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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依靠和指望的；要避免这种背叛和失望，就必须同时有几个女人。当然，当时这一切他并非意识得那么清楚，而是潜在地造成他成年后的性爱特点。
萨特在晚年那个自传性的长篇谈话中总结了自己的性爱特征。这时他已将近70岁，“七十而从心所欲”，他谈得十分坦率，也是比较准确的。
萨特说，他从女人身上要求的东西，最根本的就是感情或感受性。在他看来，一个女伴首先有着感情价值，然后才是性的价值。他觉得同一个女人有亲密关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这一点，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占有她的感情，也就是要她爱他。她们感到成了属于他的东西而不得不爱他。他就要求这个。当一个女人把她自己给他时，他可以在她的脸上、在她的表情中看到这种感受；而在她脸上看到了它也就等于占有了它。
萨特特别重视这种感受性，他认为这正是自己所缺乏的。本来感受和理解是不可分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大都片面地发展了理解力，使之愈来愈抽象而脱离丰富的感受性。而在女性那里，这种感受性大都保留下来，并由于地位和教养，它们没有上升为理性。所以，在同女性交往中，女性的的感受性正好可以弥补和丰富他那往往是抽象的思想和理解力，虽然她们对他思考的事情有时也会产生误解，但总的说来，男女双方是平等的，即使就智力而言。
萨特也坦率地承认，由于从小受到母亲、外祖父和一些年轻女性的过度宠爱、哄弄和亲吻，他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同时作为对自己矮小身体的一种心理补偿，他养成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于活动性的强调而忽略感受性和被动性。这使得他在同女人的接触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是爱抚和被动的对象，而只有活动性的感受。这样，他和对方的关系就不是相互的。虽然实际上他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但在性活动中又取消了同女人平等的感觉，总是使自己处于支配的地位从而导致带有一点虐待狂的接触。
表现在实际性活动上，他注重的是给对方以拥抱、抚摸和吻遍全身，这是根本的，充满感情的。本来一种充分的性活动应该是一个双重的关系：双方都既得到又被别人得到，既拥抱别人又被别人拥抱。然而在萨特这里，他只是意识到自己自由地占有对方的肉体，但没有对方占有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他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动的爱抚的对象。
除了拥抱、抚摸和亲吻，萨特最后也完成性交活动，但带着某种冷淡。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的性勃起很快而且很容易，但他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愉快，仅仅在最后有一点愉快，但也有点无力。萨特更愿意用整个身体同女性接触，抚摸对方的身体，让自己的手和大腿忙碌着，不断地触摸着对方。对他来说，之所以要有性交活动，是因为在他同女人的关系中，事情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结束。这是来自他人的思想，是书中和别人告诉他的，而不是他个人的欲望。他裸露着，同一个裸体女人一起在床上，抚摸她和亲吻她，这就给了他充分的愉快，这就够了，他本不需要性交。
这种注重爱抚而不在意性交的性特征，虽然带有强烈的支配色彩，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是乐于承受的。女性在性活动中本来就较为被动，一种持续不断的充满激情的亲吻、拥抱和抚摸，会给她们带来极大的满足和快感。除了其它因素，显然，萨特的这个特点是他获得众多女性青睐的一个原因。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幸福时光（1）
1924年6月，也就是19岁时，萨特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萨特后来称他的大学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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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在巴黎高师，学生可以得到免费供应的午餐和晚餐，另外每月还有一点零用钱。住宿也不花钱。跟许多同学一样，萨特进校不久就干上了“家教”的活。他主要是给一年级或哲学班的学生补习哲学功课，有时是二、三年级的学生。这些孩子大都是成绩较差、智力相对较低、学习跟不上来的，他帮助他们补习功课，让他们能够通过考试。除了哲学，他还教一些别的课，例如音乐课，教学生弹钢琴。讲课报酬大概是一小时20法郎。
这些干家教的收入萨特主要用来补贴伙食。学校的伙食不太好，他有时在饭馆吃饭，在咖啡馆喝喝咖啡。就他手中这点钱，要想常去大剧院看戏剧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星期看一、两场电影还是可以的。总而言之，现在他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了，不再需要靠继父的钱来养活自己，这是特别让他开心的。经济上的独立使他有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几年前在拉罗舍尔发生的“偷钱事件”的阴霾至此才最终被一扫而光。
他继续在学校住宿，一般每星期有两次同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回到学校。现在他同家里人的关系，包括继父，反而比以前好了许多。这并不令人奇怪：正因为他现在独立了，不需要依赖对方了，对方不再成为自己烦恼的根源，他们的关系才能得到缓和。萨特开始感觉到，他和家人之间多少也有一种温情关系。
萨特在学校的住宿条件也不错，刚开始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后来变成两个人，是他和尼赞住在一起。最后尼赞去了亚丁，萨特就是一个人一间房。巴黎高师对学生的作息制度也规定得比较宽松。一个学生可以在校外一直呆到半夜，然后他可以翻墙而入，没有任何人来干涉。萨特觉得这样一种环境实在是太自由了。
