穿越黑戈壁的荒漠之路，那条路几乎与1927年哈士纶的路线重合。但这次是行进在国道上。
中午11点，到达马鬃山镇。李总没有吃中饭，略事休息就返回酒泉。吕总安排我们住在当年住的“马鬃山宾馆”。
街头，还是那一家三只的北山羊迎候我们。大风横扫，不见行人。
我们到“国门小学”拍了照片，并作了初步采访。与旧学校并肩的是一栋刚刚落成的新校舍，建筑有民族特色，而且相当气派，但还没有启用。学校有40多学生，17个老师，从学前班到六年级，都有。孩子们一个个健康可爱，可与新建的三层楼校舍相比，学生是太少了。
又见到副镇长娜仁娜。我们谈了这次的计划：在镇上采访；前往北方边界（北大门）寻访谢别斯廷泉水（或是1990年《中国地图》上标明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再次到马鬃山的碉堡山看看。
来马鬃山镇采访如同游子还乡，使人感到亲切适意。而且什么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痛痛快快。我总觉得这些年来我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我的耐心已经全耗费在了不该耗费的地方。在酒泉，在马鬃山，我感到自己又站在起跑线上，只等发令枪响。从2003年到了碉堡山起，耐心又逐渐回到我身上，因为我随时会有发现。
下午与晚上，与镇上几个活跃的青年欢新、巴依尔、达布、西力得克等结识。这是此行的主要收获之一。他们给我的感觉是自尊又不自信。他们是新一代的牧民，与父辈全然不同，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发生的转变，将载入史册。我已经不怀疑该不该来、会不会有收获了。
欢新（35岁），承包了镇的文化中心，就住在与宾馆比邻的“文化中心”一楼。“不速之客”随意走进了开着门的大楼，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欢新有一辆其他地方报废了的越野汽车，自己还开了一个酒吧，同时是个歌手，最崇拜亚东。我随随便便就闯进了他的家，开门见山地与他交谈起来。
欢新知道黑喇嘛其人，知道碉堡山的来历。还告诉我，听说前些年在碉堡山出土过麻钱（制钱）。他依次介绍了他的朋友们：
巴依尔（30岁），有自己的汽车、摩托，是硅化木的收集者，他的家中还有一辆为儿子买的玩具仿真汽车。他的硅化木，有两个相当好，几乎就是一株古树的“段落”，树皮苍翠，树洞宛然，年轮清晰。
达布（33岁），他的羊群目前在红石山，他们的羊群都是雇了河西的汉族人在放牧，达布雇了两个人（分放两群羊），一个是天祝来的汉族，他说一个月他付他们每人500元，我的直觉感到他大约是说得多了，300元就不错了。他自己买了两辆车，一辆是越野车，另一辆是大卡车，专门为羊群送给养与水等物资，并且为附近的矿山跑运输。
第四个，是西力得克，他承包了“马鬃山宾馆”，每年上交30000元。情况大约不会太好，今年3月，迄今（10号）只有我们3个人住了两间房子，一晚上总共120元。他雇了一个服务员，叫做尼克木（女，40岁），原是肃北县水产公司（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下岗来此。每月300元，她带了两个女儿，一个刚刚会走路，另一个上中学了，丈夫与家都在肃北县城。这个两层的宾馆落成已经有几年了，光是维持运转的水电费等，就不会太少吧。马鬃山镇何时繁荣起来，是他们最关心的。我想。
在这些青年人中间，欢新大约是“召集人”。但是，他们谁也没听说“敦煌天杰”，1997年对他们也没有特殊意义。
下午4点，去采访当地著名的老人达西（86岁），2003年10月3日，在马鬃山宾馆采访过他。但目前他的情况不太好，已经双目失明，因哮喘病卧床不起。他坐在床上，孩子为他披上了薄薄的被子。
达西说的与2003年大致一样，新的内容有：刺杀黑喇嘛的人名叫南兹德巴特尔。在马鬃山，黑喇嘛把归顺他的牧民作了分工，放羊，放骆驼，找水等，男人参加军事训练。他在马鬃山，不停地有牧民从外蒙古越界来投奔他。他死了，这些人都跑光了。那个泉水（谢别斯廷）与同名的井，1961年划界时将泉水划在境外，井则划在境内。他同样不记得1997年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有什么外人来到马鬃山。
