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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恒安石成了“校友”
日本投降后，恒安石留在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了一年多。1946年他结束了在华长达六年的传奇经历，回到美国，加入了设在美国的“联合对华救灾会”，不久考入在华盛顿新成立的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学院，简称SAIS（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此后又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班，取得硕士学位。1981年作者本人也在SAIS学习了一年，取得硕士学位。他这时已在中国当大使，我从SAIS回到外交部美大司后，恒安石与我在外交场合见面，显得格外亲切，称我为他的“校友”，他还戏称在美国驻华使馆里还有几位SAIS毕业生，他要组织一个“SAIS校友会”，要拉我入会，他自告奋勇愿当第一任会长。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并没有成为事实。尽管如此，“校友”这层关系在我们以后的交往中还是多了一个积极因素。
恒安石之名由何而来？开始我们都以为从其英文名字的谐音转变而来，这是美国“中国通”的通行做法，恒安石应当也不例外。但据金先宏先生在其《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一书中披露，据恒安石自己解释，除了“恒安石”与英文名字谐音相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父亲叫恒慕义，他只能也姓“恒”，另外，他喜欢北宋时期锐意改革的宰相王安石，于是取名“恒安石”。这一来历使他与中国又多了一份文化情缘。
第二部分新任驻华大使走马上任
恒安石被宣布为驻华大使人选后，1981年7月19日刚从巴基斯坦返国，就忙于准备出席7月22日召开的参院外委会任命听证会。参院外委会主席之位由极右势力的代言人赫尔姆斯把持已达八年之久，他的绰号是“No。·赫尔姆斯”（意即他对各种正当提议或任命总是说“不”）或“长满尖刺的豪猪”（意即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专门为极右势力当喉舌，令人望而生厌。令恒安石高兴的是，刚巧这时赫尔姆斯失去了外委会主席的位子，恒庆幸自己的任命有可能有惊无险地通过。赫尔姆斯事前已向恒安石提出20个问题，恒安石非常聪明，将问题全交国务院远东司，由他们逐条拟出答复稿，恒安石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材料交给赫尔姆斯。这一办法果然奏效，省去了好多麻烦。但听证会上还是受到一些口头追问，恒安石按口径讲了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中国是重要的大国，对美国“有巨大的战略利益”；双方不但应有外交关系，还应建立起军事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到现阶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恒安石这样讲是有根据的，他已了解到，里根总统出于对付苏联的目的，同时也为了缓和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已决定要放宽对华贸易的限制，包括同意向中国出售某些高级技术和防御性武器。这一决策原本是黑格国务卿提出的，已得到总统认可。当议员问到如何处理大陆与台湾的相互关系时，恒安石也按国务院的标准答案作复。他说，美国不应插手目前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总的来说，这次听证会没有使恒安石作难，参院外委会顺利通过了恒安石的任命。
恒安石到任后，先拜会了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和美大司主管美国的官员，双方安排了恒安石的活动日程。按照次序，9月18日，他先会见了当时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浦寿昌，接着于9月24日正式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国书。随后，他又先后会见了一些中国领导人和各部委的负责人。恒在会见邓颖超副委员长时说，他很怀念周总理，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印象很深，认为他在中美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个伟人，但遗憾的是，那也是他惟一的一次会见周总理。他在会见以上人士时均表示，他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在执行自己的职务时，希望得到中方的协助。
《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双方激烈讨价还价
恒安石上任伊始，就遇到了中美间的一次重大危机，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严重较量。
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十分不满，特别是对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更为愤慨，决定在此问题上与美方进行一场斗争，目标是要美国限期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是第一方案。如果达不到，至少也要使美国同意售台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近几年的平均水平，并逐步削减至完全停止。
美国售台武器是中美建交谈判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建交时中方已明确指出，以后还要提出此问题由双方讨论解决。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建交原则。1980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又多次发表亲台言论，引起中方严重关切。里根入主白宫后，又酝酿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等先进武器。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场斗争是美方挑起的。
第一轮交锋是1981年6月中方邀请黑格国务卿访华。美方拟用向中国出售武器和转让技术的措施，来换取中方容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以明确的语言打掉了美方的上述幻想。第二轮交锋是在坎昆和华盛顿举行的。1981年10月21日，中方借各国领导人在墨西哥坎昆讨论南北关系之机，直接向里根总统提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问题，10月底黄华外长到华盛顿先后会见里根与黑格，重申上述要求。
