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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总书记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他指出：从1949年至1971年，双方对立达20余年，这期间两国的利益都受到重大损失。从1971年至1989年，中美关系得到持续发展，给两国都带来了重大好处。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和教训，要搞好中美关系，一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强加于人；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在此前提下，求同存异，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关键在于双方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看待相互关系，在于双方真正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分歧应加以承认，但绝不能听信谣言。分歧与共同点相比是第二位的，只要双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关系是可以处理好的。
谈到伊拉克危机时，江总书记引用了扬州史可法祠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表达了对失去国家的怀念。所以中国同情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侵略。他又引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说明打起仗来人民要遭殃。我们不希望战争，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
关于人权问题，江总书记详细讲了中方立场。他指出：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是抽象的，中国尊重人权，但中国必须保持稳定。我们处理“六四”事件有关人员是很宽大的，留学人员来去自由，北京1989年回国的自费生有3922人，1990年临时回国的自费生北京就有5074人，上海有5000人。从“六四”到1990年底，公派出国留学人员3964人。
李洁明一再表示，江总书记的谈话很有说服力，特别是留学生的有关数字，他回美后可据此向国会做工作。
会见后李洁明很有感慨地说，江泽民知识渊博，反应敏捷，如能访美，一定会受到各方人士欢迎。他又说，中国可能在下一世纪的经济竞赛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景是乐观的，他不赞成美国进一步对华制裁，中美经贸有长远的利益，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双方可以进行有益的合作。
这次会见是李洁明第一次单独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书记苦口婆心地对他讲了中国的政策，强调要站得高，看得远，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江泽民的谈话当然不只是对李洁明讲的，而是向布什总统讲的。当时中美关系仍然处于低谷时期，但布什总统已两次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邓小平向对方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分歧的建议，因此，江总书记通过李洁明传递中方的立场，意在推动美方早下决断，采取积极行动。可惜当时苏联正在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使美方对形势做了错误判断，失去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次机遇。
第三部分经历中美关系重重危机的芮效俭大使
1989年6月以后，中美关系陷入重重危机，李洁明大使于1991年5月离任返美。美国政府立即任命芮效俭（Stapleton Roy）为新任驻华大使。中国人对芮效俭并不陌生，他的出生地是南京，会讲流利的中文。在伍德科克任联络处主任和驻华大使时期，他就是副主任和公使，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他的一生都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度过
1935年6月16日一个美国婴儿在南京降生，他就是今天的芮效俭。父亲的中文译名叫芮陶庵（Andrew TRoy），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这位教授1930年就到了北京，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攻读一年中文。这所学校原在东四附近，现在已找不到，但当时却颇有名气，著名的美国军人史迪威、包瑞德和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该校学习过中文。此后芮氏全家辗转于南京、上海、成都，直至1950年返回美国。由于芮效俭汉语讲得好，宾夕法尼亚大学破格接受了芮效俭入学，这时他才17岁，随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
第三部分科班出身的外交官
1956年芮效俭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考入国务院，在情报和研究司任情报分析员。随后被派出国，在泰国当过“和平队”队员。1958年至1959年在台北学中文，后又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至1964年又回台北，任驻台湾“大使馆”政务官员。他先后在台北工作的最大收获是中文有了实践机会，得到很大提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务院又派他去联邦德国，到加米施美军高级研究院学俄文，学成后调回国务院苏联处，后又派往莫斯科，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二等秘书。他在赴苏任职前，结识了苏联驻美大使馆的一位一等秘书，叫罗高寿，两人的汉语都很好，可以互相用汉语交谈。两人不但在莫斯科不断交往，后来20世纪90年代芮效俭到中国当大使时，罗高寿也任苏联驻华大使，两人又互相见面，用汉语交谈。
1972年芮效俭调回国务院，任欧洲事务司副处长。1974年，国务院安排他在国家陆军学院进修一年，这也是美国中级外交官多数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梯。
1975年芮效俭调回远东司中蒙处（中国和蒙古事务处），担任副处长。在此期间，据他事后自己追忆说，他于1976年曾有机会陪同一个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他自1950年离开中国后首次进入中国，真有返回故乡之感。他们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和大连。
