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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俄国史，简明世界史。”
“好极了，这我去讲，还把我算作专家，太妙了。身兼二职：教授和保护伞。”
娜塔莉妮·安德列夫娜、洛普霍夫、两三个大学生，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也都是他们所戏谑自称的“教授”。
除了上课，她们还安排了娱乐。她们举办晚会，进行郊游，一开始次数不多，后来钱多了，娱乐活动就更经常了。她们订了剧院中的包厢。第三年的冬天，她们在意大利歌剧院①里长期包了十个边座。
①一八五O至一八六O年间，每个戏剧节（从秋季到次年初夏）意大利歌剧在彼得堡的米海洛夫斯克剧院（即今天的小歌剧院一八三三年创办）上演。
韦拉·巴夫洛夫娜有多快活，多幸福。同时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当然她也有痛苦。
工场里一名优秀女工的不幸遭遇不仅对于她，而且对于整个团体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萨申卡·普里贝特科娃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亲自挑选的三名裁缝之一。她长得不错，性情温和，她有个在官府供职的未婚夫，一个善良的好青年。有一次，天相当晚了，她在街上走，一位先生钉上了她，她加快脚步，他紧跟她，一下子抓住她的手。她猛地一冲，挣脱开了。但是她在挣脱时，手碰了他的胸口一下，竟把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的怀表打落在人行道上，发出当啷的声响。这道貌岸然的先生理直气壮地扭住普里贝特科娃，喊了起来：“小偷！岗警！”两名岗警跑了过来，把普里贝特科娃送进了拘留所。工场里的人有三天都不知道她的情况；谁也想不出她会到哪儿去了。第四天，一个好心肠的勤务兵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普里贝特科娃写的一张字条。于是洛普霍夫便立刻去奔走斡旋。人们对他说了许多粗话，他也加倍地回敬了他们，然后就去找谢尔日。这时谢尔日和朱丽正在远方参加一个盛大的野餐会，第二天才返回来。谢尔日回来两小时后，警察分局长就向普里贝特科娃道了歉，又乘车去找她的夫婚夫道歉，但是他没有碰到未婚夫。原来未婚夫在头天晚上就到拘留所找普里贝特科娃去了，并从关押她的岗警处了解了那花花公子的名字，已去找他要求决斗了。花花公子还不知他要提出决斗，以戏谑自嘲的口吻认了罪，道了歉；而听到决斗要求后，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在官府供职的公务员说道：“这样的话，你可不能拒绝决斗。”立即打了他一个耳光，花花公子抓起一根棍子，公务员就推了他胸口一把，花花公子跌倒了，仆人闻声赶来，老爷已命归西天。他在重重倒地的时候，额头撞在楼花桌子脚突出的尖棱上。公务员下了监牢，一场官司开始了，难以预料这场官司何时能结束。后来怎么样了？后来也没有什么。不过从那以后，人们都不忍看普里贝特科娃了。
工场里还发生过几件事，虽不是这种刑事案件，却也叫人不痛快。事情平平常常，姑娘们为之长久动容流泪，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男子却当作是一时的解闷消遣。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在今天的观念和情势下这些事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人们对女工怎样关怀，也无论女工自己怎样多加小心，都是永远不可能不出事的。这就像古人在学会预防天花之前，一定要生天花一样。现在谁再生天花，那就该怪他自己了，尤其该怪罪他的亲人们；而以前并非如此，谁都不该怪，除了可恶的流行病或可恶的城市和乡村，也许还有那种得了天花却去接触别人、在复原之前不去防疫站隔离的人，才是该怪罪的。现在发生这些事也一样，总有一天人们能避免生天花，避免的方法已经掌握，不过还是不愿采用它，就像从前人们很久很久都不愿意采用防治天花的方法一样。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这可恶的流行病必然会在城市和乡村蔓延，不断地把人的生命夺走，就连小心翼翼看护着的双手也挽留不住。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你的不幸不怪我，也不怪你自己，我的朋友”，那么这不也还是得不到什么慰藉吗。这每一件平常的事毕竟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许多痛苦和更多得多的麻烦：有时她需要先探明原委好进行帮助，更经常的是无需追究，只要进行帮助就行：安慰安慰，振作她们的精神，找回她们的自尊，开导她们：‘别再哭了，只要止住哭，就会知道，真是没有什么可哭的。”