这一系列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同意从1981年12月4日起双方在北京开始外交谈判，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这次外交谈判中方代表先后为章文晋副外长和韩叙副外长，美方代表为恒安石大使。作者当时也参与了这次谈判的工作。会谈开始时，中方先打出一个公报草案，明确要美方承诺：（1）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2）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直至在限定时期内完全停止。恒安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同意前述第一点，但拒不接受第二点，还把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条件。双方在此问题上唇枪舌剑，僵持不下。
第二部分美方做出妥协，谈判走出僵局
美方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牌，要求派副总统布什访华。中方接待了布什，邓小平向布什讲明了中方的坚定立场。布什返美后，美方内部又进行多次争论和磋商，终于决定做出一定让步。1982年7月13日恒安石当面向邓小平转交一封里根总统的信，信中表示：美国政府不谋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导致最后的解决。美方据此修改了自己的方案，把“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两句，以及要逐步减少和导致最后的解决写了进去。美方还写上，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
此后，双方对公报稿进行逐段讨论，涉及以下诸点：（1）公报中已规定，“双方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中方还要求写上，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方同意这一要求，但不同意见诸文字。经过争论，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同时口头承认这是美方应履行的承诺。
（2）中方不同意将我方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与美国停售武器挂钩，但同意在单独一段阐述我方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并表示“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售台武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为了监督美方履行协议，中方建议加上双方今后为售台武器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的条款。美方害怕监督，反对这一要求。
（4）美方要求公报中提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看法”，目的是为了向国内显示，双方还讨论共同对苏的战略问题。我方强调这次只谈解决售台武器问题，不涉及其他问题。
经过争论，双方在（3）、（4）两点上互有妥协，写上“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双方一致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
总之，在主要内容达成协议后，双方在公报内容及措辞和行文上又反复讨论、修改，最后于8月15日正式达成协议。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8月17日同时公布生效，故称《八一七公报》。
恒安石的谈判技巧
尽管谈判内容都经双方上级决定，但恒安石作为大使也非毫无作用。恒安石的主要助手是傅利民公使，他不但精通中文，而且学过法律，早年曾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当过美方翻译，对中方立场比较了解，因此在每次谈判后向华盛顿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时，必然有恒安石和傅利民的看法和建议，这是预料中的事。此外，在谈判过程中，恒安石也有灵活处置某些事的做法。如8月7日恒安石在发言中（估计是念国务院发来的稿子），出现一句中方不能容忍的话，即“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必须符合《与台湾关系法》”。此句一出，立刻被中方主谈代表韩叙副外长抓住，他以强烈的口气要美方改正，否则“会谈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恒安石当场没有收回这句表态，但会后他就邀请中方会谈人员于次日中午共进午餐。恒安石利用这一非正式场合平息了中方的怒气，并通过非正式磋商，还解决了双方的其他分歧。事后恒安石向作者幽默地说，“我和你是校友，这次又在谈判桌上见面，双方的谈判技巧都是在SAIS（国际问题高级学院）学的，用非正式场合解决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双方都施展的谈判手法”。看来他对这次午餐会的成功十分得意。
邓小平提出三点意见，要美方认真履行协议
8月17日，邓小平会见恒安石，对会谈达成协议表示高兴，同时要求恒安石向里根总统转达三点意见：（1）公报是一个良好开端，但还要看今后的实际行动。中方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他还指出，售台武器要有明显减少，数量和性能不能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公报规定，“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一段时间”应是有限的，不应推向遥远的未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只能是最终停售。（2）中方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售武器以此为前提。（3）两国关系始终存在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方能正视这个问题。邓小平对美国不守信义的特点早已看穿，这几句言简意赅的传话把美方可能违背诺言的可能都提到了。
恒安石对邓小平义正辞严的表态未提出任何异议。他代表美国政府表示，公报是持久的，美方将“完全、忠实地履行公报”。过了不久，舒尔茨国务卿于1983年2月访华时向中国领导人再次保证说，美方将“心口如一地履行公报协议，包括达成公报时的口头承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美方并未“完全、忠实”、“心口如一地”履行承诺，而是想方设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虽然美方事后没有完全履行协议，但《八一七公报》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使中美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约束了美国反华势力提升美台关系的势头，对当时中美双边关系较平稳地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也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调整对外战略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美国历届总统都承诺要履行公报规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就为我们继续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和政治基础。