1978年芮效俭被派往北京，任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做伍德科克主任的主要助手，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由此可见，他断断续续目睹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动，也经历了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最后亲自参与中美建交的过程，为他的这段外交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美建交后，他继续在驻华大使馆任副馆长，辅佐伍德科克大使的工作。1981年他被调任驻泰国副馆长。1984年任驻新加坡大使。1986年调回国务院，任助理国务卿帮办。1989年至1991年，先任舒尔茨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兼执行秘书，后又继任为贝克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兼执行秘书。1991年，老布什总统任命芮效俭为驻中国大使，使他达到了终身事业的顶峰。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继续留用芮效俭为驻华大使。1995年他被调任驻印尼大使。1999年秋，芮效俭回美国任负责情报和研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0年12月他辞去该职，2001年起从国务院正式退休。
任内经历的中美关系第一次危机：美国售台F—16战斗机事件
芮效俭担任助理国务卿帮办时，中美关系处于较稳定发展的时期，当他来华任大使时，中美关系已处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
芮效俭夫妇于1991年8月10日到达北京。8月20日杨尚昆主席接受了芮效俭的任命国书。
芮效俭大使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当时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特别是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后，美国政府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对改善中美关系缺乏紧迫感，因而对华施压的事件一再发生。如宣布中国为“超级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对象”（知识产权问题）、停止对华出售卫星及其部件、美国海关对中国在美国的几十家公司进行突袭式搜查等等。中方有关部门多次就上述事件向芮效俭大使进行交涉，使这位新大使有应接不暇之感。
到了1992年，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布什总统于当年9月2日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老布什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行动，但他在反华势力、亲台议员及通用动力公司老板的催促下，为了扭转大选中的颓势，企图多捞一些选票，并缓和同反华势力的矛盾，竟不顾中方的严重警告而出此下策，宣布要向台湾卖价值50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
芮效俭大使在北京听说布什要采取这一行动前，曾竭力表示反对，认为这无异于撕毁了《八一七公报》的协议。但他无力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只能以遗憾的心情准备接受中方的强烈抗议。
1992年9月3日，刘华秋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中方要做出强烈反应的警告。布什政府接到芮效俭的报告后，只得采取修补措施，派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到北京，就布什的行动进行解释，并提出了七项修补中美关系的措施，包括恢复两军交往和对话，颁发出售卫星许可证等。到11月上旬，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民主党的克林顿将入主白宫。在此情况下，关于F—16战斗机的交涉只能告一段落。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1）
芮效俭任驻华大使后遇到的第二次危机就是“银河”号事件。
1993年1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上台初期，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实行“以压促变”的高压政策。这个政策的重点有二：一是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政治让步；另一个是指控中国对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内部成立了以助理国务卿洛德为主持人的各部门联席会议，专门负责人权和贸易问题。另外，还成立了以戈登·科勒为首的防扩散中心，其成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军方、国务院等部门人员，专门对付所谓中国对外扩散武器问题。
1993年7月，中央情报局获得情报，称中国货轮“银河”号将由大连港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船上装有可作为化学武器原料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情报机关已得到上述物品的装船货单，可作为指控中国的证据。7月23日，美方命其驻华大使芮效俭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指控。此时，“银河”号已驶至新加坡，美国在当地的情报站报告说，该船未在新加坡卸下化学品集装箱，相信化学品仍在船上。
7月下旬，美国政府举行了高层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强硬措施。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后在小布什政府内任国务卿）命令美国海军对“银河”号进行拦截。据此，从8月1日开始，美国地中海舰队派出一艘军舰，以保持15海里的距离对“银河”号进行监视，包括用军用飞机在“银河”号货轮上空低空盘旋、侦察、拍照，也即进行不间断的近距离干扰。
8月4日，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奉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中国政府已对美方的指控进行了彻底调查，经核实，美方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中方对美方的无端指责和干扰中国船只正常商业运输活动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8月7日，秦华孙再次召见芮效俭，就美国干扰该船航行提出强烈抗议。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中方已指示“银河”号暂停航行。中方在驳斥美方指控时曾指出：“银河”号是从天津港出发的定期货轮，其航线是：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迪拜、达曼、科威特，并非美方说的从大连出发，终点是伊朗的阿巴斯港。“银河”号主要货物是文具、五金、机械等，均为集装箱货柜，而伊朗的阿巴斯港并无集装箱码头。由此可见，美方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方仍一意孤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8月10日向国会宣称：“美国决心检查那艘船只。”
