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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胃怕邸分斜冉舷低车芈凼隽恕爸泄厣蔽侍狻�2390年代以来还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从哲学的高度，用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原理，系统论述了突出“中国特色”的必要性。其基本结论是：没有各国特色的具体的国际政治学，就没有一般的抽象的国际政治学。24他最近还指出，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通过理论的特色创新来实现。“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不是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在规律性要求。25
倪世雄等认为，强调中国特色并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突出意识形态，任何政治理论研究都有立场和视角问题；强调特色也并非与研究全球共同关心的国际关系规律相抵触，但具体到一国与它国之间的关系时，各国的理论都有本国特色。26
相对而言，国际关系的具体问题研究要求有独特的视角和看法比较好理解，比如中国人自然更关注与中国和亚太地区有关的问题，从研究重点和内容上就必然有自身的特点。其他国家也不例外。但“理论”却不然，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科学的理论应该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反对提“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理由。
资中筠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说法，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曾引起英美学者的强烈反对，理由就是，既称为“理论”，本身就应有普遍性，而况国际关系当然是跨国界的，所以这一学科从定义到研究的对象都是全球性的，自不应有某国“特色”之说。她认为，从理论上说，西方学者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国际关系所关注的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各种全球性的问题。“理论”也者，就是从种种复杂的演变中找出某些规律来，加以系统化，按说这应是客观的，可以有各种学派，但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理论家应该完全超脱于自身所属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但这种完全超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每一个研究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国际”的定义也决定了它既是全球的，又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发达兴盛显然与英美等国的实力和需要分不开，主要反映这些国家的关注点和意识形态。因此，至少不能否认不同处境的理论工作者视角必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有某国“特色”这个命题有存在的依据。
不过她最后仍然认为，根据“理论”的定义，原则上不宜强调这一点。理论工作者的天职是力求使自己的立论符合客观规律，有最广泛的意义和最长的时效。一种充满例外，或很快为现实所超越，或明显地为某种实用目的服务的“理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过去我们在国际“理论”方面的努力收效不大的原因，除了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外，还由于功利目的太强，感情色彩太浓，对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尚未弄清就急于批判，使自己耳目闭塞。应该承认，美欧在这个领域内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研究外国的理论还是我们的必修课。但这决不能代替我们从“中国人”的独特视角和感受见洋人之所未见，提出自己理论性的看法。与其说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不如说中国人以独到之见参与世界性的理论争鸣，做出自己的贡献。27
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确反对“有中国特色”的人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较多地使用“中国学派”等替代性说法。也许可以说，人们认同了“特色”的基本理念，却未必接受这个标签。这似乎表明，第三种立场正逐渐成为主流。
其中梅然就建立“中国学派”所提出的理由颇有说服力。他指出，这首先是基于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状况。美国的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如果美国的理论确实科学、合理、全面，那么它独占鳌头倒也无妨。问题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美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需要的认识。实际上正是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在战后所面临的广泛问题促进了当代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在战后初期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现实主义风靡一时；六、七十年代美国实力捉襟见肘，霸权稳定论和后霸权合作论便纷至沓来；今天美国处于唯一超强地位，干涉主义和跨国主义遂不绝于耳。美国的理论显然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关心的问题得到完全解答。因此英国学者史蒂夫•；史密斯指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强烈地反映出美国的政策关注，这使得这门学科很难在一个跨国的、累积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如果美国的成果有着地域上的狭隘，其他国家的学者又如何能够在本国面临不同的政策议题时运用这些成果？一位德国学者还指出，美国的政治学从产生之初，其主流就以阐述、论证美国政治制度的合理和优越为目的，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在这个气候下形成的国际政治理论，有着为美国的权势和世界领导地位辩护的基调。英国学者肯•；布思则写道：“权力政治理论和那些有着强大政治和军事实力、又享有学术威望的集团是意气相投的。西方之所以不想要一个对理论未来的不同看法是因为它正主宰着当今现实，有关超越和解放的观念得不到多少空间。依附论或世界体系理论之类的思想被当成非美的学术而避而不谈”。梅然的结论是：很显然，美国的国际政治学本质上是强者的政治学。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理解何以需要有自己的东西。“中国学派”因此也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称谓问题。28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建设“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就从政策导向的层面明确肯定了“中国特色”的目标。
近年来，按照一些人的看法，对于是否需要“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有人甚至认为，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理论公式或“硬核”。29这不仅反映在许多文章当中，更可以从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的讨论主题和发言情况上看出来。例如2004年9月全国高校政治研究会等单位在洛阳举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讨会。与会者认为，中国的崛起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不能等待其自然形成和出现，而是要积极探索”。30尤其是2004年12月国内各主要研究单位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直接以“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为主题，可以说是一次标志性会议。根据会议综述，这次会议以25年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为基础，以理论创新为宗旨，以“中国特色为本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核”，认真吸取西方理论的“合理内核”，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面向新世纪国际政治发展现实，是人文社科界“立足本土超越西学”的一次大胆尝试。31
当然，所谓“共识”，主要体现在树立“特色”或创建“学派”的基本目标上，在具体问题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例如在洛阳会议上，钮汉章就认为，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要反对在特色的旗帜下搞单纯的民族化。陈岳指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单位虽然各有优势和特点，但理论建设还处于探索之中，各单位并未形成明显的特色和学派。他强调，在谈论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时，必须首先明确理论的层次问题。就宏观层次的基础理论而言，我们显然不可能创立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理论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32
简单说来，真正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特色”、尤其是理论的“中国特色”这个提法；二是建立理论“体系”这个目标。许多反对“特色”这个说法的学者，并不反对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有中国人的“视角”，因为这近乎常识。他们也同意，对外来理论应有一个选择、消化、结合本国实际和本土因素加以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就有个中国化的问题。所以有人指出，如果当初不是提“中国特色”这个有套用官方口径之嫌的提法，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的争论。33无论如何，当“特色”、“学派”等概念的内涵被逐步澄清以后，人们会发现，分歧其实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大。
三、关于“中国化”的内涵
在讨论之初，对于要不要“中国特色”这个问题之所以分歧较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特色”的内涵理解和界定不尽相同，彼此也存在一些误解。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