恒安石直到临终前都认为，自己有幸参与了《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并为此做出了努力，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自豪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中美关系走出阴影
恒安石在北京的年代（1981年至1985年），是两国关系由阴云密布到雨过天晴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关系由于台湾问题而趋于紧张，但《八一七公报》达成后双方关系得到缓解，随后又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多起互访，逐步迈入了较全面的合作时期。
1982年1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中方互换领事条约的批准书。正是根据这一条约，中国除在旧金山和休斯敦建总领事馆外，还在纽约和芝加哥建立了总领事馆。美方除在上海、广州建总领事馆外，还在沈阳和成都建立了总领事馆。
同年2月26日，中美互庆《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恒安石向中方递交了里根总统致中国领导人的贺信，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将致力于加深美中关系，“为双方的长期友谊建立更坚实的战略基础”。
1983年8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签署中美第二个纺织品协议（为期五年）。这一协议为两国双边贸易的扩展起了推动作用。
1984年4月26日至30日里根总统访华，双方领导人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交谈。恒安石参与了各项会谈，并配合了对里根一行的接待工作。
就是在中美关系比较健康发展的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也时有发生。如中国派出的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出走后，1983年4月美国政府竟给她“避难权”，引起了双方一场严重交涉，恒安石在这一事件中坚持维护美方立场，甚至表现出“不识相”的态度。外交部交涉时他进行辩驳，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82年8月17日会见恒安石时，提到了胡娜事件，恒安石也照样辩解了一番，使邓小平大为不悦。这从一个角度暴露了恒安石的弱点：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自国务院这个官僚机构，对于外交交涉如何表态有一套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遇到布什、盖茨或伍德科克这种政治地位更有权威的大使，他们会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在面对邓小平这样的伟大人物时，他们会表现出应有的礼貌。
1985年9月，恒安石在北京的任期届满。
第二部分参与打开中美关系的温斯顿·洛德大使
1985年11月，美国第六任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到达北京，当时年仅48岁，是美国历届驻华大使中最年轻的一位。在他来华履任前，已随同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等美国领导人11次访华，因此，对众多的中国人来说，他已不再陌生。
科班出身的洛德遇到慧眼识才的基辛格
洛德1937年8月14日生于纽约市。父亲奥斯瓦尔德·洛德原为纽约纺织业大亨。母亲马丽·皮尔斯伯利·洛德也出身望族（食品业老板）。洛德的父母都属共和党，母亲当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从政治上说，洛德属于美国政界的东部势力集团（East Establishment）的名门出身，受过良好教育，在政治上占有一定优势。
洛德195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60年他入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进修，获文学硕士学位。该大学虽未列入美国最好的大学之内，但其外交学院十分有名，可列为一流外交学府。洛德在弗莱彻外交学院时就开始参加一些实习性的工作。1969年至1973年调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特别助理。从此他成了基辛格的得意门生，追随基辛格参与对华和对苏关系事务的机密活动。1973年至1977年他升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兼任美国政府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他同时也是一些非政府学术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亚洲学会”、“三边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1977年后他曾担任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洛德的夫人鲍柏漪（贝蒂·鲍·洛德）是出生在上海的美籍华人。1946年她的父母由上海迁往台湾，当时她才8岁。后来父母送她到美国留学，入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这时洛德也在该校学习，二人相识相恋，并结为伉俪。鲍柏漪当时与台湾当局在美国的官员互有交往，她与洛德的婚礼就是在台湾“驻美大使”的官邸“双橡园”举行的。鲍柏漪曾当过舞蹈演员，也喜欢文学写作，著有《春月》一书，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过。
洛德进入美国外交界后，作为初级外交官在不同岗位工作了八年之久，最后转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基辛格的助手，他真正出人头地的时机终于到了。他能够在外交上一展抱负，一个原因是他个人具有遇事反应机灵、文字出手快捷的特长；二是他碰到了识马的伯乐——基辛格；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他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