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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和尼赞这样来要求那位同学，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只是想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而已；当然，这种玩笑也反映他们在无意当中表现出的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态度。萨特还认为，当时他和尼赞并非真的把自己当成什么超人，只是闹着好玩，特别是尼赞，有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到后来他们自己也没有把这种说法当多大回事。
萨特和尼赞经常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1960年萨特为亡友尼赞的作品《亚丁•；阿拉伯》作序，实际上写成了一篇数万字的回忆录。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年他俩整天在一起的日子。他们每天几个小时甚至全天在巴黎城游逛，巴黎的大街小巷、闹市郊区都被他们逛遍了。当黄昏降临后，巴黎城一片灯火通明，这两个年轻人还站在城外高地俯瞰全城，这时他们感到自己与整个巴黎融为一体，感到自己是这么年轻，而青春是多么美好，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停地走动，不停地交谈着，在相互的交流中，迸发出许多奇思妙想来。
一天晚上，两人又登上高地，俯视着脚下万家灯火。大概是青春的活力无处发泄，尼赞把香烟放进左嘴角，扮了一个怪相，然后高声大喊：“嘿！嘿！”受他的感染，萨特也跟着喊了起来：“嘿！嘿！”这一瞬间，萨特感受到，这是表达他们文学志向和水平的最好方式。55岁的萨特在回忆这一场景时，仍然禁不住感叹道：“再没有人能比我的朋友更好地抓住这些散步，抓住我们的巴黎了！”
尼赞不仅会想出“超人”这样好玩的点子，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一个领导潮流者，例如在穿着打扮上也能别出心裁，显得卓尔不群。一段时间萨特看到，尼赞穿裤脚非常小的裤子，小到他的脚很难穿进去。然后裤子的形态又变成喇叭状，即上面瘦下面肥，裤脚将他的鞋全给遮住了。接着这裤子又变成如同女士裙子一样的形状，短到膝盖那里，最后，它变成了高尔夫灯笼裤。裤子以外，其它的打扮也颇具特色：尼赞的上衣也常常变，一会儿是小圆领，一会儿是大翻领。他还经常拿一把马六甲手杖，带着一个单片眼镜，而眼镜有时是铁框的，有时又是玳瑁壳的。
萨特对朋友的这一套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照着他的样子做，但就是学不来。这些奇装异服穿在尼赞身上怎么看怎么妥帖，自然招来了别人的注意，大家都愿意跟着学。他是真正领导着服装新潮流。而这些衣服要穿在萨特身上，那是怎么看怎么别扭，不是那么回事。这大概是因为萨特一向不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随随便便惯了，要学也只是学得了皮毛，学不了精神。再说萨特家里也坚决不让他弄这些希奇古怪的服装，他只得放弃与尼赞同步的愿望。
不过在另一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上他俩是不约而同的：尼赞也跟萨特一样，最初打算报考巴黎高师文学专业，大约也是在文科预备班的第二年，他也突然对哲学产生兴趣，决定改报哲学专业。两个人事先并没有相互商量，而是各自独立作出的决定。这也许可以说是两个超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在班上同学看来，萨特和尼赞长得太相似了，几乎难以区分。他们个子都不高，都是黑头发，都有一只斜白眼。不太熟悉的人很难将他俩区分开来，甚至在大学毕业后，还有人将他们给弄混了，对着萨特说尼赞的评论文章，或对着尼赞讨论萨特的小说，闹出不少笑话来。
萨特自己原来也以为尼赞同他几乎在各方面都是一致的，确实可以当得起同学们戏称的“两位一体”。在同尼赞相处久了以后，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在不少地方他同尼赞不一致，而且他对尼赞的一些做法也完全不能理解。
首先，在哲学观点上，他们是不一致的。萨特曾向尼赞谈到自己对于偶然性的发现，对于萨特自认是最为重要的发现，尼赞没有表示赞赏或者同意。他们经常讨论哲学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自由和历史唯物主义。
萨特的自由观是同偶然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很小就有一种自由感，正像他自小就有一种偶然性的感受一样。但那时他对自由这样的词语还不理解，更不用说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观了。直到回亨利四世学校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学班，他开始学得自由这个词的哲学意义。一旦他把自小就有的体验同他新获得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就成了自由观念的坚决拥护者，而且终生没有改变。
而尼赞此时信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自由观念似乎是针锋相对的，因此这两个年轻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在课后的休息时间，他们来到一个阳台上，两人来回走着，激烈地争论着。这时的辩论一般来说，尼赞要略占上风。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整套确定的东西，而尼赞对此十分熟悉，可以立足于理性的具体论据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萨特的那一套东西多半是他自己独有的，他在为自己的观念辩护时提不出多少成熟的论据。但萨特对自己的思想坚信不疑，他仍然很起劲地阐释自己的想法和反驳对方的观点。最后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不光是思想和理论上，在实际生活中萨特也有许多不理解尼赞的地方。有一个星期五，尼赞离开学校，直到下个星期一下午才回来。萨特问他到哪里去了。尼赞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我去动了割包皮的手术，在旅馆住了3天。”确实是这样，现在尼赞的阴茎头还用绷带包扎着。萨特困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尼赞的回答是：“这样要清洁一些。”