8月18日，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众议员代表团，芮效俭大使也在座。江主席直接向他说：“我亲自过问了此事，我肯定船上没有你们指控的化学品。”芮效俭心里明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已经说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肯定有误，事态的发展将以美国的难堪而告终。他立即向华盛顿申述自己的看法，认为船上不会有化学武器原料，美方最好以低调了结此事。但中央情报局此时仍坚持己见，胡说中方的表态不可靠，因为美方有装船货单为证。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也都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意见，同意与中方斗到底。于是美国政府又指示芮效俭向中方提出要求：必须制止该船驶往目的地，否则美方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美方还提出要搜查该船。为向中方施压，美方还于8月25日宣布，由于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导弹，美方在两年内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的高级技术产品。实际上美方这一指控是克林顿总统上台前已经提出的，一直拿不出可靠证据，此时却突然宣布制裁中国，纯属进行恐吓，企图来个下马威，使中方在“银河”号问题上让步。
中方在与美方的霸道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从策略上考虑，同意在第三国与美方对“银河”号进行联合检查，以便向世界舆论揭穿美国指控的虚伪性。
开始中方曾向“银河”号已到达的海域近处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系，希望在其某个港口停泊，以便进行联合检查。8月17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已同意提供此项方便，但8月18日突然改口，表示不愿介入中美纷争，拒绝让“银河”号入港。美方此时继续向中方施压，要求“银河”号返回中国。这就表明，美方已感到心虚，最初是它提出的检查货物，这时它又向有关国家施压，不让它们让“银河”号入港，其不可告人的企图显然是躲避公开检查，让“银河”号返航，到时候中方如宣布货轮上未装载美方指控的化学物品，美方也可继续造谣，使中方背上黑锅。
经过中方努力，8月底沙特阿拉伯政府同意允许“银河”号驶入达曼港，并愿由中、美、沙三方人员共同检查货物。当时中国政府同意检查时坚持一个条件：美方必须公布检查结果。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2）
美方派中央情报局人员到沙特参与此事，在中国、沙特和美国三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船上782箱货物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全面检查，美方一无所获。9月4日，美国国务院无奈地宣布，对中国船只的检查没有发现载有化学武器的证据。
美方耍了一个花招，它拖延到9月4日才同意公布结果，而这一天是星期六，经历一个“长周末”，在美国新闻已成了“旧闻”，可以大大减少美国外交上出丑的轰动性。美方在宣布时还加上一句话：美国曾掌握“可靠”消息，因此追踪和检查是必要的。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银河”号事件是美国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它给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国强烈要求美国方面公开道歉，赔偿中方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并采取措施消除其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
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政府内部因此发生争吵。克里斯托弗、莱克和国防部长阿斯平都把怒火指向中央情报局和防扩散中心，而后者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又无中生有地说，中国货船已把化学品投入大海。这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在大批美国军舰和飞机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下，中国货船怎么能把大量化学品投入海中而不被发现呢？
1993年9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上述谬论批判说：“在‘银河’号事件真相已经大白的情况下，美国还在继续造谣，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样做只能是欲盖弥彰。”
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的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在人权与贸易挂钩问题上面临美国企业界的反对，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在防止武器扩散上，借“银河”号事件攻击中国的企图落空，政府内部出现争吵。美国的霸权行径和高压政策不但使中美关系不断下滑，而且在亚洲普遍不得人心，美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处境。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政府终于进行了一次政策评估，开始认识到，再一意孤行下去对美国自己是不利的，并决定进行政策调整。在“银河”号问题上，克林顿接受了芮效俭大使早已提出的“低调处理”意见，派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森访华，向中方承认美方的情报有误，做了口头道歉，并表示美方今后乐于改善对华关系。汤姆森20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当时是洛德大使的主要助手（副馆长），后来调任驻阿富汗大使（长驻在巴基斯坦），过去同中国交往较多，一直主张加强中美关系。这时选中由他来缓和关系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选择：一是他同中方关系较好；二是地位不高不低，来华认错和道歉，不致引人注目，也不会引起媒体宣扬。接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于9月25日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表示克林顿总统愿扭转两国关系的下降趋势，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不但国务院和军方要恢复与中方有关对口单位的交往，而且克林顿本人将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