不过还是快乐多，快乐多得多！因为除了痛苦就都是快乐了，而痛苦只是个别的和少有的事：如今过了半年以后，你只是在为一个女工痛苦，同时却为所有其他的人而感到快慰，再过两三个星期就又可以为这个女工而感到快慰了。事业的日常的全部进程都充满着光明和欢乐，使得韦拉·巴夫洛夫娜总是兴致勃勃的。而如果在进程中有时受到了痛苦的严重干扰，那么定会有特别的喜事来加以补偿的，而喜事还是比痛苦要多得多，比方说，把某个女工的年幼的弟弟或妹妹安置妥善了，第三年有两名女工通过了家庭教师资格的考试，这对于她们是多么幸运的事，还有过几件类似的喜事。而能引起整个工场的欢腾，使韦拉·巴夫洛夫娜感到快乐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举办婚礼。婚礼办得相当多，并且都很圆满，喜气洋洋的，婚礼前后多次举办晚会，新娘收到工场的女伴送来的各式各样带给人惊喜的礼品，还从储备金中提出钱来给新娘办嫁妆。不过这又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增添了多少麻烦啊，她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只是有一件事工场的人起初觉得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尽情理：第一个新娘请她做女方主婚人，没请动；第二个新娘又来请，还是没请动。而常做女方主婚人的是梅察洛娃或她的母亲——那也是个很好的人。韦拉·巴夫洛夫娜却从未做过主婚人，她只作为一个朋友，给新娘穿装打扮，伴送她上教堂。头一回，人们以为她不答应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其实不然。韦拉·巴夫洛夫娜乐意有这邀请，但是却不接受。第二回，大家才明白这完全是出于谦虚，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愿正式做新娘的保护人。况且一般来说，她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施加任何的影响，竭力把别人推向前台，叫别人出头露面，她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以致于许多到工场来订活的太太在三名剪裁师中认不出她来。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向人家说明这整套制度都是由女工自己建立的，而且始终受到她们的支持时，深深感到，这才是她从工场中体验到的最大的乐事。她竭力用这些说明来使自己也相信那经常在她心里索绕着的念头：工场缺了她也能运转，而且其他类似这样的工场自生自长也是有可能的。甚至根本无需裁缝以外的任何领导，凭着裁缝本身的思想和才能就行，为什么不行呢？这该多好！比什么都好！这便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最珍爱的一个梦想。
五
自从工场建立以来，这样过了将近三年；如果从韦拉·巴夫洛夫娜出嫁的时候算起，那就超过三年了。这些年过得平静而又活跃，充满着祥和、欢乐，一切都那么顺遂如意。
韦拉·巴夫洛夫娜醒来以后，还久久地赖在床上。她喜欢懒懒地躺一躺，有点像打盹又不是打盹，而是在思量需要做什么。有时她就这样躺着，既不打盹，也不思量。不，她是在思量：“早晨赖在床上真舒坦，又温暖又软和！”她这么懒懒地躺着，直到她的丈夫，也就是她那“亲爱的”在“中立房间”——不，应该说在“中立房间”之一，现在他们已有两个“中立房间”，因为这已经是她出嫁后的第四年——里说道：“韦罗奇卡，醒了吗？”——“嗯，亲爱的。”这就是说丈夫可以动手烧茶（早茶由他来烧），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她在自己房里就不叫韦拉·巴夫洛夫娜了，而叫韦罗奇卡——要开始穿衣服啦。她穿了多长时间！不，她穿衣服倒快，一会儿就完，可是她洗浴的时间长，她喜欢洗浴，之后她又梳了半天头，不，其实她梳头的时间并不长，一会儿就梳好了，但是她久久地摆弄头发，因为她喜欢自己的头发。不过有时她也花工夫进行一项真正的化妆——穿鞋：她有些优质的鞋子。她衣装很朴素，却爱穿考究的鞋子——这是她的一大嗜好。
