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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有利的方向。
综上所述，建国之初，在党内外人士共同努力之下，新民主主义社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然而到了1953年，情况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新民主主义社会“夭折”（2）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然批评刘少奇“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
“新民主主义”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这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在会上把刘少奇的主张称为右倾。
毛泽东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
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①
8月，毛泽东更批评刘少奇等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原则“另搞一套”。这就不仅提出思想观点问题，而且提出组织原则问题了。
其实，刘少奇并没有讲过“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的话，他倒是讲过“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当然，在当时的背景和气氛下，这句话的意思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意思差不多，刘少奇就跑不掉了。
当时担任中宣部理论教育处处长的于光远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传达之后说： “传达时，并没有指出这句话的出处，但是大家又都知道是批评谁，都说这句话是刘少奇讲的。”
毛泽东一言既出，刘少奇毫无反驳辩护之力。从此，刘少奇收起“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这句话，永远不再提起。这还不行，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老账又翻出来，成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证据。
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在1953年6月到8月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于光远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样一个新事物的出台，就是作为党内斗争的产物出现的，没有充分的讨论。这种出台方式也使得人们难以发表不同意见。”①
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上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当时的新闻报道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颁布，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私营老板所要做的事只剩了一件，那就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放弃私人产权，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这样一来，就是向列宁定义的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的“过渡时期”靠拢，而丢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
因此，从实质上讲，新民主主义社会刚刚诞生三年，就夭折在襁褓之中。
从后期结果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显然结束得太早，不利于中国生产力发展。
于光远指出：“有一种议论说，这三年新中国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对不对，要做分析。如果说因为有这三年的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就算完满的实现，以后发展到过渡时期就具有合理性，那么我是不同意的。三年就经历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②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时间表，急于向公有制转变呢？
一种议论认为，是“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激起了道德义愤，使“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样一种基于道德的判断占据上风，从而使毛泽东提前下了决心。
2005年春节，笔者拜访92岁的党内元老杜润生。难得的是，杜老的头脑非常清晰，思路也很活跃，每天上午还到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他的办公室处理公务。
我向杜老请教这个问题，杜老对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上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对毛泽东一直有看法，认为毛泽东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从而给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毛泽东尽快“转型”，以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忠诚。同时，苏联自1924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也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给毛泽东树立了“样板”。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迫不及待采取措施处理私有制问题的外部因素，过去对这方面的情况研究不多。
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和惯例，斯大林作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的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指导和约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北京大学学者杨奎松，在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曾谈到，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长达40年的密切关系，既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杨奎松在书中介绍了毛泽东这样一段回忆：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斯大林由于对毛泽东不满，曾搞了一个批评毛泽东的会议，说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是半个铁托等等。
杨奎松在书中还介绍了毛泽东从苏联回国之后的兴奋。毛泽东说，他此行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增强了建设强大国家的信心，从社会主义的苏联看到了中国的建设方向。毛泽东说，苏联革命前也很少有工厂，连飞机也不能修理。革命后若干年才会造一些汽车、造飞机。苏联人对毛泽东说，中国也将很快会造汽车和飞机，因为中国可以用苏联的技术。毛泽东表示，只要拜苏联为师，中国一定可以很快发展。
彻底公有制的苏联活生生摆在毛泽东面前，对毛泽东的决策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呢？联系到毛泽东在建国之后鲜明地表示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比如，毛泽东多次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 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多次衷心称颂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动员高级干部看《后汉书·张鲁传》。张鲁在大路上设置“义舍”，备有义米义肉，吃饭不要钱，让路人无偿取用。毛泽东赞扬张鲁说，他搞了
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由来已久了。
毛泽东极其厌恶工资制度。他曾说，搞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变成资产阶级法权，是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他问道：“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描给了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五七指示》为我们展示了实行平均主义的社会图景。对此，后文将有详细分析。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1）
介绍中国私营工商业的历史状况，为什么要岔开去，讨论农村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呢？
其实，二者关系非常密切。
毛泽东就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联在一起。
毛泽东要消灭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当时毛泽东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先要做好一项重要的工作。
他在一次重要讲话中道出了其中缘由。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②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都讲过类似的话。他认为，要在全国城市中取消私营工商业，殊非易事。要干，就要有绝对的把握。之所以先选择农村下手，一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之一；再有就是，如果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产品销售渠道彻底控制起来，城里的私营工商业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的确如此。私营工商业者所从事的粮食、油料、烟草、纺织、服装、皮革、食品、制糖、酿酒、运输、金融、五金等各个行业，都与农村和农产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把农产品销售渠道切断，把农村市场与城里市场的联系切断，那么，私营工商业就无路可走了。
毛泽东这种思路，自然是萌芽许久，但它破土而出，却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
1953年，主客观两方面的时机走到了一起。
这一年，粮食供应风高浪险，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局面。
首先是收的少，卖的多。1953年7、8、9三个月，国家从农民手里收进了49
亿公斤粮食，超过原定计划3。5亿公斤。但是，粮食却卖出了62亿公斤，超过原定计划9。5亿公斤。收的虽然增加了，卖的更多。这大概是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日增的缘故。
据熟悉农村经济的凌志军的一项研究，到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灾之大，百年罕见，夏粮减产已成定局。这些情况由粮食部在
6月2日汇报给中央，各省书记和经济学家齐聚京城商量对策，结果是：“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二是不少地方发生混乱，私营商贩趁势投机。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粮贩子大肆活动。私商得知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京津地区，私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去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了25万公斤黄豆。几天之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张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粮食抢购和抬价的风浪一波又一波，如若钱塘潮涌。
三是东北灾情严重。本来东北享有“粮仓”之誉，但因为收成剧减，完不成收购任务。当年上调给中央的粮食减少8亿公斤。当时中央掌握的粮食一共40多亿公斤，减少8亿公斤可不是个小数。
事情严峻到北京和天津几乎没有面粉可卖了。
如此种种，如何是好？
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临危受命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
毛泽东也为眼前的事实所震动。他对政治局的同事说：“在共产党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
到了10月，陈云提出了几种危机对策，统购统销是最严厉的一种。毛泽东拍板，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调门极高，指出当时的粮食紧张，反映了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这样严厉的上纲上线，足以封住一切反对者的嘴。
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昭告天下，同月23日起在全国执行。
一声令下，全国粮食市场一律关闭，一切买卖由政府掌控。私营商贩与农村粮食市场的联系彻底切断。
基于同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还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食品公司，把副食品收购、销售与出口统统管起来。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又颁布了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总之，一不作，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把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全面控制起来。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粮食统购统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一切私人商贩买卖粮食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订的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假如农家因为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
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配给的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不同，所以，中国城镇中大约五千万个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出示粮本方能取得粮票。粮本里细细注明家庭所有成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始终在执行着，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取消。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2）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1亿，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户农民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付？
凌志军说，我们的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找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完成这一切。他提出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足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年12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
其实，自解放战争后期起，就在全国农村逐渐开展了互助组以及合作化运动。工作组剥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在贫穷农民中重新分配，然后一片一片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件事随着军队向前推进，从东北、华北展开，再到华东、华南和西南。
到1952年上半年，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劳动力，东北区达到80 ％，内蒙古达到70％，华北区为65％，西北区为60％，华东区33
％。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3500万个，接近全国农户总数40％。此时的农民组织，以互助组为主，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辅。
为了抓好农村互助合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2月成立。不过，部长邓子恢却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其后召开的两次全国农村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