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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但“一致通过”并不符合事实，少了一票。全会举手表决《审查报告》时，中央委员陈少敏故意趴在桌子上拒绝举手。其实，在表决之前分组讨论《审查报告》时，陈少敏就表示不同意，因而遭到康生、江青一伙围攻。陈少敏的名字因此永远刻在人们记忆之中。这位女中豪杰1902年生于山东寿光，1928年入党，1932年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五师副政委。一些中原地区的老同志都熟悉她：“她叫陈大脚，是中原的一员虎将！”毛泽东亦曾称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1945年，她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全国总工会工作。1956年8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康生在全会之后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回答：“这是我的权利！”后来，康生、江青怀恨在心，借故将她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上了半身不遂，于1977年病逝。
全会之后，全国报刊大规模批判刘少奇。
在全会前后多如牛毛的大批判当中，笔者挑选了一篇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章。今天的读者也许觉得不可思议：难道那时的中国人疯了？对于合理的私人利益，何以贬低打压到这种程度？
可是，千真万确，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中卷，在“1968年”条目之下，引用了一篇“文革”中发表的文章，题为《5厘钱引起的一场辩论》。文章说：
1968年春，在山东即墨县营上公社王家后戈庄大队第三生产队，为5厘钱发生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辩论。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队里的牲口饲料不多了，眼下又是农忙季节，抽不出劳动力去割草。队委会决定，发动学生在课余时间割青草，每斤奖励5厘钱。
决定公布之后，在社员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发动学生割草首先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为革命而割草的教育，并给予合理报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钱”字当头，是把人们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邪路上领。
另一种意见认为，5厘钱1斤青草，队里和个人都有利，学生干起来有劲，队里也解决了牲口饲料的不足，是件好事。
这两种意见的争论，引起了大队的重视。
一天晚上，大队几位领导来到这个生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伟大教导，接着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贫农社员刘平礼说：5厘钱乍看起来是小事，可它给学生种下的是一条“私”根，这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国赫鲁晓夫就是想用“金钱挂帅”、“物质刺激”
这套黑货，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小利，引诱我们走资本主义邪道，用“私”字腐蚀咱们的灵魂，想让咱变成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青年社员刘振说：5厘钱事小，走什么路事大。“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是中国赫鲁晓夫毒害咱贫下中农的砒霜。中国的赫鲁晓夫说“物质刺激”见效快，“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呸！简直是胡说八道。看咱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行大寨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记工法，咱贫下中农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不计较工分，不计较报酬，农副业生产都空前大发展。这靠物质刺激能办到吗？
辩论越来越激烈，是非越来越分明。原来想靠5厘钱调动割草积极性的人，通过辩论也恍然大悟。他们从5厘钱里看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时，坐在一旁的生产队长兰德宝在大家的启发下，憋不住了。他激动地说：“这
5厘钱的辩论会，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过去我嘴里虽然也说政治，可做起来老觉得不如抓生产要紧，结果越抓越被动，越抓越乱。今天的辩论会，给我解开了疙瘩。原来我千抓万抓，头脑里缺少了阶级斗争。今后我决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领贫下中农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一个鸡蛋，卖给谁？
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
这个问题，是1969年第9期《红旗》杂志提出来的。
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个问题有点可笑——卖给谁不行呢？可在当时，开不得玩笑，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文章，题为《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看看题目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是不是很吓人？
《人民日报》当年9月15日用整个头版全文转载此文，以示重视。
《报告》讲农村的事。当时农村最大的三件事就是：种植、销售、分配。
文章抓住了要害：“种植计划、产品出售、收益分配这三个问题，在农村，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社员头脑里公与私激烈斗争的三个关口。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断地巩固和加强集体所有制，牢牢把住这三个关口，击溃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先看第一个问题。种什么，有阶级斗争。
“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是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自觉地服从国家计划经济的要求，还是从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出发，搞自由种植。”
《报告》说得如此玄乎，其实事情很简单：下高桥大队过去种经济作物多，种粮食少，因为经济作物收入多一点。文章上纲上线说：“在去年春天刮起的一阵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邪风中，钻入大队领导班子的一个坏家伙乘机叫嚣：‘只要经济收入多，地是集体的，种什么都可以’，煽动社员在田里不种粮食。”怎么办呢？“大队革委会紧紧抓住这个问题”，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教导，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召开座谈会和批判会。大家说：“毛主席把我们救出了火坑，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只顾个人经济收入，忘了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阶级兄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服从国家计划的自觉性提高了，原来不种水稻的改种了水稻，打算种单季稻的改种了双季稻，打算种低产作物的改种了高产作物。”不仅如此，“社员们还进一步把增产粮食和反帝、反修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努力多打粮，痛击新沙皇（按：指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口号，充分挖掘潜力，采用新的播种技术，挤出了五十七亩秧田种早稻。”结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再看第二个问题。卖给谁，有阶级斗争。
《报告》说：“出售农副产品，是服从国家要求，着眼于支援工业、支援城市，还是搞自由买卖，着眼于挣钱牟利，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这些话针对什么呢？“今年年初，下高桥大队有的人从挣钱出发，不愿把一些农副产品卖给国家，要到集市上去卖高价，说什么‘集体挣钱，大家多分，这不是资本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外出搞投机活动，牟取暴利。”怎样对付这些
