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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的历史是一部英雄史。11年前，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天上狂轰滥炸，地上有10多万军工物资和大量后撤人员。卢作孚赶赴宜昌，指挥奋战40天，在川江水枯断航和宜昌失守的最后一刻，将全部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民生公司炸沉船舶16艘。民生公司牺牲员工百余人。
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会有这么多的雷锋？
在今天，不管是国营、民营的企业，危难当头时，能不能个个是雷锋？
当然不能要求个个是雷锋。但是为什么民生就能？
这样一个公司，没有人会小视。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邀卢作孚出任交通部长。 10天后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又两次登门拜访力邀卢作孚出任行政院长。卢作孚只好避到香港。
但是又有一批批客人来访，望“共襄国事”。有内定到台湾接替阎锡山当行政院长的俞鸿钧，有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有台湾省“外交部长”叶恭超等等。
卢作孚嘱人转告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一定从香港回大陆。
船王包玉刚说过，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包玉刚。
卢作孚回国后，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主持工作。但卢作孚只想着民生的责任，还是回到了重庆，做他民生实业公司的总经理。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章伯钧和卢作孚共同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1951
年10月，卢作孚被增补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4个月后，1952年2月2日，卢作孚最心爱的孙女卢晓蓉在香港得到一袋特别好的花生。她一颗一颗挑选最饱满的花生，要带给祖父母和重庆的亲人。有一颗花生里边居然有五个花生仁，晓蓉说这颗一定是给祖父的，她捧着这颗大花生嘴里不停地叫唤着祖父。她怎么想得到，就在这时，她祖父走了，在她的声声呼唤中，走了。
后来，年幼的晓蓉把这几颗大花生，供奉在祖父简单的坟墓前……
卢作孚的一生说来也简单——实业救国。1952年的30多年前，1921年，卢作孚和恽代英站在四川泸州的忠山，感动着对方的感动。恽代英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卢作孚认为不宜单一地革命，还要用实业造福人民，启蒙心智。之后，卢作孚订造了第一条浅水小客轮，起名叫民生号。
有时候，很根本的问题很单纯——民族的振兴，当然要实力，要实业，国营民营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搞运动搞不出GDP，搞不出国际地位。
卢作孚前后当了4个月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提前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留下了多少光荣与梦想，多少求索与创伤！卢作孚这三个字，一如川西的共生矿，丰富得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感极而泣！
在这篇短文中，陈祖芬以极为凝练而细致入微的笔触，勾勒出了卢作孚一生的辉煌业绩、高风亮节和悲惨结局。
卢作孚自杀，正是在“五反”运动高潮之中。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四大实业家之一：卢作孚之死 （2）
也许是出于对卢作孚的尊重与爱戴，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卢作孚评传《紫雾》，并未详细描写这位圣者临死之前辗转在剃刀边缘的痛苦与呻吟。
对于卢作孚的死，书中这样介绍：
1952年2月8日，在全国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高潮中，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和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
在大会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中的年轻通讯员小关，突然上台揭发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受贿”的事实。其实所谓“受贿”，不过是卢作孚在北京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时，曾请公股代表吃过便餐，看过京剧。会间休息理发时，卢作孚先生为大家付了理发费。当时，由于北京天气太冷，卢作孚做主为公股代表每人买了一件呢大衣御寒。“这就造成了公股代表的索贿罪，并由此给资产阶级的行贿进攻大开了方便之门”。显然，矛头是对着卢作孚先生的。
同时，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2月5日触礁沉没，在会上会下被说成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也被说成是重大决策失误，是造成民生公司当时困境的根本原因……
结果，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两天之后，即2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受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托，到卢作孚家中吊唁。同一天，惊骇万分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从北京发来唁电。毛泽东主席听到这个消息，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
《紫雾》一书的两位作者雨时、如月说：“这样一场依靠群众专政形成巨大震慑力的阶级斗争，在局部地区、个别单位出现扩大化；在打击了那些真正‘五毒’
俱全的不法资本家的同时，又伤害了一批不应伤害的对新中国有贡献的工商业者，这似乎是群众运动、尤其是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可避免的失误。建国后的‘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一再证明了这种非法制斗争的局限性。”
包括《紫雾》一书在内，一些著作叙述卢作孚之死的朦胧隐约之处，现在终于得到澄清。卢作孚之子卢国纶于2005年4月21日在《南方周末》报发表文章说，关于卢作孚逝世，有各种版本和传说，或语焉不详，或有意隐讳，或有不实之处，今特将卢作孚去世经过一一写出，以对历史负责。
卢国纶说，建国初期，战火方息，百废待兴，民生公司业务量严重不足，各种费用消耗和还本付息的压力与日俱增，公司收支失衡，财务陷入困境，卢作孚深感难以支持。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采取特殊政策，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000万元（旧制人民币1000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向民生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请这位负责人在卢作孚从北京回来之后立即转告，让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这位负责人却没有将此消息告诉卢作孚。在卢作孚去世前两天，北京又发来电报确认为民生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位负责人先得到电报，还是没有交给卢作孚，致使卢作孚为空前严重的财务危机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主力船“民铎”轮触礁沉没，卢作孚前往善后。当时四处传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搞得公司里人心惶惶。那几天，卢作孚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睡，情绪十分紧张。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司的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做检查，说他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之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关怀还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卢作孚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原来是民生公司“虎门”轮的服务员，卢作孚把他调到身边担任通讯员，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可是不知何故，在2
月8日大会前几天，年轻的关怀突然搬出了卢作孚家，在8日大会上又跳上台去 “揭发”。关怀的“揭发”，表面上对着张祥麟，实际上是冲卢作孚来的。
会后，卢作孚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还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管理人员。卢作孚劝关怀发言要实事求是，要负责任，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卢作孚的劝告，态度非常恶劣，这对于卢作孚无异于火上浇油，卢作孚怎么也无法理解身边的工作人员竟然这样对待他。而且，卢作孚一生对贪污舞弊行为深恶痛绝，他又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污蔑，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成为卢作孚当晚去世的导火索。