随后她出来喝茶，拥抱丈夫：“睡得怎么样，亲爱的？”她一边喝茶，一边跟他议论种种大事和琐事。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得叫韦罗奇卡：喝早茶时她也还是韦罗奇卡——与其说是喝茶，不如说是吃奶油，喝茶只不过是吃奶油的借口，一碗茶里一大半都是奶油，吃奶油也是她的一大嗜好。彼得堡难得有好奶油，韦罗奇卡却找到了真正优质的纯奶油。她梦想着自己有一头奶牛。那有什么，如果事业还照原先那样地顺利，再过一年就能办到。这时十点钟了。亲爱的要去教课或上班：他在一个工厂主的事务所供职。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她已经完全是韦拉·巴夫洛夫娜，直到第二天早上为止——都在忙活家务。她倒是有一名女仆，是个稚嫩的小姑娘，事事都需要指点才成，等她刚教会，又得调教新女仆来熟悉规矩了：女仆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家都待不长，总得嫁人，隔个半年或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你看吧，韦拉·巴夫洛夫娜又在给自己缝什么披肩或袖口，准备当女方的主婚人了。这时候她再也不能拒绝，“您怎么能拒绝呢，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样样事都亲自给我安排好了，除了您再也没合适的人啦。”的确，她为家务操了许多心。然后她要出去教课，她的课时相当多，每周十来个小时，课时再多负担就太重了，而且也没工夫。上课前必须到工场待上一段时间，下课回来还得去看看。然后就跟“亲爱的”一块吃午饭。午饭时，常有客人来：一个，最多两个，再多可不成。即使有两个客人吃饭，已经需要多少地张罗张罗了，得添个菜才够吃。如果韦拉·巴夫洛夫娜回家时累了，午饭就更为简单。饭前她待在自己的房里休息，做成什么样子她不管，就照她当初安排好的那样做吧。要是她回家来还不累，厨房里就该忙碌起来了，她会给午饭添点什么饼于之类的——多半是就着奶油吃的，即可以成为吃奶油的借口的东西。午饭时韦拉·巴夫洛夫娜又是讲，又是问，可是她讲的总比问的多。怎么能不讲讲呢？单就工场来说，该报告的新闻就有多少啊。吃完午饭，她还陪亲爱的坐上十五分钟左右，直到相互说“再见”，就各自回房了。韦拉·巴夫洛夫娜又倒在自己的小床上，看看书，懒懒地那么一躺，她时不时地还睡一觉，甚至经常睡，十天当中得有五天要睡，一睡就是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这是一种习惯，看来简直是一种恶习，但韦拉·巴夫洛夫娜饭后如能睡着的话，总是要睡的。她甚至乐意睡着，她对这个恶习的养成既不害臊，也不后悔。等她小睡或者懒懒地躺上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她才起床穿衣，再去工场，在那儿一直待到喝晚茶的时候。如果晚上没有客人，喝茶时她就再给亲爱的讲讲，在‘冲立房间”待半小时左右。然后说声“再见，亲爱的”，吻别后到次日早茶时再见面。现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干活、读书，有时她读得时间相当长，一读就是两个来小时，读书累了，弹弹琴来休息，钢琴摆在她的房里，不久前才买下的，原先只是租用。自己能买架钢琴也是件令人快慰的事，何况又便宜。那是架小的旧钢琴，埃拉尔牌，碰巧买上的，才花了一百卢布，修理费大约用去七十卢布。可是钢琴的音质确实很好。亲爱的偶然来听听唱歌，但只是偶然，他的工作太多了。到了晚上她也就是干活，读书，弹琴，唱歌，而主要是读书和唱歌，这是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可是晚上经常来客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比亲爱的年龄J、，比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还小，其中也有工场的教员。他们很尊敬洛普霍夫，把他看作彼得堡的杰出的领袖人物之一，或许，他们没看错，他们和洛普霍夫交往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吧：他们认为与洛普霍夫谈话自己获益匪浅。他们对韦拉·巴夫洛夫娜怀着无限的崇拜心情，她甚至让他们吻她的手，而且也不感到屈辱，她与他们在一起时，表现得好像比他们年长了十五岁，就是说，这是在她矜持正经时的态度，但是她确实难得矜持正经，她爱跟他们一起跑来跑去，嬉戏打闹，他们开心极了，她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跳加洛泼舞和华尔滋舞，一次一次撒欢乱跑，无数次地弹钢琴，无数次地聊天，开怀大笑，而最多的恐怕还是唱歌。