在干家教的时候，撒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工作。他觉得这就像玩儿一样，很轻松，很自如，虽然他讲课时也是十分认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祖父的影响。外祖父经常在家给学生授课，小时侯撒特常常看到学生来家里找外祖父，外祖父同他们交谈，有时还请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外祖父就得到大笔的钱。在他的印象中，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请他的学生吃饭，所以很难将工作与报酬联系在一起。
自从开始有了自己挣的钱后，萨特就有了大把花钱的习惯，因为他觉得这钱挣得一点也不费劲。他把它看成谁都可以用的资金。一旦有了钱，他就邀请朋友们一起去饭馆，常常是在那里花光他手中的最后一分钱。特别是在同一个姑娘外出时，萨特更是表现得十分慷慨，一点也不在乎花钱。萨特在巴黎高师很快就有了慷慨大方的名声。不过他自己倒不觉得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有了钱就应该同朋友们一起分享。
在使用金钱方面的这一特点，萨特保持了一生。 以后他成了有名的作家，常常能拿到大笔的钱，但他始终对自己写的书和因此得到的钱之间的关系困惑不解。他酷爱写作，献身文学，但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在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却可以得到钱财，这是他难以理解的。特别是一本小说或一个剧本已经出版许多年，由于国外的译本或演出，他突然收到一大笔版税。看着一张张大额汇票，他不禁想到：“我真的应该得到这笔钱吗？”
萨特成名之后，就其收入来讲，他应该属于富人阶层了，但他并没有什么财产概念，也没有自己占有多少多少金钱的感觉。晚年一次谈话中，波伏瓦问他想到过用自己的钱来投资或炒股票没有，萨特对这一提问大感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虽然就收入而言他属于富人阶层，从他自己使用金钱的数额和方式来说，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属于中下层。他的钱花在自己身上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用了。在70岁时，他回答访谈者的提问，大致上算了一下每月的花费，他的钱有六分之五是花在别人身上，他自己的花费大约只占六分之一。他的钱大都给了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主要是一些女人，他所喜爱的女人。有的女人，他供养了她们一生。直到晚年，在他临终之时，他还在惦念着自己的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要养活的那几个人。
仅仅拿通常意义上的慷慨来形容萨特的这种特性，恐怕还不够准确。所谓慷慨，那是已经意识到自己占有了大宗财富而将其送给别人，而萨特对于金钱没有任何占有的概念。在他看来，金钱除了供人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它只是获得需要物的凭证。既然如此，如果别人也需要这些东西，那就可以共享。萨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家产。在他已经十分有钱的时候，他还住在一所公寓里，房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文化人，他甚至也没有什么藏书。如果说萨特也占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占有词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那上面，投身于写作。正因为如此，他对实际上的物质财富反而没有任何占有欲。从其精神境界来说，他倒确实当得起一个“无产者”的称号。
萨特在巴黎高师感受到自由，不仅仅是在生活方式上，还包括思想方面。学生们的思想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在这个学校里，充满了一种活跃、开放的人文气氛，各种思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拥护者，同时也可能受到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
学生中在政治信仰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学生大都信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信仰共产主义。右翼学生大都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很强的传教士倾向。
萨特有些超然于这些政治态度的对立之外，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立场，但他也不怎么希望它；同样地，他不希望资本主义，但也不是明确地反对它。这时他对政治活动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同学不过是在学习之余玩一种思想上的游戏，而他并不想参加这种游戏。另一方面，萨特也有点羡慕这些同学，因为他们有明确的信仰，而他没有能力反驳他们的观点。
但萨特的这种超然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一般来说，他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很厌恶的，对那些自恃高贵的资产者是很厌恶的。在大学期间，他结交朋友不是根据对方的政治态度，但在不期然间他们全都是左翼，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也可以说他属于左翼学生，不过他是一个左翼个人主义者，他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对立于现存的社会。而他对于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右翼学生是从不接近的，因为他早已没有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特别厌恶宗教信徒们那种盲目乐观的倾向，认为他们是自我欺骗。
萨特在大学一如他过去一样，对于虚假做作的事情是难以忍受的。有些学生以尼采的信徒自居，而且追求时髦，穿着夜礼服外出，做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来。萨特虽然也读尼采，却看不惯这些人的作为，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躲在楼梯口旁，待这些学生深夜归来时，用水枪向他们身上喷水，同时高喊：“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撒尿！”弄得这些尼采的信徒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抱头鼠窜。