下午5点，去“国门小学”。三男一女，几个教职工在一起搭伙作晚饭。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我的“知青”生活。一股热气拥在我胸中。青春岁月就如同清澈渠水从指缝中流逝。小学的副校长叫做哈斯巴特尔。这个镇子不通市话，通讯联系全使用手机，即便是在同一个镇上，也使用手机来联系。
刚刚结识的年轻人达布带着边巴老人来到宾馆，在我的房间内作了访谈。
边巴（75岁）的哥哥巴莱是当地知道黑喇嘛情况较多的人，但已经在2004年去世了。边巴说：从外蒙来了6个人，杀了假喇嘛。此前来了一个老汉，探听到假喇嘛的实情，写了一封密信藏在马鬃里，放马返回外蒙。假喇嘛什么坏事都干，新疆、肃北、阿拉善的人都知道他。边巴讲了刺杀假喇嘛经过，大致与韩巴德尔湖、达西说的相同。但他提到：假喇嘛的肋骨与别人不同，不是一条一条的，没有中间的缝。（“像个盾牌？”我问。他点点头。）刺杀假喇嘛时，是从腋下开了一枪。这倒是个新情况，也许黑喇嘛就是穿了“防弹衣”，所以才会传说他刀枪不入。可那时有没有防弹衣呢？也许是精制的锁子甲？人们请他去念经，两个人趋前扶着他，乘机将他的双臂抬起，从腋窝开枪将其打死。他的部下有500多人，在押回蒙古途中，杀死在一个丘陵地带，血染红山石，从此这里就叫做“红石山”。来行刺的人是6个，这与蒙古国档案中的记载竟完全一致。
最有意思的是，我问道：1997年马鬃山发生过什么？这本是很好答的问题，因为如同马鬃山这样寂寞的地方，有外人来本身就是“新闻”。可边巴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你来了，住上一个月。这样匆忙，怎么能了解到实情。他说的当然对，可是，我早已经不是80年代那个“荒漠独行”的人了。
整个晚上，与达布等人聊天。
《黑戈壁》 第四部分前往肃北马鬃山（2）
达布说了一个情况：他家的羊群的放牧区里，在一片缓坡上有许多破旧的木质马鞍。他放羊时见到过，还把它们烧了取暖。我听了，心里咯噔一声：那地方就叫做红石山呀，韩巴德尔湖与边巴说的“外蒙坑杀黑喇嘛部属”，使得石头都变红了的地方，就是这里。在有的地图上，还标识出“红石山”这个地名。此外，他还说，在他家的羊房子边上有个石磨盘，不知从哪儿来的，也不知谁是磨盘原来的主人。同时，达布说，他在几年前当过兵，驻防在边境上，“那然色布斯台音”（谢别斯廷）泉水与井都在中国境内（这点与达西说得不一样），他曾在泉水边上放过哨。
直观上，我相信达布的话。
当时我决定，明天去寻找谢别斯廷泉水，除了娜镇长为我们租的气象局的车，应该再租上达布的车。一是宽敞些（除司机还有5个人），二是为此行增添些鲜活的内容，不至于太枯燥。与吕总协商，得到了他的支持。
此行真的与以前的考察大不一样。以前的活动中（除非是我自己的“独行”），几乎所有小事都会成为问题，而在河西，一切问题都自动删繁就简。我的直觉是：达布的羊群将是关注点。
我想起1998年那次在罗布荒原寻找“小河”的一个插曲。当时，在阿拉干道班，我见到了一个1992年环游塔里木时结识的维吾尔族养路工伊明。他在工余多次到我们即将前往的那片荒漠远游。他去过著名的“麦德克”古城，他还到达过一个到处是干尸的地方。虽然不能确定那就是小河，可当年斯文•；赫定、贝格曼都是依靠当地人进入沙漠的。斯坦因、亨廷顿、桔瑞超也是。有伊明在探险队之中，不但可以省去一些找路的麻烦，也为“探索”“寻找”“发现”增添了内容。这，本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内容。可是我的建议被否决，理由是伊明要求付给他100元（才100元）的劳务费。我说，这100元我付。可也被劝止，因为这样会使“别人”很没面子。
想到在西部走过的路，我充满成就感，也不乏沮丧。我不想批评谁，我没有这样做的资格，更没有这样做的心情。可是，假如你的本事就是把一个问题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我们什么时候付诸行动呢？然而我们是为了行动而来的呀！对待那些你弄不清他到底是问你问题，还是试图塞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
