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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名字好像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用来讲述这一潮流的故事当中。当百事可乐北美公司（Pepsi…Cola North America）的总经理布伦达·巴尼斯（Brenda Barnes）在1997年辞去了年薪为200万美元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和她的三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成了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完美女性。有一句话被再三引用，她曾用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辞职：“不想再错过另外一场生日聚会。”在政治领域，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官员简·斯威夫特（Jane Seift）在2003年上半年离开了政界。斯威夫特努力想把哺育孩子和政治工作同时处理，这使她成为批评的靶子，在她担任海军上尉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道德法庭发现她的职员为她幼小的女儿担任临时保姆，为此罚了她1250美元。
职位高的女性先后辞职的事情反映出一个事实：社会结构不允许高层的女性或者男性拥有中间立场。使这一进程慢下来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再见老板女士，你好足球妈咪”是2002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故事的题目，这篇文章对“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的女性职员的低成功率”进行了调查。正如这篇文章所写的那样，有职业的母亲有其逃不开的宿命：“甚至是像在家里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工作和弹性工作制这样的计划也经常以失败告终。利用这种方案一般就等同于不再对升职抱什么希望了。此外，这样的策略并不足以改变她们的职业轨道，因为基本上还是在模仿男性的生活模式——不允许中断工作去抚养子女。”
坎迪丝·卡朋特（Candice Carpenter）是备受赞扬的成就卓著的离去者之一，她是女性网站iVillage Inc的创始人之一，同时担任网站的CEO。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网站在建立的时候为的是帮助女性在拥有一份成功的职业的同时可以照顾家庭。2001年，39岁的卡朋特嫁给了蓝登书屋（Rando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彼得·奥尔森（Peter Olson），之后她宣布她将把自己的角色从CEO转变为家庭主妇、妻子和他们从以前的婚姻中带来的孩子的母亲。她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姓氏，开始使用丈夫的姓氏。毫无疑问，她的决定受到了大众媒体的欢迎，正如她自己所宣称的：她成了“家庭生活的福音传道者”。
在一次访问中，新任的奥尔森夫人承认她对依赖的观点已经改变了。像她那一代的许多女人一样，她从小就接受了依赖等于软弱的观点。她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从小就被教育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依赖别人。我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独立。我是这种价值观的代表人物。最后，我想，‘我究竟证明了什么？’”
新任的奥尔森夫人甚至承认在为她丈夫洗袜子的时候，她感受到一种幸福，这使她开始思考她与她母亲那一代女人之间的不同。“我意识到我的母亲过去在洗袜子的时候，会想‘我哪儿做错了？’”在奥尔森和她的母亲之间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奥尔森在洗衣服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并非是非如此不可。她是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她几次成功地改变自己的职业轨迹，在离开职场的时候她有大笔积蓄。她很清楚即使身居高位，被雇佣的身份让工作依然是一份苦工，这种工作和在家庭里那种没有个人满足感的劳动并无不同。她说：“当CEO简直就是在地狱里”。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4）
当男人们“因为个人原因”或者是为了“拿出更多时间给家庭”而离开高级职位时，没有一个人让人觉得合情理。没有任何一个封面故事的题目是“再见老板男士，你好足球爸爸”。相反，他们经常被假设富有进取心，享受着财富带来的奢侈生活。1990年，当46岁的彼得·林奇（Peter Lynch）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妻子、女儿在一起，辞去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旗下的麦哲伦基金（Magellan Fund）的经理一职时，在商业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他说自己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男人们指责他的信。现在他又回来工作了，不过担任
的是较低的职位。与此类似，著名的拍卖网站eBay的首席运营官布赖恩·斯威特（Brian Swette）为了能和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待在一起，在2002年辞去了工作。他说：“我和他们一起度假，随时都能看到他们，但是要想既享受这些又同时工作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是克林顿政府的劳工大臣罗伯特·B·赖克（Robert BReich）在1997年下台后宣布，他个人生活中工作和家庭之间的不平衡让他难以忍受。这实在是很令人不安：如果负责制定整个国家的劳动政策的那个人都无法处理这一问题，那别的人还有什么指望？赖克后来在大学任教，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华盛顿的生活是失败的，他在担任马萨诸塞州的地方长官时也是不成功的。