这样的解释不能让萨特满意。他是深知尼赞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尼赞是天主教徒，他母亲也是。从天主教的传统找不出这种行为的动机，因为天主教是不行割礼的，而尼赞也不是犹太人。萨特还是不明白尼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尼赞向他隐瞒了动机，在萨特看来，他的行动是无缘无故的。50年后萨特回忆这事时，说了一句十分幽默的话：“尼赞干了一件唯物主义的事情，给我证明了他的自由。”
如果事情仅仅是争论自由和唯物主义，或者仅仅谈论割包皮的事，那对萨特来说没有什么，不会影响他和尼赞的关系。问题在于，尼赞还有一些让他几乎无法忍受的怪癖。例如，他的这位朋友可以一连许多天不同他说话，不为什么，就是不说话，极端沉默；其实萨特并没有得罪他。或者说，尼赞似乎有一种病，精神上的病，也许可以称为沉默症。
萨特为此十分苦恼，因为尼赞是他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是个比较外向的人，心里有话没有人可以倾诉，非常难受。问题是他不知道尼赞是怎么回事，看着好好的突然就不理睬他了，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就因为这个原因，在考大学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俩的关系足足疏远了半年之久。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萨特写了一篇题为“种子和潜水衣”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其中的“我”是泰勒尔，也就是萨特自己。另一个人物叫露西莱斯，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萨特暗指尼赞。泰勒尔和露西莱斯本来是一对好朋友，后来露西莱斯又同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男孩好上了，不再理睬泰勒尔。泰勒尔很伤心，同时也进行了自责。他自我分析说：“我很强硬，又很嫉妒，就像一个癫狂的情人，既不体贴又不温柔。而露西莱斯，他既自负又狡滑，总是在找机会欺骗我。”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尔·尼赞（2）
泰勒尔还进一步自我表白说：“他这些天来老是躲着我，他觉得我这个人太粗暴，心胸也不开朗，其实我是想表达温柔之情而总是表达不出来，这种感觉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不管怎么说，当我离开他时，我还是高兴得浑身颤抖，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露西莱斯。”
这篇小说当时没有发表，萨特自己后来一直没有提起过，恐怕像其它许多手稿一样，被他完全遗忘了。只是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1971年，才被他的朋友翻了出来，却只剩下开头的两节，发表在这一年的《文学》杂志12月号上。
这篇小说从文学价值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属于一个青少年的稚嫩之作，但具有重要的传记价值。它对于我们了解和分析萨特与尼赞的关系很有帮助。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萨特对尼赞的感情。不论尼赞怎样，就萨特来说，在他对尼赞的友谊中，确实夹杂着一种爱情的成分。在经历了母亲再婚的悲惨岁月之后，萨特的感情生活呈现出一片空白。在同尼赞的友谊中，他寻求着这种感情的补偿，他是全心全意地喜爱这个朋友。
由于在拉罗舍尔深受暴力的影响，回到巴黎后，萨特在同尼赞的交往中仍然存在某种障碍：他无法温柔待人，往往显得强硬和粗暴。在这篇小说中，萨特不加掩饰地把自己这些性格特征表现出来了。就尼赞而言，他也很珍视这份友谊，但有较多的保留，他的情感中没有什么爱情的成分，不是像萨特那样完全将自己交给对方。双方在感情的交流上是不对等的，因此萨特感到某种悲哀和失望。
据我的分析，萨特对于尼赞的爱情虽然是一种同性之爱，却几乎不含性的成分。萨特回到巴黎后，成了寄宿生。在拉罗舍尔时他没有任何异性朋友，初来巴黎时也没有。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有一种性本能的躁动，有一种性宣泄的要求，反映在行动上，萨特有时冒险去脱同宿舍男孩的裤子；但这也不是明确的性要求和性行为，只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也许这是由于长期缺乏同异性的接触和交往，与同性在一起时的自然反应。
与此形成对照，虽然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十分密切，却从来没有这样的行为。他对尼赞的爱有着较多的柏拉图式的成分，完全是情感上的。性和爱在这里有了明确的分野。所以我认为，萨特同尼赞的关系不是通常意义的同性恋；但在把这种情感的爱转移到异性之前，同尼赞的友谊是萨特唯一的情感宣泄渠道。
萨特在写于35岁时的《奇怪战争日记》中回顾和分析了自己同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他说，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同年龄的男性，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赞。谈到暴力对于自己的影响时，他说，他有可能对男性朋友施行暴力，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赞，他肯定不会去揍尼赞这样的好朋友。萨特晚年回忆说，尼赞是他唯一有着深厚感情的男性朋友。在尼赞之后，再也没有哪个男性能够获得他如此亲密的友情。
上大学后，萨特和尼赞仍然维持着亲密的友谊。他们住在同一个宿舍，两人常常是形影不离。但他们的友谊继续受到尼赞怪毛病的影响，尼赞还是跟以前一样，常常一连许多天不与萨特说话。有时他突然几天不在学校，回来时喝得醉醺醺的，还带着几个完全陌生的人。周围的同学问萨特，尼赞是怎么回事。萨特只有苦笑，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尼赞什么都不对他讲。他只有随口回答：“也许他的性情有点问题。”