夜里，我又独自一个人在街头漫步。马鬃山是最不利于散步的地方，因为风大得随时会将你刮倒，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任凭思维领路；马鬃山是最有利于思考的地方，因为大风时刻在提醒你你必须站稳当，否则随时会失去立足点。
——我在附近的庙会上漫步，在“套圈区”集合着许多孩子，面对远处地上摆放的一个个“奖品”，他们的家长与他们一样跃跃欲试。突然，场面扰动起来，有人在说：看，他又来了。一个年龄在46与64之间的男人，从不情愿的经营者手中买了一大把藤圈。有人低声对别人说：他要套了，上次他把所有奖品都给套了个精光。果然，一个，两个，一网打尽。看着他套圈的动作，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我们一同从北京去军马场的知青。他在我之后上了马群，成了骑术最好的知青，我见过他从飞奔的马上俯身拾起地上的马鞭，他的套马技术连老牧工也自叹弗如，他是将盘好的套马绳从脑后抛出，瞅着怪怪的，可百发百中。他抱着一捧奖品，准备离开，我认出来那就是我的知青朋友。我们已经30年没见过了，听说他回到北京一直在丰台的街道上修自行车。他随手把奖品发给了身边的孩子，只留下了一个陶瓷的马。我克制了追上去与他打招呼的愿望，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仿佛着了定身术。
——父亲母亲带我到办公楼礼堂看《三岔口》。那是“反右”之前，知识分子心情普遍相当好，以为百废待举的时期终于来了。我不想看京剧，就装着睡着了。回家时，父亲对母亲说：他醒了吧，放下来让他自己走吧。我不想离开母亲的怀抱，马上说：“我没醒，我睡着了。”大家全笑了。爸爸破天荒地抱起了我。
——我们家附近有一条不长的便道，下班时最热闹，两边都是卖各种东西的小商贩。要买点零碎，还真方便。但堵塞交通。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市场”，总有城管人员来清理。这天我正从那里路过，“市场”扰动起来，小商贩们呼叫着“城管”“城管”，开始收拾东西走人。果然见到一辆卡车从另一头驶上街道，商贩推着、拉着、蹬着破旧的车辆躲避逃跑。卡车像是逗商贩玩，跑得快了他就开得快，慢了他也慢。一辆拉着满车草莓的三轮翻了，卡车也停下来。望着一地的水果，农妇失声大哭，与自己的男人撕打起来。车上下来的干部反而去劝架。两人一齐扑向干部。我拉开双方。干部对农妇大声呵斥，我转向他，说：你受过教育吗？你有亲人子女吗？你也是做父母的人吧？如果你有理由，可以罚他们，扣他们车，可你干吗欺负人？你不也是人吗？干部愣住了，他原来一定是以为我会帮他的。他想说什么，可望着怒目而视的围观者，一时失声。我从地上胡噜了一大堆摔烂的草莓，匆匆装进一个塑料袋，站起身，塞给农妇10元钱，说：这是我买草莓的钱。然后扬长而去。几天后，我到街上买早餐，要了两碗豆腐脑。卖早点的老板娘把我的钱还给我，说：我认识你。你花10块钱买了一堆草莓。这顿早餐免费。
——小学六年级，我们班来了一个代课老师。那是一个又瘦又高的男老师，就是北大东门外成府街的老居民。大约好久没有工作了，显得颇落魄，但在课堂上一站，腰板挺得笔直，又像一个末代王公。他讲的课十分受学生欢迎。可他在课堂上有一个毛病，总不时地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子，小心地吸溜上一口。他看同学们全好奇地望着他，就解释说：“我有气管炎，随时得喝药。”我也有气管炎。一次课间操，他的“药瓶”放在课桌上，我忍不住打开，一股冲鼻子的“药味”呛得我打了喷嚏，我学着他的样子，小小心心地吸溜了一口，结果，我当时就醉在课堂上。不用说，他的“药水”度数不会小于60度。
——不久前，我到上海博物馆的图书馆看一部找了几十年的、原来以为已经失传的古籍。那是元刊孤本。我计划在上博工作完，到上海图书馆看另外一种诗集。在细雨中我赶到了上海图书馆。但是，在善本部怎么也查不到那种书的书号。也就是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