在这样的一种风潮中，即使男性并不认同，年轻女性把妻子当作一项职业选择在逻辑上也是完全合理的。如果能嫁给一个律师为什么不呢？或者再好一点，一个富有而有名望男人将带你脱离平凡的日常生活。诸如此类的形象完美地聚合在一起，很显然这一切都是婚礼产业产生的后果。
女性运动已经成为上一代人的经历和记忆，对于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来说，一个富有的配偶再次成为一个正当的追求目标。在1998年初，《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赞美“有魅力的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所谓“有魅力的工作”指的是看上去很高尚，但收入不高的工作，比如拍卖行、女性杂志和公关公司等，这种地方为年轻女性嫁给有钱人提供了很多机会。
根据这篇文章的作者莫尼卡·P·亚兹芝（Monique PYazigi）的说法，有魅力的工作“被认为是惟一值得拥有的工作，因为它们能提供机会去交到‘对’的朋友和找到合适（可以理解为富有）的配偶。”另外，“从事有魅力的工作的年龄被不成文地限定为35岁以下，这个年龄是许多女人期待能很好地出嫁的年龄。”报纸上说，高学历的女性强烈要求得到这样的位置。担任公共关系代理的纳丁·约翰逊（Nadine Johnson）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天资聪颖的女孩，你会去哪里呢？一家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或者是《时尚》杂志。总之是一处你可以成为美丽画卷的一部分的地方。年轻的女孩子一脚踏入了美人、时尚和财富共同构成的美好世界。她们以为在那里能遇上什么人骑着白马来把她们接走。”
我们看到超级女人被同样神化了的超级母亲所取代。但是正如《Cosmopolitan时尚》上的名为“家庭主妇：希望女神”的一项调查所揭示的那样，年轻女性并不想过《女性的奥秘》中描述的那种闷厌的郊区生活。她们更对玛莎·斯图尔特式的家庭生活感兴趣，在那样一种生活里，没有经济压力、没有苦差事，有的是奔驰汽车、瑜珈课、私人俱乐部、和风水先生的约会以及自我表达的机会。就像一个年轻女性描述的那样：“我将在午后写作，其余的时间用来上课、做健身操或者是约朋友喝咖啡。晚上我会做美味的晚餐，和丈夫享受美满的性生活。”仅仅有很少几位女性流露出对她们可能会丧失个人身份的担心。“今年我梦想着做一个家庭主妇，我确实很担心如果没有家庭之外的东西对我是谁进行定义，我是否会觉得失去许多个性。”24岁的编辑黛博拉这样说到。
如果《Cosmopolitan时尚》杂志在年轻男性中进行调查，问他们是否想放弃工作，也许会有许多人的回答与此类似。但没有人去问男性这样的问题。相反，男性们被询问如果他们的妻子想待在家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500多名男性接受了调查，超过70％的人说他们很高兴他们的妻子愿意做家庭主妇，尽管其中超过2/3的人更愿意他们的妻子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以后再做家庭主妇。
变化非常明显。2002年公布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说明，25年来女性在职业高峰期辞去工作选择回到家庭的数字第一次呈上升趋势。孩子1岁或者更小却依然工作的母亲所占的比例从1998年的59％下降到了55％。在1961年后，女性在第一次怀孕期间工作的比率也第一次出现了下滑。美国的出生率则呈上升趋势。2002年，美国女人比之前3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孩子——平均每个女人一生有21个孩子。自1971年来第一次出生的孩子的数目抵消了死去的数目。
女性重返家庭是因为无意识还是由于疏忽并不明了。英国的一份调查显示60％的职业女性声称她们很想辞掉工作，还说她们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家居女神”的形象把工作的价值说得很低，而抬高了照顾家庭和招待朋友的价值。3，000名18岁到45岁之间的英国女性接受了调查。将近90％的人说她们羡慕那些不用工作的幸运的女性。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5）
在2001年出版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一家英国研究机构认为女性比过去2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家庭。在90年代后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认为职业“与做妻子和母亲同样重要”的职业妇女所占的百分比比1979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可以预见的是，一个大家庭比一份好收入更能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正如研究者劳里·阿斯克瑞夫特（Laurie Ashcraft）说的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不再想像她们的母亲那样努力在职业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她们说：“给我孩子，不要给我钱。”
与其为女性重返家庭找出一大堆理由，比方说是因为渴望成为妻子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受挫的结果，不如把这一现象当成女性主义自身的缺陷必然导致的结果。被猛烈攻击的一个目标是贝蒂·弗里丹，她写作《女性的奥秘》的动机受到了质疑。丹尼尔·霍洛维茨（Daniel Horowitz）写了一本带有批评性的传记《贝蒂·弗里丹和〈女性的奥秘〉的写作：美国左翼、冷战和现代女性主义》（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谴责她故意歪曲事实，把自己描写为一个普通的回到家庭的主妇，通过忽略自己所受过的教育拉近和读者的距离，这是对读者的欺骗。他还指责弗里丹夸大了女性的不快乐，目的是取悦于自己的出版商。
