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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拇恰罚ˋ Rage to Live：A Biography of Richard and Isabel Burton）中也可以看到。伊莎贝尔·伯顿是著名学者和探险家里查德·伯顿的妻子，她说：“我希望我是个男人。如果我是男人，我将成为里查德·伯顿；但作为女人，我只能做里查德·伯顿的妻子。”
凯特·肖邦（Kate Chopin）打破旧习的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出版于1899年，这部小说描述了28岁的妻子和母亲埃德娜·波特汀 （Edna Pontellier）的经历，她被沉闷的婚姻所禁锢，生活中缺乏生气。在这部小说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种对不顺从的维多利亚式妻子的迷恋。埃德娜渴望一种与其他妻子不同的命运，在她看来，这些女人“崇拜她们的孩子，崇拜她们的丈夫，崇拜婚姻，正是在这崇拜中她们失去了自己”。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于天地间的人”，这种想法让她最终打破了社会上的习俗。她一个人四处走动；她和别人偷情但她并不为此自责；她脱下裙衬去学习游泳；她还对她的情人说她不归任何一个男人所有。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觉醒》出版的时候备受非议。美国人不喜欢它所传递出来的气息，这本书到处被人批评。在肖邦的家乡巴尔的摩州，它被宣布为禁书。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肖邦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同时也是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她之所以被排斥，是因为她认为女人的性需要和感情需要不见得非得在婚姻里得到满足。这些非议让她的写作生涯就此结束。1904年，肖邦自杀。她的书在半个多世纪里都难见天日。
100多年以后，为《华盛顿邮报》写书评的乔纳森·亚德雷（Jonathan Yardley）说《觉醒》是“第一本现代小说”。迈克尔·博鲁比（Michael Berube）是伊里诺斯大学的教授，他在讲授美国文学的时候也向学生推荐这部小说。他将《觉醒》和1991年放映的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放在一起讨论，这样的一种并置提醒我们一个世纪过去了，被束缚的女性依然是大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埃德娜·波特汀所经历的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一个女人要么操持家务要么成为这狂野世界的一部分——在今天依然是引起社会上广泛争论的题目。
既然人们是那么迫切地想听到长久沉默的妻子们发出声音，自然就有人创造出来满足这种需要。在出版于1966年的《辽阔的藻海》（Wide Sargasso Sea）中，简·里丝（Jean Rhys）想像了伯莎·罗彻斯特（Bertha Rochester）的早期生活，这个人物是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在《简·爱》（Jane Eyre）中写到的那个沉默的前妻。2001年，萨利·布尔曼（Sally Beauman）对达夫妮·杜·莫里哀（Daphne du Maurier）1938年写的《丽贝卡》（Rebecca）进行重写，名字叫《丽贝卡的故事》（Rebecca’s Tale）。原来小说的叙事者是嫁给了鳏夫马克西姆·德·温特（Maxim de Winter）的那个甜美、纯洁、谦卑的“好妻子”。她被称为德·温特夫人，似乎没有自己的名字。布尔曼的改写则是采取了丽贝卡的叙事视角，她是德·温特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个生活不检点而且报复心强的“坏”妻子，她曾经被丈夫谋杀过。杜·莫里哀的原著让布尔曼最为感到苦恼的是关于丽贝卡的叙述“被处理得和全文风格保持一致”，似乎这是一个符合传统的妻子。与此类似，桑德拉·格兰德（Sandra Gulland）备受称赞的关于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Josephine）的日记体三部曲（The Many Lives and Secret Sorrows of Josephine B；Tales of Passion， Tales of Woe；and The Last Great Dance on Earth）从一个妻子的角度对历史重新进行解读。
