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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贾兰坡最后也表示，虽然对中田先生所提供的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寻找还抱怀疑，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他，毕竟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希望。当年与“北京人”一同丢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而每一件丢失的化石，作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都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远藤手中掌握的是“札赉诺尔人”头盖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寻找都是很有意义的，应当努力去找。
贾兰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网上会面，给本来就热热闹闹的会议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大家针对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处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使寻找“北京人”之风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热。
为了搞清“北京人”的一些线索，了解外国科学家及学者们对寻找“北京人”的态度和看法，同时对一些相关的问题作深入的探究，我游走在会议的各个场所，利用会议的间歇，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带着翻译，对几位重要的外国科学家及学者进行了采访——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与中田先生相约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厅会面，并特请了北京大学的周季华、贾蕙萱夫妇——两位研究日本问题的教授作陪，并为我们担任翻译。中田先生西装革履，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出语谨慎，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位“老特工”的精明与沉稳。当然，看得出，中田先生作为一个曾经参与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对当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滔天暴行，也是满怀歉疚之情的。好在历史总算翻过了这一页，日本前辈和中国后生今天终于重新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
作者李鸣生（右）采访日本老特工中田光男（中），北京大学教授周季华先生担任翻译（左）
席间，中田先生首先向我们谈了他到中国的感想。他说，他自1946年逃回日本后，再踏上中国的领土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并开始突奔。尤其是近几年，他在中国各处看到的都是笑脸，物资也丰富起来，价格也很便宜。前些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国际人士，都感到中国人口过多，粮食很难自给自足，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然不是问题。尽管中国的改革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中国人都走到了一定的高度。3年前他来中国时，有口号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当时感到这话说得有点大。但这次来看到中国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所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有可能成为现实。
接着，中田先生详细地介绍了他发现“北京人”线索的具体过程，并对我的疑问一一作了解释。之后，他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最终寻找的结果不管是“北京人”还是“札赉诺尔人”，都算是我为中国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点贡献。据我了解，中国方面非常关心“北京人”失踪的每一条线索。既然中国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伟大的发展目标，为什么就不能实现找回“北京人”这一愿望呢？中日两国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是有差异的，但在共同寻找“北京人”这件事情上，应尽量统一认识，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北京人”是一定能够找到的，至少我对此满怀希望。所以我很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谈判，进行一次寻找“北京人”的大行动。上次我回到日本后，把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向众议院议员平沼纠夫先生作了汇报，他也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方面交涉是最理想的方式，如中国方面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比如向外交部、文部省提要求都是可以的。就我本人的心愿而言，是希望中日组成一个寻找“北京人”的调查组，在日本展开工作。如果认为我的推测还有合理性，就尽量促成对远藤儿子墓穴的挖掘，以搞个水落石出。如果中国方面愿意派人到日本去，我可以协助发邀请函，并做经济担保和提供相应资金。我期待中方尽快行动，将“北京人”这一人类至宝重新找回。我回去后也还要努力，决不轻易放弃。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外专家探讨“北京人”（2）
最后，中田先生坦言，寻找“北京人”只是他计划中的一个小步骤，他的宏大计划是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教育、从事幼儿智力开发研究工作。他认为日本的教育太拘泥于法律，日本的教育在走下坡路，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寻找“北京人”并非他的最终目的，他只是想通过寻找“北京人”这一步骤去实现他的宏大计划。如果“北京人”能找到的话，他将向日本政府申请100亿日元，和中国专家一起，搞幼儿智力和英才教育开发……
日本横滨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川善和向本书作者讲述他所知道的“北京人”情况