萨特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说，他当时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也就是一种恶作剧；不过他想表明，这些学生追求的是些外在的无意义的东西，真正天才的闪光是不拘形式的，不追求时髦的；摆出一副高贵做作的样子在晚宴上频频举杯，这并不是真正的尼采精神所要求的。
总的来说，萨特在大学期间，在结交朋友方面是比较挑剔的，而不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对于不怎么认识的同学，他认为他们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他同他们没有友谊关系，没有往来，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只是彼此认识。这应该是他童年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在大学期间的一种表现。
萨特认为够资格成为他的朋友的，应该具有自我意识，对自身有判断力，敢作敢为，意志坚强。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导致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一起从路易大帝学校考进来并成为朋友有两个：一个自然是尼赞，还有一个叫马厄，是图卢兹人，也是学哲学专业。这三个学哲学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在学校里颇有名气。他们平时不与其他人来往，上课时也不同其他人坐在一起，十分高傲的样子。再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穿着：尼赞永远是领导着服装的新潮流，衣着十分新颖得体；马厄穿着也十分讲究，配着一头金发，显得英俊潇洒；只有萨特不修边幅的，他往往只穿一件开领衬衫，有时脚上甚至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在大学城里逛来逛去。
大学城的学生们对这三人往往是敬而远之，有的将他们视为怪物，有的对他们充满神秘感，但有一点看法大概是一致的：这三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从挑毛病的角度看，大学生们对这三人印象最深也最坏的是萨特。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萨特是个好色之徒，喜欢引诱女孩子；他还是一个酒鬼；此外，他还好跟人打架。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幸福时光（2）
如果排除贬损的因素，这一评价应该算是客观的。他用水枪去扫射尼采的信徒们，虽然只是恶作剧，谈不上就是暴力，却反映了他在拉罗舍尔获得的暴力情结并没有消解。而有时他也动真格的，跟别人大打出手。不过萨特跟人打架，总是有原因的，往往是他受人欺负，而对方看来比他强。如果对方是个弱者，他一般不会出手。
有一次萨特和几个朋友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学校，他们一边走，一边口里哼着俚俗小调。这时迎面来了一个学生，看不惯他们这副样子，走过来制止说，这不像个大学生。然后他就走过去了。萨特的两个朋友十分生气，要回过头去“教训教训”这小子一下，也就是要去揍他一顿，被萨特婉言劝阻了。萨特认识这学生，他叫莫里斯•；梅洛─庞蒂，也是学哲学的。这人很聪明，成绩优秀，就是时时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孔夫子倡导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那种人，被学校看作听话的好学生。而萨特和他的朋友则是不拘小节的，属于不太守规矩的那种学生。萨特和梅洛─庞蒂虽然认识，彼此并不喜欢，平时也互不理睬，不相往来。
这次梅洛─庞蒂过来制止和教训他们，萨特虽然也很生气，但看到他一个人居然敢冒犯他们好几个，心中反而对他有了一丝好感，而且觉得以多打少，胜之不武，不是真正的好汉之所为，于是就出来劝架，放了他一马。
梅洛─庞蒂与萨特在学校的关系虽然不好，没有什么往来，以后却有较深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组织了一个反对纳粹统治的地下抵抗小组，梅洛─庞蒂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战后，萨特办了一个名为《现代》的杂志，编辑部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梅洛─庞蒂是编辑部的骨干成员。由于与萨特在思想观点上存在分歧和矛盾，梅洛─庞蒂在1952年退出《现代》编辑部，断绝同萨特的来往；1955年他又出版《辩证法的冒险》一书，激烈抨击萨特的观点，将他们的分歧公之于众。
1961年，梅洛─庞蒂逝世，萨特为他出了一期《现代》专号，以示纪念。他还自己写了一个长篇回忆文章《活着的梅洛─庞蒂》发表在个专号上。这篇文章不是像通常的纪念文章那样，为死者说几句不痛不烊、口是心非的赞美辞和门面话，而是实话实说，情真意切。它不在意个人的小小恩怨，而是着眼于时势大局来把握、分析、理解彼此的分歧与不和；无论对人对己，都不文过饰非，最后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悲剧性的人与人的关系。由于这篇文章叙述生动，析理透彻，情理交融，被评论者视为萨特最好最感人的散文之一。萨特在此文中对待梅洛─庞蒂的态度与他30多年前在巴黎高师时是一致的：承认分歧，尊重对方。
在哲学专业和学校之外，萨特还有一个“自家人”的小圈子。其中一个朋友叫皮埃尔•；吉尔，他也是巴黎高师的学生，但不是哲学专业，而是学文学的。在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冷淡之后，吉尔成了跟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萨特觉得同吉尔交往起来十分轻松，因为吉尔不关心什么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思想，他俩在一起时往往聊一些有趣的小事。
但萨特同吉尔相处，也有不太适应的地方。吉尔感情比较细腻，对待朋友可以说是体贴入微。这本来是一个优点，却往往让萨特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不习惯一个男子对待自己就像一个女子那样温柔。当吉尔这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