“投机倒把”活动呢？文章介绍说：大队掌握了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发动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投机活动，结合批判刘少奇‘自由买卖’的修正主义黑货。”
在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的压力下，社员们争先恐后表态说：到市场去出售农副产品，妨害集体生产，腐蚀人们思想，是中了刘少奇的毒。“刘少奇的‘自由买卖’，就是叫我们卖来卖去，把社会主义思想卖空，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闸门”。经过这样“教育”，农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无比敏锐的阶级斗争尖兵：“下高桥大队的贫下中农，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一位贫农要卖一窝小猪，街上有人出高价向他买，他坚持按国家牌价卖给收购站。旁人说他真傻，他响亮地回答：‘我们就是要做社会主义的傻子，不当资本主义精死鬼。’”
最后看第三个问题。怎样分配，也有阶级斗争。
《报告》提醒人们：“集体收益怎么分配，决不是造造方案、打打算盘的具体事务，这里也存在着十分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1967年，下高桥大队秋收分配时，有人说：“钞票放在生产队里，好比镜子里的银子，看得见拿不到。”
《报告》对此特别担心，因为这些话“造成少数社员的思想混乱”。怎么办呢？大批判开路。队里领导把农民聚到一起，“狠狠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等“罪行”，指出那些想让社员多拿钱的人“就是要拆集体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是：“1967年，在粮食大丰收和思想大丰收的基础上，这个大队提取的公共积累，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最高水平的1965年增长了很多。”人们对此不免有些疑问，提取这么多公共积累，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报告》让人们放心：“社员分配部分，1968年与
1965年相比，增长了17。6％。三年来，共有五分之一的社员家庭盖了新房196 间。在口粮分配上，无论劳力强的、弱的人家，都能满足需要，许多社员留有口粮。”
这些数字言之凿凿，不好轻易怀疑作者胡编。但是，这些数字意图告诉我们，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生产大发展，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让我们看看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外，举国一致的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经济跌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也许，这个大队的生产在“文革”中确实有了大发展，但把它作为普遍经验介绍出来，也是以偏概全，十分不妥。
最后，《报告》对如何解决农村三个问题作了总结，以指导全国。这个总结，与本书主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报告》说：“在这三个问题上深入展开思想领域的两条道路斗争，归根结底要解决一个是为革命种田，还是为个人劳动的问题。有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就能在种植计划、产品出售和收益分配问题上，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道路就能走得稳。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还要革人们头脑里‘私有制’的命。如果不在思想领域彻底战胜资本主义，集体经济就会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
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毛泽东晚年，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货币制度和工资制度等问题上，一直坚持激进的立场。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①
毛泽东还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①
毛泽东向来以“打碎旧世界”为己任。他既然视“工资制”、“货币交换”
为“旧社会”的标志，当然不能容忍其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工资制度和货币制度关联甚广，牵涉极深，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动大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混乱，难以收场。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推行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和供给制并未成功，就是例子。毛泽东深知其中的难处，但是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采取行动，而先期工作就是要大造舆论。
有了“最高指示”，张、姚二人打破了长时期沉默，从幕后跑到台前，每人写了一篇“重量级”文章，分别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和第4期发表。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报纸都立即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印出单行本向全国发行。这两篇文章，列为当时正在机关、工厂、农村、部队、院校展开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必读文件，好不威风。但是，令二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年多之后的10月6日，双双被捕，之后法庭公开审判，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姚文元判了20年有期徒刑。这两篇文章，竟然是两人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了。
先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发表，紧接着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
要想解读两篇文章的内容，先要了解当时形势的特点。1975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出山，敢说敢做，立即开始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实际上是开始纠正“文革”的错误。这就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和仇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掌握的权力，攻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题目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在哪里？一个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呢？文章说，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这就说到商品制度、工资制度和货币交换上去了。姚文元说，由于这些东西暂时不能取消，一些人就千方百计追求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不平等，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发展资本主义。文章说，林彪反党集团正是这样的势力。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
怎么办呢？所有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行文至此，姚文元突然离开他的主题，引用了毛泽东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说过的一句话：“现在，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16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现在拿过来用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话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向邓小平发难。
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仍然是重弹他1958年的老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