在1987年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虽然与会者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等类似提法，但主要是强调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围绕理论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发展途径等问题提出一些原则性意见，并未具体阐述“中国特色”的内涵。给人的印象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的内涵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特色应该是什么？倪世雄等认为有三点：第一，其立足点是站在人类进步力量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边，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所决定的。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第三，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是中国的，没有“洋人昧”。34
1991年发表的一篇署名为沐刃的文章认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指的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中国，即从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背景、传统文化和发展需要出发，独立地进行研究和判断，根本目的是为国家权益服务。但国家权益是主权之内的正当权益，不是民族扩张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它要求把中国的国家权益与尊重别国主权结合起来。35梁守德在1994年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提出并在后来多次强调，“中国特色”至少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以国家权力为核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突出主权利益同强权利益的关系；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国际政治领域，确立经济优先观点，注意政治与经济的相互渗透；以改革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36
梁守德还认为，当前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有三种类型：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国际政治理论、思想的研究和整理；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中国国家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和评价。倪世雄等也认为，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遵循着三条途径：重点研究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外交理论；在研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37还有人指出，中国的理论贡献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国际政治新秩序。38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是强调我们已有或正在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或特色。
梁守德近年来又对“特色”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解释，并使用了“中国国家特色”、“中国化”、“学派”等说法。他还对自己的主要观点作了概括：特色包括中国特色，不是政治概念，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任何理论内在规律的要求。特色越鲜明，理论越有活力。中国特色既包括国家特色、地区特色，也有学派特色、学者特色。国家特色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众多模式的补充，必然会形成众多的学派。他还指出，特色的本质就是创新。“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39梁守德先生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但不难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
从近几年的讨论看，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争论“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中国学派”等说法哪个更合适并无多大意义。其实，“中国特色”虽然并非学术用语，如果撇开意识形态联想，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未尝不可。如果要抠字眼，“中国学派”的提法未必就很准确。在学术上，可以有“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但很少有“某国学派”之说。所谓“英国学派”其实也词不达意，因为它并不代表整个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远不如“国际社会学派”来得贴切。不过名称并不要紧，关键是人们赋予它怎样的内涵。既然经过解释，上述种种说法实质上已无根本区别，只是侧重点和适用的语境有所不同，那么，接下来更重要、也最难办的问题便是：如何落实？
四、关于“中国化”的途径
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要不要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而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点的转移既表明了一些基本共识的形成，也反映了认识的深化。如果说对于“中国化”的必要性在原则上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对“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目标也能形成一些起码的共识，但“知易行难”，对于“中国化”的途径问题，即为此究竟该做什么、如何做，答案就远不那么简单了。这方面的意见可谓众说纷纭，远远没有、看来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大可能形成统一的看法，这至少是由国际问题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和途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
在讨论之初，人们在这方面的看法非常笼统、模糊，主要是提出了一些方向性、原则性的意见。例如宦乡指出，国际关系学具有跨学科性质，要注意各种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仅要善于从国外理论中吸取营养，也要从中国历史上的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与战略思想中吸取营养。40这里讲的就只是一些基本原则。
梁守德等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一书中专门以“怎样突出中国特色”为题对此作了详细探讨。其要点是：必须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正确确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例如：崇尚独立，反对侵略；热爱和平，鄙视攻战；提倡中庸，厌恶极端；追求大同盛世，主张“天下为公”。41何方的观点与此相类，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并将维护国家利益与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中华文化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富值得继承，例如不惜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酷爱和平的“和为贵”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国际主义精神；“讲义气”，“重然诺”，尊“王道”而反“霸道”的传统。42袁明也认为，如果中国的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文化底蕴是以一个重要源泉。此外还要从西方国际关系学中汲取营养，同时总结新中国外交的经验历程并加以理论升华。43此外许多人强调了加强各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44
2004年4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在青岛举办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就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一致意见，认为应该把研究导师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与总结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外交理论创新结合起来，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同时正确对待西方的理论。45
概括起来，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途径问题上，学术界主要是就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达成了一些共识，诸如应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注意研究中共领导人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理论成果，等等。
这些意见在原则上大多不会有什么争议。但中国特色究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上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人们至今意见不一。有人还指出，究竟马克思主义中的哪些内容对国际政治理论建设有指导作用，还需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才能明确，应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标签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要区分精华与糟粕，不能一概而论。此外，如何把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经验运用到理论研究中去也有待探讨。46而早在1994年，王勇的论文就专门讨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这个目标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他认为，这一目标反映了中国学者面临西方理论的主导地位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产生的紧迫感与责任感，以及对理论必然是价值性理论与实证性理论的结合体的合理认识。但我们并未就这一理论体系的对象、内容与方法提出具体、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