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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事从此罢手。但我仍将改善兵役的意见办法贡献于参政会。当时参政会同人注意此问题者正多其人，曾借江翊云先生（庸）家聚会来交换意见，交我起草提出，是为第二次参政会上的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提出后交付审查，结果又是我自己做的审查报告（因为深夜审查，被指定的委员多不到）。此案经大会通过，咨送国防最高会议，交下行政院军委会办理。原案附录后面，备读者参考。
西南大后方的工作重要在兵役；兵役问题尽不上力，我即决定再赴前方了。廿八年2月出川北行，行抵西安时，参政会开第三次会。我虽未出席，仍有“办理兵役亟应改善各点分别提出建议案”之提出（托朋友提出）。其内容是从各地访察得许多事实问题，分别指出建议改善。我的改善兵役运动到此为止。（附录建议案略）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第43节 抗战以来自述（14）
八、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我在巡视华北华东起行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叙述在这里。此即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之提出。这是廿七年（1938）12月的事。大约在11月间张君劢先生于《再生》杂志发表一文，题为《一封公开给毛泽东先生的信》。内容是毛先生在其中共六次全会上的报告。说到国共长期合作的话，张先生则进一步要求国家统一。仿佛毛先生有“从中央军到八路军，从国民政府到边区政府”的话，张先生以为何必如此排列对峙，痛快地成了一个军事系统，一个政府系统，岂非国家之福。此文发出以后，各方均极注意，而党派问题遂为一时所热烈讨论。我的主张之提出，即有感于时论纷纭，不觉引起我的夙怀。
当时系用《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为题，写好之后寄《大公报》发表，《大公报》乐于发表，而在新闻检查方面被扣。那时刘伯闵先生主持检查事，特枉步来看我，解释此事。我又请刘先生介绍我，访叶楚伧先生（当时的宣传部长）面谈一度。据刘先生、叶先生表示都颇同情我的主张，原可发表，其所以阻我发表的理由，是恐引起各方讨论之后，文章愈写愈多，不能促问题之解决，转增不愉快的情绪。他们说，党派现状固不令人满意，但如无好转的把握，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于是就没有发刊，只有手稿两份，分送各党派领导人看一看。
今将当时原文大意，分段略述于下：
开首说，此为抗战建国中最大问题之一，或且为最难问题之一。但我们不要在紧张的情绪下，急谋办法，而应当先静下心来做一些研究；因为解决的途径，是必须在问题头绪，从头理清楚以后，才发现的。例如从清末中国革命同盟会、政闻社和资政院时代一些政团，以至民国初年许多党派的演变，中间毁党造党，要党不要党（民五国会第一次恢复时），那些议论，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累次改组，并与共产党一再分合的经过，要用心察考。这样做了之后，必可发现其中一些道理，为我们今日宝贵的教训。
历史的研究而外，更须作理论的探讨。我们要问：这些政党是哪里来的？它基于何种必要而存在？中国政党它的任务是什么？假定我们说不要它，行不行？诸如此类。
次段讲：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是讨论党派的社会基础（或背景）问题。
我平素认定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一套观念都适用不上。大致说，其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阶级分化不著；乃至职业的联结，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亦每为家族乡土关系之所掩。虽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后，受世界影响，渐渐变质，已非原来的社会；而像日本那样追步西洋，工商业发达，有新兴阶级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所以阶级势力不是形成中国党派的因素，中国党派缺乏其一定之阶级基础。然而家族乡土关系能形成政党吗？当然又不能。中国亦并没有什么“地方性的党派”。
说到宗教，中国虽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几大宗教，但并没有从宗教不同，而凝成几大势力，表现于政治场上。说到种姓部族，虽有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亦未曾在政治上因而划分为几方面。
总起来说，所有这些社会的分野——阶级、职业、地方、宗教、种姓部族等——原为外国党派所由形成者，在中国或分不清楚，或联结不固，或虽分得清，联得起，而未尝构成政治上斗争的问题，形成政治上竞争的势力。
三段讲：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将讨论到中国应有些什么运动，亦就是中国党派所要负的那些任务。
我平素认定中国问题是外面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此其一；我又认定中国问题有其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其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之二面，此其二。