可是这一切活动，乱跑也好，大笑也好，丝毫不影响这些年轻人对韦拉·巴夫洛夫娜满怀着的无条件的、无限的崇拜的心情。他们尊敬她完全就像尊敬自己的大姐姐，就连做母亲的，哪怕是一位好母亲，也未必能总受到这样的尊敬。不过唱歌倒是聪明正经的活动，虽然有时也避免不了胡闹一阵。但是韦拉·巴夫洛夫娜唱起歌来多半挺严肃，不唱歌只弹琴有时也挺严肃的，每逢那时听众都悄然静坐。年岁大些或跟洛普霍夫夫妇相仿的客人也不很少见，大部分是洛普霍夫的老同学或他的老同学的熟人，两三个青年教授，他们差不多都没有家室，几乎只有梅察洛夫夫妇例外。洛普霍夫夫妇不常出去做客，几乎只去梅察洛夫家和梅察洛娃的父母家。这两位善良淳朴的老人有好几个儿子，他们都在不同的衙门里任相当高的官职，因此韦拉·巴夫洛夫娜能在这两位生活颇为优裕的老人家中见到人们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圈子。
韦拉·巴夫洛夫娜很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积极进取的生活，何况还能有几分享受：在温暖柔软的小床上懒懒地躺一躺，品尝品尝奶油和带奶油的烤制品。
世界上还有没有更好的生活了呢？韦拉·巴夫洛夫娜还没觉得有更好的生活。
在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时期的年轻人看来，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如果生活能够像现在的少数人、将来的一切人那样合理地安排，那么生活还会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好的。
六
快到夏末的一个星期天，女工们照例准备进行一次郊游，夏天她们差不多每个假日都要坐船到岛上去玩。韦拉·巴夫洛夫娜通常是跟她们一道去的，这一回连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也去，因此郊游更是非同一般：他很少跟她们结伴出游。那个夏天在他仅仅是第二次。工场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都很高兴：韦拉·巴夫洛夫娜比哪次出游都快活，可以预料，郊游的人们兴致将格外高。有几个人星期天本来另有打算，结果也改变了计划，加入了准备出游的队伍。他们原先想租用四条船，现在需要再多加一条，还是嫌少，又租了第六条。这一行有五十人或者五十多个人：二十几名裁缝（只有六名裁缝没参加郊游）；三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十来个孩子——裁缝的母亲和弟妹；三个小伙子——女裁缝的未婚夫，一个是钟表匠的徒弟，另一个是小商人，这两人的风度并不比第三个、一位县立学校教员逊色多少；还有五个身份各异的年轻人，其中竟然还有两名军官；此外是八名大学生和医学院学生。他们随身带了四只大茶炊、整堆整堆的各类面包、大批的冷冻小牛肉以及诸如此类：年轻人，活动多，又是在户外，可以想见到胃口差不了。还带了六七瓶酒，五十人喝似乎不算多，况且其中有十五个以上的小伙子。
这次郊游确实办得圆满极了。真是样样俱全：有一次跳舞的有十六对，另一次仅只十二对，可是后来又增至十八对，有一场卡德里尔舞竟达到二十对。他们玩“逮人”游戏，参加者差不多有二十二对之多。他们还临时在树木之间搭了三架秋千。休息时他们喝茶，吃东西。有半小时光景——不，没有，远远没有半小时——这一伙当中大概有一半竟然听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和两名大学生争论去了，在所有比他年轻的朋友中，这两名大学生是他最主要的朋友。他们彼此挑出个人身上的毛病：不彻底性啦、温和主义啦、资产阶级性啦。这是他们彼此间的指责，包括他们又给挑出了个人特有的毛病。一名大学生的毛病是浪漫主义，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是公式主义，另一名大学生是严肃主义。自然，这样的探讨苦超过五分钟，局外人是很难忍受的，即便其中的一个论争者，那位浪漫派，也没到一个半小时便忍受不住，逃往跳舞的人群中去了，不过他逃得还算体面。他气愤地骂一个温和派，大概也是在骂我呐，虽然我并不在场。他知道他发怒的对象年龄已经不小，所以高声说：“你们干吗要谈他？我给你们引用一句几天前一个正派人——一位很聪明的妇女对我讲的话，她说：人只有在二十五岁前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