然而，这些批评没有注意到的是即使弗里丹在写这本书时是个很不快乐的妻子，她还是假定大多数女性都会结婚生子。正如她在1973年的那一版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我不能通过拒绝性和人性本身来定义‘解放’一词，我们需要去爱——有时候我们还会去依靠一个男人。”但是她也强调，只有女性被允许拥有一个家庭，而这家庭中的孩子们能得到足够的照看的时候，这一情况才可能实现。她所不曾预见到的是女人居然真想待在家里，抚养孩子。
市场和那些想让女人回家的人之所以提出“有力的家务活动”这一说法，应该归结于妻性鸿沟，自弗里丹那一时代之后，家庭主妇的实际意识只发生了很小的一点变化。政治上正确的说法是用“在家庭之外工作”来界定那些有工作的女性，以免触犯那些“在家庭内部工作”的女性，但这一做法并未改变家庭主妇的工作不被当作应该付费的工作严肃对待这一事实。
每个人都听过诸如此类的故事，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有工商管理硕士文凭，她放弃了经济分析师的工作，和三个孩子一起待在多伦多的家里。有一次她出席了一个她丈夫的同事在场的聚会。“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女人问我丈夫我是做什么的”，她说，“‘做什么，她待在家里。’我几乎要晕倒了。难道他真是那么想的吗？”
重新对家庭主妇定义的努力集中在一些表面问题上，比如术语或者是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在出版于2001年的《一个聪明女人对居家生活的忠告》（The Smart Woman’s Guide to Staying at Home）中，伦敦的资产净值分析师梅莉莎·希尔（Melissa Hill）说家庭主妇被称为“家庭管理者”，好像运用劳动力中的术语就能提高这一角色的地位。在2003年4月，加拿大的女性杂志《HQ》重新使用他们在90年代后期已经放弃的“家庭主妇”这个名字。那时候，放弃“家庭主妇”这一名字就像是肯德基油炸鸡把名字变成KFC，以避免和难吃的“油炸”食品的联系一样，是一种不失精明的市场策略。到2003年，潮流又发生了变化。《家庭主妇》（Homemaker）的编辑告诉《国家邮报》“做一个家庭主妇不再是消极的选择”。它重新发行的那一卷以宝妮·富勒（Bonnie Fuller）的故事最为醒目，宝妮·富勒是《美国周刊》（US Weekly）的一名编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工作着的母亲——她们能拥有一切吗？宝妮·富勒在工作、爱情和孩子之间的平衡。”
在对新的家庭主妇的所有赞美中，没有对选择待在家里的女性做出新的描绘。相反，比较容易的是回忆寻找解决办法的那段时光。许多畅销书纷纷劝告女性回到理想化的家庭生活中去。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当初正是以对家庭生活的讨论才引发了20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
那些有着很好职业的女性写的书总是努力让女人们确信她们将会通过家务劳动获得满足。《母亲没有告诉我们的》（What Our Mothers Didn’t Tell Us）出版于1999年，这本书指导女人们在二十几岁时就去嫁人生子。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克瑞登顿（Danielle Crittenden）对50年代的郊区生活做了非常浪漫的描写：“很多人嘲笑50年代的婚姻，其中很多人太过年轻，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一段，他们只能怀着敬畏之心去阅读——我还应该怎么说？——渴望。和现在这种夫妻双方都在外工作的家庭模式相比较，让上一代人感到窒息和不满的郊区家庭生活看起来是那样地幸福、平和与丰富。”
在女性期刊上，田园诗般的语言被来描述家庭生活：“家庭主妇最大的秘密就是这种生活非常有趣，能给人带来很深的满足。家庭主妇购买杂货、烹饪，还学着画画、写作、弹钢琴、骑马、在互联网上冲浪、为慈善机构和学校当志愿者。”
她还影射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经常提到做家务带来的厌倦。考克斯·戈登（Cox Gurdon）宣称，如果女人们认真去做家务，就不会感到厌倦：“我从来都不感到厌倦——也许更恰当一点说，是没有什么能引起厌倦——花一整天的时间做一点事，情绪不稳定的人必然对不相干的事情提不起神来。”但是到了文章结束的时候，她就像伊莎贝拉·比特恩做的那样，试图理智地接受无趣的家务，区别之处仅仅在于用了新时代的术语学：“家庭主妇的意义在于‘是’，而不是‘做’。这很像禅。表面上你做一些很平凡的事情。本质上，你是家庭的核心。”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6）
家务魔法给女性提供了一个不现实、不能实现的标准，这一标准试图把女性身份与家庭中充当的角色统一起来，而不是与她作为一个个体统一起来。而新的超级妻子面临着更加令人恐惧的标准。神奇的蛋糕配方被神奇的玛莎·斯图尔特所代替，更何况后者还被公司化的运作所加强呢？女人所受到的压力是这样强烈，最后这种压力被表现为一种奇异的女性疾病，英国医生将其称为“奈杰勒综合症”。这一名称来源于富有多种天赋的尼歌拉·劳森（Nigella Lawson）。她的丈夫和癌症进行了长时间的抗争以后，在2001年3月去世了。这之后，
女性开始求助于内科医师，因为她们没有能力像劳森那样处理事情。他们也没有她那样繁重的责任：两个需要抚养的孩子、一档电视节目、一本等着出版的书和一个即将去世的丈夫。
但是家务魔法不仅让女性感到不安全，也产生了一场争夺道德上的优越性的新战争。这场战争不是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爆发，而是发生在有工作的母亲和待在家里的母亲之间。这场冲突被发表在2001年8月的《谈话》（Talk）上的一篇文章做了描绘，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的新客户》（My New Client）。它的作者是艾美·布克曼（Amy Bookman），她曾经在一家艺术代理公司担任经纪人，后来她辞去了这份要求很高、薪水也很高的工作，待在家里抚养刚出生的儿子。她写到，在她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我觉得自己不在任何一个团队中。不仅不属于团队，好像都不属于地球了……我能想到会有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