这股寻找妻子们长期被掩盖的贡献的潮流不仅体现在对文学作品的重新解析中，还延伸到了女人们的现实生活领域。历史正在被重新书写，开始注重妻子们所做出的贡献。在出版于2003年的《六个妻子：亨利八世的王后们》（Six Wives：The Queens of Henry VIII）中，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斯达克（David Starkey）揭示了英国历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继妻在此之前一直不为人们所知的影响力。他说，是安妮·博林而不是亨利八世故意把英国教会从罗马教会中分离出来的，这样一个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现在还听得到余响。
同样，在美国有关第一夫人的一些史料也不断被挖掘出来。公众对于第一夫人的形象有着强烈的好奇，这从2001年夏天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杰奎琳·肯尼迪：在白宫的岁月》展览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可见一斑。当时人们排90分钟的队，为的是能够看到这位前第一夫人的80件生活用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私人纪念品，这一切都有力地传达除了她作为公众神话的影响力。她丈夫去世后不久，杰奎琳·肯尼迪就召见了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 ），告诉他当她丈夫夜里失眠的时候，就会弹奏阿伦·杰·勒纳（Alan Jay Lerner）和弗雷德里克·洛依（Frederick Loewe）创作的音乐剧的主题曲。（虽然勒纳是杰克·肯尼迪的老朋友，他对这种说法还是深表怀疑。）另外，在《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怀特写到在这位前第一夫人看来，肯尼迪执政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时刻，英武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翩翩起舞，重大的决定于弹指间从容做出，白宫是世界的中心”。
第九部第九部分妻子的意义（4）
人们对这场展览的兴趣来自于对第一夫人的兴趣——在90年代后期，这类体裁的书籍也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出版现象。诸如此类的书有卡蒂·马尔顿（Kati Marton）的《隐藏的权力：影响近代史的总统婚姻》（Hidden Power：Presidential Marriages That Shaped Our Recent History），菲利斯·李·里维（Phyllis Lee Levin）的《伊迪丝和伍德罗：威尔逊的白宫》（Edith and Woodrow：The Wilson White House），简·贾柏·罗塞尔（Jan Jarboe Russell）的《雌鸟：杰克逊夫人传》（Lady Bird：A Biography of MrsJohnson
）。南茜·里根（Nancy Reagan）在当第一夫人的时候，因为态度不够亲切和注重外表而遭到激烈批评（在一个记者笔下，她是“一个有表情的芭比娃娃”），后来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总统夫人之一，她还被看作是一个富有奉献精神的照看者。历史学家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缓和如果没有南茜在幕后的奔走是很难实现的。干细胞研究的发展也与她的影响力有很大联系。
劳拉·布什也被认为与她丈夫在政治上的成功密切相关。安·盖哈尔特（Ann Gerhart）写的《完美妻子：劳拉·布什的生活和选择》（The Perfect Wife：The Life And Choices of Laura Bush）一书出版于2004年，书中写到了劳拉·布什那句现在已是声名赫赫的最后通牒：“要么是我，要么是吉姆比姆。”最终她把丈夫变成了一个可靠的政治家：“如果他不戒酒，他将永远都不会取得现在的成就。”
人们对第一夫人传记的兴趣并不仅仅是为了听到愤怒的女人是如何复仇的故事。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出版于2003年，为此她得到800万美元的版税，这让她的书成了有史以来版税最高的一本自传。作为一个现代妻子，希拉里堪称典范——在做一个妻子的同时，她还很有政治天赋。当然，有许多人认为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能力，还因为她作为一个典型的被背叛的妻子赢得了公众的同情和关注。这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事实上在成为公认的妻子典型之外，希拉里还起到了传统妻子所具有的杠杆调节作用。