所谓中国问题不是自发的，正由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假若世界不交通，中国仍为中国，则我们不能想象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满清皇帝亦可以倒，倒之者将又是一明太祖而已。所以我常说中国问题富有其外面性。
中国问题虽具有外面性，然而说到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积极求得本身之进步，为文化之补充改造（包括政治改造经济改造），俾一新中国建设成功，方为问题解决。断断不是徒以排除外面迫害为问题之解决的。外面迫害之排除，有时为建设新中国之前提；但假使自身无整顿之进步亦无从去排除外面迫害。两面相关，不可强分先后。
四段讲：假如上面所分析认识的不错，则恐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倒不免有些错误了。
因为照上面所说中国国情论断，外国政党的两种方式都不适合的；而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却总想要在这里面走上一条路去。所谓两种方式：
一种是两党以至多党分立，彼此承认而互相竞争政权的方式。这在一般谓宪政国家的政党，大约都是这样。过去中国曾为此模仿，乃至现在亦还有人想走这条路。
一种是一党独操国权，不容许他党并立的方式。如苏联和德意等国家，均属此例。这亦是中国人看见了，很想走的一条路。以苏联而论，共产党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在他们社会上的基础，是很分明确实的。为了渡达于阶级消灭，而实行其阶级专政，故不能不排斥其他。德意虽标榜民族立场，不从阶级说话，然其以一种阶级势力为中心，而压服其余，亦初无二致。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第44节 抗战以来自述（15）
社会形势散漫的中国，只能合拢为一，却无法排他而立。合拢为一，可以对外抗战；合拢为一，可以建设新中国。排他便不能抗战，排他便不能建国。
总起来说，在中国国情之下，尤其在当前抗战建国大任务之下，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的。
五段讲：中国政党应走的路。
上面说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好像使人无所适从，其实不然。这中间是有一条路走的，即要从联合求统一。从联合求统一，一面既免多党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又无主一而排他之弊。这名曰“二重组织”，即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
总起来说，这种方式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上有一。这种方式既非有分无合，亦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后合。为了切合中国社会形势，适应中国问题需要，非此不可。
此处说各党联合，是一简便粗略的说法。仔细讲，我是主张一种“综合制”。其具体方案另详。
六段讲：以二重组织扣合当前事实来讲，我以为中国国民党为第二重组织，即是党上之党，而以国民党外之各党派和国民党内之各派系为第一重组织，即各小单位。
此其理有三点可说：
第一、按道理而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原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之最高指导原则。
第二、事实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或得他党之接受拥护，或得他党表示意见相合，在国内大致已不生异议。
第三、国民党素来包罗甚广，内部早有许多不同（倾左倾右）之理论主张门户派系，亦应当痛痛快快表露出来，不必勉强作一个单位。
叶楚伧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一面劝我不发表，一面说他很同意的，似指此一段。这与中国共产党提议以国民党为民族联盟，各党派都加入，而仍各保持其独立性者，亦甚近似。但共产党既不是抄袭我的，我亦不是抄袭他的。在枝节上彼此尚亦有出入，更且各有各的本源。
七段讲：实行这一方式，所必具的两大条件。
要实行这二重组织的新方式，有其在前的一大条件，即是国是国策确定；有其在后的一大条件，即是政权治权划开。
要确定国是国策的话，前已讲过。假若没有去确定国是国策，就来改组成功二重组织，那徒有表面而已，骨子里未得意志集中，什么都是假的，必不能久；所以开诚交换意见，收得意志集中之效，是全国党派改组的前提。在国家为国是国策，在各党派为共同纲领。纲领为行动之指针。既有共同纲领，行动上即一致同趋，此为改组二重组织的理由。所有夙昔排他性的、对立性的各党，至此乃转变为同在国策下服务，又且协力配合工作的团体。
所谓政权治权划开，就是全国性的大国民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国民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治权。两面不能相混。譬如上面所说都是政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党的事，就只是这些事，不要插手于政府。政府必须不着党派颜色，而应为无色透明体。凡政党中人而服务于政府者，都要声明脱离其原来党派关系。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这是最必要的一点。
八段讲：这一特殊方式的正确性，可以从过去得些证明。