对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下落线索一事，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日本横滨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川善和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长谷川善和先生当年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是高井冬二教授的博士生。他说，就我的分析推断，“北京人”在日本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理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或日本学者不会马上就到协和医学院去抢“北京人”化石。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材料看，当日本人到协和医学院去拿“北京人”化石时，已经没有了。再从日本的国民性来看，其特点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其余则放在后头，对古代的人类化石并不感兴趣，即使拿走了，也会还回去。这一点与西欧一些国家不同，他们占领别的国家后，喜欢把抢夺而来的文物作为艺术品收藏。但日本就不一定。他还补充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许多“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流传于世界各地，远藤手中那件东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模型，而要为一个模型去掘开远藤儿子的墓穴，是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的。当然，“北京人”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应该努力去找。因为古人类化石毕竟很少，用模型研究和用真品研究，效果完全不同。
美国人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伊安先生身高大约两米出头，不知是否因为自己个子很高，或是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缘故，此公给人的感觉有点傲慢。我们几次相约，他几次临时变卦，不过后来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十几年前我曾与美国原海军陆战队军医弗利就‘北京人’化石失踪之事专门作过交谈。弗利很肯定地对我说，‘北京人’化石在向美国转运的过程中是由他保管和负责的，后来那装载化石的箱子转移到了天津。至于后来是不是被日军查获，再转移到了长春的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藤手中，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相比之下，同为美国人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夏皮罗的学生杰福雷•；施沃茨教授则显得热情而又温和。他对我说：“弗利手中的‘北京人’化石被日本查获的可能性没有证据。我的老师夏皮罗先生直到1989年去世时还坚持认为‘北京人’化石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不过，我认为‘北京人’化石肯定是在战争中被摧毁了，早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中田光男在长春看到的只是一个‘北京人’化石的模型。但模型毕竟跟真的有很大差别，为了一个模型而去发掘远藤教授儿子的墓穴，是荒唐而可笑的。”
而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约瑟夫则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女士。1997年夏天，她曾率领美国六所大学的十几名人类学系的应届毕业生来到周口店，专门进行实地考察。她对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感情和兴趣，似乎大大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我们在周口店与她相会的那个夜晚，正赶上周口店停电，古人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徐钦琦教授亲自为我们点燃蜡烛，于是在极富诗意的烛光下，约瑟夫女士侃侃而谈。她说：“周口店是古人类研究最神圣的地方，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具备的。人类延续的时间太长了，现代人类都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哪里是我们的起源地，哪里是我们由猿转变成人的关键点？比如，我们正在研究‘北京人’吃什么。现在的美国人都爱吃糖，不知道我们的老祖宗过去吃什么，难道周口店的祖先们也喜欢吃糖或有糖成分的甜食吗？现在人类一般要18岁至20岁才能成熟，之后才能结婚、生儿育女，难道周口店的祖先们也是这样的吗？他们结婚也举行仪式吗？每个人的寿命又是多长呢？这些问题对现代人类来说不仅有吸引力，也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美国华盛顿大学古人类学教授约瑟夫在接受作者采访
约瑟夫女士还说：“10年前，美国自然博物馆搞了一个古人类化石展览，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差不多都在那里展出了，可非常遗憾的是，唯独没有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虽说我们现在仍然保存了这件化石的仿造件，却不可能当真的来研究，所以说‘北京人’化石的丢失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不幸，也是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最大的谜团。不过，我总有一种预感，‘北京人’化石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它或许在美国，或许在日本，或许在中国，或许被什么国家的人秘密藏了起来，这个谜团肯定有人知道。这个人也许还活着，但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或她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件珍宝送还给我们？还要等待时机，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个时机。据我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很厚的，转移时又作了很好的包装，不管它落入何处，要全被毁掉是不可能的。想想看，我们的老祖宗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50万年都没有毁灭，‘北京人’化石才失踪了50多年怎么就毁灭了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找不到，我的学生和学生的下一代也应继续寻找，直到有个最终结果。”
与日本人和美国人相比，以浪漫而著称的法国人的确要浪漫得多。就在学者们围绕“北京人”化石问题议论纷纷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易夫•；柯蓬思先生语出惊人，对“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又有了新的注解。