对丈夫有帮助作用的妻子和一心报复的妻子一样都成了吸引观众眼球的重要主题。《模特妻子》（The Model Wife）是9个摄影师的一本合集，他们的作品都是以自己的妻子作为主要拍摄对象，2000年和2001年他们在美国举行的巡回摄影展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些形象展示出了妻子所具有的多种角色可能性——主体与客体，模特和缪斯。这本书中包括了阿道弗斯·德·梅耶（Adolph de Meyer）为他妻子奥尔加（Olga）拍摄的类似19世纪肖像画风格的作品，阿尔弗雷德·施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为艺术家乔治亚·艾琪芙（Georgia O’Keeffe）拍摄的那些有名的作品，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为克瑞斯·威尔逊（Charis Wilson）拍摄的裸体照片，埃蒙特·戈温（Emmet Gowin）为伊迪丝（Edith）拍摄的非常随意的照片，站在谷仓里，背对太阳，仅仅穿一件透明质地的衬衣。妻子作为缪斯的那一面也一样被体现。伯莎·乔治亚·海德…李（Bertha Georgie Hyde…Lee）是W·B·叶芝（WBYeats）的妻子，诺拉·伯纳克（Nora Barnacle）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妻子，维维恩·海格…伍德（Vivienne Haigh…Wood）嫁给了T·S·艾略特（TSEliot）。
这些新近发现的关于妻子的资料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彼此间没有什么关联，却揭示出一个从未被人触及的真相。似乎流行文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开始对妻子这一角色进行否决，被否决的不仅包括她的谦卑与顺从，诸如忠诚、支持、激情和奉献这些品质也一并被弃绝。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现实：为伴侣做出牺牲并不意味着被其征服或者是丧失自我。
从维拉·纳博科夫（Vera Nabokv）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化症候。《维拉传》（MrsVladimir Nabokov）一书由斯泰西·施弗（Stacy Schiff）所写，这本书曾经荣获2001年的普利策奖。（有人怀疑这个奖是否也是颁发给放弃了自己的个人追求的维拉的，在她的墓碑上写着：“妻子，缪斯和代理人”。）
纳博科夫夫妇始终互相依存；对于丈夫的文学创作来说，维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助手。当他们住在柏林的时候，拥有巴黎大学的现代语言硕士学位的维拉支撑着家里的生计。她的丈夫在纽约的康纳尔大学任教期间，她和他一起参加演讲活动，他生病的时候她就替他。她驾驶着他们的老式汽车带着他旅行，行车路线后来出现在纳博科夫的杰作《洛丽塔》（Lolita）中——当时他就是在汽车后座上写这部小说的。当他因为创作不顺利，把这部小说的手稿扔到壁炉里付之一炬的时候，又是她给抢救回来。她为他校正德语版的故事，法语版的传记，意大利语的诗，当她年逾80的时候还把《苍白的火焰》（Pale Fire）翻译成了俄语。
她的丈夫很欣赏维拉做的这些工作，他曾经写到他们之间有一种“温柔的心灵感应”，在他看来，这个女人与他很像，都有着无可挑剔的美学趣味。这对夫妇因为“星期一的颜色”这样的问题而发生争论。纳博科夫曾经在信中对她说：‘我需要你，我的美妙传说。因为只有你才能让我开怀，才能让我谈论云的颜色、思想的吟唱，才能让我想起今天我去上班的时候看到的向日葵，它们用饱满的种子对我微笑。”
第九部第九部分妻子的意义（5）
在施弗的笔下，维拉·纳博科夫的生活推翻了做一个为丈夫奉献的妻子就会无法实现自我的观念。尽管对于当代读者而言，很难理解她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却对丈夫的创作百般关注。在传记中，没有一点笔墨是把她当成一个失败的妻子来写。她的生活是她自己的选择——为了丈夫，为了艺术，为了她自己。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思考，就会意识到对于很多人来说，自我实现可以通过支持和鼓励他们所爱的人来达到。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攻击美国以后，作为希望灯塔的妻子再一次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丽莎·比莫（Lisa Beamer）是第一个911后出现的偶像人物。她的丈夫托德·比莫（Todd Beamer）被宣布为一个英雄，当时他正好在这架被劫持的飞机上，他号召其他乘客一起和恐怖分子进行抵制，最终阻止了飞机飞往恐怖分子原来的目的地华盛顿而是与世贸大楼相撞，这无疑为美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个带着5个月身孕的年轻寡妇，在袭击发生的几周后被布什总统在演说中介绍给了国会。很快，这个遭遇了丧夫之痛的女人成了一个名人，被众多新闻媒体报道。2001年10月，她乘飞机从纽沃克飞往旧金山，不久前她的丈夫乘坐的就是这一航线。她的书《让我们动起来！》（Let’s Roll！）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待了很长时间。这是她酷爱运动的丈夫喜欢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在飞机上动员其他乘客时说的一句话。