这一方式，实是一特殊方式，他处所未见。但于中国政党问题则是正确的。此正确性，自然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但从过去看，亦可得些证明。过去的中国党派在空间上没有很大分别，而时间上的分别大。或者再清楚地说，中国的党派在空间上彼此名为两党的，其分别还不如在时间上前后名为一党的分别之大。——这是可注意的一特殊情形。请问：一个国民党在北伐前和在北伐后的分开，是不是大过北伐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又一个共产党在抗战前和在抗战后的分别，是不是大过抗战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岂但国共两党而已，其他正多类此。辛亥革命，并非一党之力，亦非几多革命派之力，而是原来不同党派，合起干成的。恢复共和亦是各党派一齐来的。
在平时，中国问题仅止于刺激中国人发生救国运动；至于如何救国，则从各自社会背景而异其见解主张，意志趋向不能统一。抑此种不相背反（同欲救国），而又不一致之志趋，最表现散漫微差性。此种在宽泛邈远目的下，为其一种方法手段（如何救国）之志趋，最表现流动不定性。全不似从阶级问题发出的趋向简单明切，一贯不移。历来意志趋向不得统一，多误于此。只在问题逼紧时，可表现一致趋向；问题一松弛，马上又分散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抓住此番一致抗战的机会，组织起来，不让它再分散去。不过要因其不同，而综合之；不要抹杀其不同，而混合之。
这就是所谓从过去可以证明这方式的正确性。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第45节 抗战以来自述（16）
1939年春作者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前排右三为作者）。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彼时第二次参政会仍选我为驻会委员，经力辞得脱。又特请示于蒋公，得其嘉勉赞助（予以军委会特派员身份，发给路费一万元，派专车送随员至广安，发电令知各战区长官遇事照料等等）。于1939年2月1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八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9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人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战前就想象到一旦中日作战之后，会要有很多地方我军撤退，敌军未到，因为在空间上敌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会要有许多地方，我行政机关已撤，而敌人御用机关未立，因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的。在这许多地方，乡下人顶需要知识分子领导或帮忙。而此时的乡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为平素我们工作时，虽处处为农民打算，而以我们趋新，他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我们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好似是被统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对立的样子，实为工作中一大苦闷。今天敌人（或扰害地方的人）压迫来，我们和乡下人要共同应付环境，便从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非团结组织无以应付环境，乡下人将自然走上团体生活之路。凡此皆敌人之赐，要赶紧利用，这是我们想去华北的一种心理。
还有，我对于敌后工作，早在抗战前就认识其重要。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如何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见《乡村建设理论》第441页）当我大军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了今日，敌人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是他能利用吗？还是我们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数人到华北华东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往返所经路线
2月1日随行人员黄秘书艮庸、王参谋靖波、王医官福溢等乘军委会卡车先出发，约于西安相会。2月2日我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适西安有敌机来袭，改飞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一游兰州，看见兰州几个朋友。
抵西安后，晤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先生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问之第八路军办事处，并托其电知前方将领，如遇我经过时请为照料。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之戴君、孙君等，承见告他们所常走之原武阳武一路，今被敌人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停滞不能走。于是我就先访阎百川先生于宜川之秋林镇，其事另记。访阎归来，赴洛阳晤卫俊如（立煌）先生。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