我与柯蓬思先生的会谈，是在北京木樨园一家叫做“兰花花”的美食村进行的。这个号称美食村的饭店，是由厚道的陕西人开办的。由于这家饭店在装饰上有意渲染出了黄河中上游那古老而浓郁的民间文化，所以把采访地点选在这个“浪漫”之处，目的是让浪漫的法国大师在中国古老的风土人情中肆意神游，好为我们尽情讲述有关“北京人”的种种故事。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外专家探讨“北京人”（3）
也许是终生从事古生物化石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缘故，65岁的柯蓬思先生尽管须发皆白，但高大的身躯看上去依旧跟年轻人一样硬实健壮，富有生气，难怪4年前他的夫人还为他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儿子。迄今为止，柯蓬思先生已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四个很有影响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于是他把自己那宝贝小儿子叫作“老五”，意思是儿子和化石都是他一生中最珍爱的孩子。
据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学者安娜•；丹比科女士介绍，柯蓬思先生作为法国科学界的泰斗，向来以严谨、刻板著称，一般人是很难接近他的。可自从他4年前得了个宝贝儿子后，性格突然发生了大转变，变得和蔼可亲并随意多了，和他相处，总能看到他满脸的笑容和随着这笑容从嘴里说出的极富幽默意味的连珠妙语。或许，是他儿子的魅力改变了他的性格。难怪柯蓬思先生刚与我们见面，便从怀里掏出年轻美丽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儿子的照片让我们观赏，并美滋滋地说：“今天我刚和我儿子通了电话。我儿子让我给他带回去一个中国妹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作者李鸣生采访法国科学院易夫•；柯蓬思院士
当我的话题转到“北京人”上时，柯蓬思先生一边小心地收起手中的照片，一边说：“我是个很严肃的人，但也喜欢开玩笑。前些时候我跟几位国际同行谈论到‘北京人’化石失踪之事时说过，如果‘北京人’当时已经运到了船上，而这艘船后来又被击沉了，那么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找到这艘沉船并把它打捞上来时，便会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既有男性的‘北京人’化石，又有女性的美国海员，那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爱情故事哟！”
柯蓬思先生的幽默与浪漫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片刻，柯蓬思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而后手扶着酒杯认真而又严肃地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北京人’化石的丢失都是人类宝贵财产的损失和遗憾，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了结了。否则，我们将很难面对后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这件事做最大的努力。”
柯蓬思先生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他呷了口啤酒，接着说道：“关于‘北京人’化石丢失这件事，我思考几十年了，并为寻找它作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我认为，‘北京人’化石的命运无非有3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彻底摧毁了，或在火车上，或在轮船上，或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理由是，‘北京人’化石在转移时，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笼罩在战争的烟雾之中，其混乱的状态可想而知。在这种混乱局势中，有许多珍贵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北京人’也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毁掉是置于‘混乱’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的。
“第二种可能是，‘北京人’化石已被发现，或被利用，或存放于某处，但‘北京人’的拥有者却毫无意识。也就是说，拥有者并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珍贵的‘北京人’。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认识的一个南非同行名叫达尔特，他现在已经去世了。1976年，他在南非发掘出一块古猿头盖骨，然后到英国伦敦去作鉴定分析。他在伦敦机场下飞机后，乘上了一辆出租车。也许因为太紧张或者太劳累，当他走进要去作鉴定的这栋大楼时，才蓦然发现装有古猿头盖骨的小包丢在了出租车上。心急如焚的达尔特当即通过伦敦的工作人员向警方作了报告。警方听后感到事关重大，立即着手追查此事。很快，那辆出租车查到了。警方赶到车主家中时，只见装有头盖骨的小包被扔置在车主客厅门后的墙角里，与它相伴的，还有一双破皮鞋。车主说，他压根就没把这块烂骨头当什么宝贝。如果再晚来几个小时，他就会将这块烂骨头像平常扔西瓜皮一样扔掉了，因为让一块死人骨头老待在家里是很不吉利的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是1997年夏天，我率领几名法国科学界的研究人员到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亚考察。有一天我们到一位矿物工程师家中吃晚饭。说是家，其实就是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板房。我们去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大家围着桌子喝了几口咖啡，天便渐渐黑了。因为工程师家中没有电灯，蜡烛便是最好的照明物。当那位工程师拿着刚刚点燃的蜡烛从里屋慢慢走出时，我隐约见他手上捧着的是一个弧形蜡烛底座。由于蜡烛的光亮不是很强，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他捧着的是个什么东西。当蜡烛放到桌子上时，可能由于职业的原因，大家仔细一看，这才发现，那蜡烛的底座正是一件古人类的头盖骨化石。我们赶紧将蜡烛取下来，将那件化石小心地捧在手里反复观察，仿佛突然间遇到了神明。当我们以十分惊奇的口气问这位工程师为什么将这么宝贵的古人类化石当作蜡烛底座随意搬来搬去时，这位先生却极其平静地回答说，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化石有什么价值，只是感到有点好玩，就拿回家做蜡烛的底座罢了。根据工程师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将这一非同寻常的情况通知了纳米比亚的科研部门。纳米比亚政府不久就组织人员在那儿发掘到了许多古生物化石。我返回法国时，经纳米比亚政府同意，我特地将那件已做成蜡烛底座的头盖骨带回了巴黎。经鉴定，这是一件距今10万至15万年前的古人类的头盖骨，在古人类学上称为智人阶段。后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先生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