悲剧也把记者玛丽亚·帕尔（Mariane Pearl）推倒了聚光灯下。她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丹尼尔·帕尔（Daniel Pearl）的遗孀。2002年她的丈夫遭绑架后被残酷地杀害，玛丽亚在《坚强的心：我丈夫丹尼尔·帕尔的生与死》（A Mighty Heart：The Brave Life and Death of My Husband，Danny Pearl）中写到了她对丈夫那种“绝对的爱”。
忽然之间，流行文化中这些为丈夫提供支持的妻子得到了好莱坞的高度赞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生产出那么多以受虐待的妻子为主题的电影，现在描写饱经磨难却和丈夫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妻子成了拿奥斯卡金奖的不二法门。2001年，玛西娅·盖伊·哈登（Marcia Gay Harden）因为扮演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妻子李·克蕾斯娜（Lee Krasner）而获此殊荣。第二年，珍妮弗·康纳利（Jennifer Connelly）因为塑造了艾丽西娅·纳什（Alicia Nash）这人物形象而得奖。艾丽西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的妻子，在患精神分裂症的漫长岁月里，她始终陪伴左右。（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些女演员都是被提名为最佳女配角，虽然她们的戏份并不比扮演她们丈夫的男演员少。但是这些男人却被提名为最佳男主角。）
当然，对充当幕后英雄的妻子的赞美可以被看作是劝说女人们重返家庭的一种方式。似乎只有被支持的丈夫是畅销书作家或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放弃自己的事业全心辅助的妻子才能得到喝彩。但是在我们断言对支持性妻子的赞美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把妻子当作女性控制机制的形式之一之前，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支持性妻子的角色也可由男性来担任，这将会把“妻子”变成一个没有性别色彩的动词：去做妻子——去照看、去养育、去支持。吉姆·布兰德本特（Jim Broadbent）因为在电影《艾丽丝的情书》（Iris）中扮演约翰·贝利（John Bayley），2002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几年前，贝利因为《写给艾丽丝的挽歌》（Elegy for Iris）和《艾丽丝的朋友》（Iris and Her Friends）两本书而赢得了声誉。这两本书中写到了他和作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34年的婚姻生活。贝利是一名记者，从前还担任过牛津大学的教师，艾丽丝患病后，他就在一旁照顾她。他为她修剪指甲，每天晚上为她脱衣服，他们不再谈论托尔斯泰或者是拜伦，而是经常一起因为看电视而发笑。他因为在书中写到了默多克最后的痛苦岁月而被人猛烈攻击。这样的描写可以被看作是对婚姻誓言的背叛，当他的妻子无力表示反对的时候，他写了她的一些私人经历。
然而即使在贝利的描述中，有满足人们的窥视欲的方面，他的书却没有对默多克有一点贬低。相反，在他的文字里甚至看到那种丈夫为妻子做出自我牺牲的感觉。贝利说他比妻子在家务方面更有天赋。他很欣赏默多克，说她“与那种通常妻子所符合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他为她的成就感到自豪，并且尽力为她的成功做出自己的奉献——即使这奉献被看作是微不足道。他曾经用默多克的名字为报纸写了一篇书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隐没在她的身份之下。
这就是现代婚姻应该具有的状态，无所谓谁强谁弱，也无所谓谁给予谁得到，也无所谓谁依靠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澳大利亚诗人A·D·索普（ADHope）在他一首名为《男人的星期五》（Man Friday）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样一种爱让婚姻中的两个人“越来越靠近，彼此间又始终分离“。仿若是变幻多姿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