终于有一天，尼赞突然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谁也没告诉，跑到亚丁当了家庭教师。所有的同学都不理解尼赞的行为，猜测不出他这样做的动机，最后只有归结为“可能尼赞很喜欢旅行”。萨特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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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尼赞又回到巴黎，他们还是好朋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萨特更多地发现他与尼赞的差异。例如在政治态度方面。尼赞不仅热衷于政治活动而且态度多变。他在文科预备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突然变成了君主主义的拥护者。到巴黎高师后不久，他态度又变，再次加入共产党。这种忽左忽右的大转变让萨特瞠目不知所对。而萨特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一门心思搞自己的写作。
尼赞的宗教信仰也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他原来也跟萨特一样，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有一天他对萨特说：“我今天同牧师一起共进午餐，我觉得自己可以皈依新教。”萨特感到非常惊讶和气愤：“但你并不相信上帝呀！”然而尼赞毫不在意地回答：“我发现他们的道德对人们还是有吸引力的。”只是到了很久以后，萨特才知道，尼赞之所以作出这个改变，是因为他那虔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牧师。而萨特一旦失去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就再也不会重新返回上帝的身旁了。
萨特发现，在同女性的交往中，两人态度也完全不同。萨特对于情人的过去从不计较，只要此时她心中只有自己就行了。而尼赞不是这样，他要求自己的情人必须是处女。因此他往往拒绝那些有过浪漫史的姑娘们，不论她们对他是多么倾心。一次，一位姑娘随尼赞来到他的住处，要把自己奉献给他。他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亲爱的女士，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入这个房间！”尼赞从亚丁回来后不久就结婚了，接着就有了孩子。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之中。这也让萨特大失所望，因为他自己是个独身主义者，以为尼赞也会跟他一样丝毫不以家庭为意。
最让萨特不能容忍的是尼赞对文学“不忠”的态度。在大学的第二年，尼赞突然向萨特宣布，文学已使他厌烦，他想改行当一个摄影师，而且他已经让一个朋友给他上有关摄影的课。虽然最终他并没有真正去搞摄影，但这种将文学视为儿戏的态度对萨特打击很大，因为萨特自己是将文学看成生命一样珍贵的东西。他以为尼赞跟他一个样，他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实际上尼赞不是，虽然他在词语的使用上要比萨特轻松自如得多，写得也更好。
35年后，萨特在《回忆尼赞》这篇长文中对他的朋友作了分析，搞清楚尼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俩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区别。
由于家庭的变故特别是父亲的遭遇，尼赞从来就没有感受过自由，而且失败感和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中。他热心政治是为了摆脱这种失败感和死亡的阴影；巴黎高师的沉闷气氛让他感受到死亡，所以他无法忍受，于是出逃。他认为文学、宗教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都不可能使他获得拯救，所以根本不当回事；至于同异性的关系，他认为那种罗曼蒂克的生活有点类似死亡，是他所不愿意要的；他宁可有一个稳定的家，一个妻子，孩子，他靠这来拯救自己。他常说人是定居的，他又说：“把我的领域、我的需要和我的人给我。”但萨特当时并没有听懂他这些话的意思。
萨特在回忆录中还将自己同尼赞作了比较：他仅仅希望用词语作炸弹来摧毁自己所不喜欢的世界；而尼赞不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包括大学对他的压迫，还希望联合所有的人去共同炸毁那块要压碎他们的石头，而不是只在想象中。所以尼赞积极投身政治，接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而这些都是萨特当时无法理解的。
由于他们之间有这许多不同而且彼此难以沟通，渐渐地，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冷了下来，但没有中断。他们还是好朋友，只是会面的时间较少；见了面也只是随意聊聊天。
在这以后，在萨特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尼赞的深厚感情。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前，萨特在与波付瓦讨论战争问题时，十分激动地说：“一定要消灭纳粹！我不希望被迫吞下自己的手稿，不希望别人把尼赞的眼睛挖出来！”这话表明，尽管这时他同尼赞的交往已经很少了，在他的心目中，尼赞仍然是他最好的朋友。
尼赞在战争中阵亡。战后，尼赞曾受到一些人的诬蔑，他的作品也被封杀，长期不能出版。这时萨特站出来为尼赞说话，为他的小说重新出版作序。萨特的回忆文章充满深切的怀念之情；他据理回击了对亡友的恶毒诬蔑，为尼赞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呐喊，为他俩的青春和友谊而自豪，为他们的误会而遗憾。这篇文章获得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好评，而评论家也认为这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散文作品之一。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性爱游戏（1）
萨特回到巴黎，跟尼赞成为最好的朋友，这时他还没有异性朋友，更没有性经验。此前缺乏与年龄相当的异性交往的原因，是拉罗舍尔的生活环境。在拉罗舍尔的几年里，经常到家来的那些继父的同事，正巧都没有女孩子，萨特在家中基本上接触不到同龄女孩。同母亲交往的有几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