当晚大约7点，卢作孚的妻子蒙淑仪办完事回家，知道卢作孚正在休息，没有打扰。过一段时间，仍不见卢作孚动静，家里的厨工温师傅进房间察看，发现卢作孚脸色有变，情况异常，蒙淑仪赶快打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带了医护人员来到卢作孚家中，竟然没有把卢作孚送往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抢救，只是由随同来的医生给卢作孚打强心针。后经一位护士提醒，才发现卢作孚服用了大量安眠药。此时，一切都晚了。
卢国纶说，卢作孚的遗嘱是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纸上，字迹清晰。内容是：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1953：修正税制引起轩然大波（1）
1953年初的“修正税制”，本来是一次工商税收政策的调整，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激烈的党内斗争，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私营经济的命运。
解放战争期间，各地工商税制新旧混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迅速结束这种局面，1950年初，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了税种、税目和税率。这次统一税收，还是在国民党时期旧税制基础上加以改革，带有过渡性质。税种多、征收手续繁杂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据江西财经大学武力教授研究，这次统一税收，从经济成分看，实行了不利于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从产业上看，实行了不利于商业的政策。例如，对国营商业部门之间的内部调拨不予征税；对供销合作社在税收上实行减免或优待；对私营商业，在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则实行多税种、多次征收。
1952年，税收工作遇到很多新情况。经济恢复发展了，但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却有所下降。5种经济成分不断改组，国营和合作商业在经济上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在内部调拨仍然不缴税。私营企业看到这种情况叫苦不迭，也采取更多办法逃避批发税。为了改变这些状况，缓和“五反”之后与私营工商业的矛盾，这一年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决定修改税制。此时，党还没有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其理论依据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因此，1952年修正税制，也带有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活力、活跃市场的意图。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回忆，修正税制有两条原则，一是保税，二是简化税制。
新税制作了一些调整。比如，对批发环节征税问题，原来曾设想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因为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对私营企业打击很大，特别是运动初期的过“左”行为，严重冲击了私营企业。造成市场呆滞，大批私营企业关闭，绝大多数私营业主经营积极性不高，结果减少了税源。其实，就“五毒”之一的偷漏税来说，也有税收制度上的因素，即手续繁杂、监管成本过高和公私税收不平等导致私营业主心里不平衡等等。因此，当“五反”运动之后，中央为解决私营工商业缺乏活力的问题征求意见时，调整税收成为私营工商界的主要要求之一。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的意见是，“三反”、“五反”之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当适当扶持一下。假如在税收上又搞区别对待，就会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修正税制时，采纳了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的意见。
新税制从总体上没有增加税种、税目和提高税率，但却改变了过去“相互拨货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营业税”的做法，使原来国营企业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调拨也要纳税，同时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当时，随着国营和集体企业大发展，这两块在税收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国营和集体企业缴税就比过去多了，而私营企业的税负并没有比过去加重。所以，新税制出台后，国营企业和合作社非常不满，私营工商业没有意见。
税制的修正，是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当时负责此事的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回忆说，方案经周恩来总理逐字逐句修改。1952年12月26
日，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了方案。31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关于税制若干改革的方案》的报告。在此之前，财政部专门征求了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意见。全国工商联筹委会于12月16日至20日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后发表拥护修正税制的声明。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党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①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自1953年1月1日起实行。
讨论通过之后的新税制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简化税制，货物税由多道税、多次征收改为移到工厂出厂时一次征收；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取消对国营和合作社的优惠和减免政策。
新税制公布之后，税收增加了，但引起各地波动和一定程度的混乱，物价上涨。情况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十分不满。毛泽东于1月15日在致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②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周恩来和他都感到毛泽东口气非常严厉。事实上，在毛泽东看来，这件事涉及到了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问题，也即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1952年9月，毛泽东已经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亦即准备消灭私人资本主义，而修正税制却还是继续沿着新民主主义轨道前进。所以新税制一出台，就与毛泽东的想法对立，从而后来成为毛泽东将全党思想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一个事端。这是事件的本质所在。
所以，尽管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等部门领导人赶快做补救工作，向毛泽东详细汇报税制修改过程，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毛泽东听不进去，而且更进一步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③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1953：修正税制引起轩然大波（2）
1953年6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实质上表明，将要逐步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因此，在这一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薄一波遭到了猛烈的指责，成为“桌面上斗争”的目标。尽管薄一波作了两次检讨，仍然过不了关。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有高岗、饶漱石在会议上故意利用此事整薄一波，并企图进而打击刘少奇、周恩来的因素。
8月12日，毛泽东在怀仁堂向出席全国财经会议的全体人员讲话说：“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地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①
有学者指出，这种定性，是建国之后首次将阶级斗争的理论引入党和政府的高层，将新税制这种属于经济工作范畴的问题扩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既不符合实际，又加剧了党内关系的紧张，不利于党内民主的实现。
当然，新税制被否定了。全国财经会议的结论指出，税收任务，要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