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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使他“隐隐嗅到死亡之气”，随后他“走向死屋”，死气愈加浓重，而当房门在他身后合上，他看到“黑暗中有一双眼睛”，于是开始了与亡灵之间的错乱、痛苦的对话。梦魇的气息出自于文中对各种形象和感觉的隐晦的描绘，在根本上则是出自于作者对亡灵的心的感应。他由此进入了一个异样的时空，从他的自白看来，那里本是为他所不熟悉的，但亡灵的出现复活了那个时空里的氛围，“黑光与死气重造了世界的喧嚣与空洞”，那是令他极度恐怖的，死气吞没了一切，“远古联到现在的一切统统消隐，不再有东方西方。没有黑光。没有猩红。一切都远了，同时一切也都近了。”不用说，这种种的景象是隐喻着文革十年整整一个时代的灾难，那个时代似乎早已经成为过去了，且是为作者无法直接感受的，但通过对亡灵的追寻，它的气息在他心中弥漫开来，把他也拽向了那个时代。由这提领全篇的梦魇气息，作品完成了对文革灾难的隐喻与揭示，但它所要表达的更重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全文中最惊心动魄的是作者与傅雷的亡灵在假想中的对话与争论。众所周知，傅雷是在文革之初，因不堪侮辱和夫人一起自杀的，作者所要追问的便是在那样一种梦魇般的环境里，死究竟有何种意义。作者的心情是极矛盾的：“你的死比死还沉重地淤积在活人的心中，我已无法被阳光射穿。我只能找你来了，为的是摆脱这经久不衰的死气的纠缠，为的是你经久不死的目光。你死得那么黑暗，那么明亮。”面对依然痛苦的亡灵，他表达了困惑甚至责问，他不能理解先生何以会抛弃生，何以不和大家一起“苟活”，何以会忍心放弃一生挚爱的艺术，这困惑和责问似乎也指向了他自己，他在自身感情的迷乱中，仿佛要与亡灵争辩起来，但他始终未能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亡灵的沉默不语中显现出令他心惊的尊严。作品里没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能表明这困惑的解决，但随之而来的是愈加沉重的悲愤，作者仿佛亲眼目击了悲剧的过程，他的描述因内心的激动几乎变得语无伦次起来：“不可遏止的刺痛随之而来。几十年经营几千年积淀束手待毙毁于一旦。理想的世界始终是理想在默默流逝流逝流逝。”那死气所吞没了的，不止是一个时代，而是更加久远的、与文明相伴的理想和人格的光辉。作者最终似乎与亡灵一起经历了死亡，他也终于洞彻了死亡的意义，那是先生为理想和人格树立的永远的墓碑，也是一种最为特殊方式的反抗和勇敢。尽管作者仍未放弃对这死亡的价值的怀疑，但他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对先生之死的由衷赞美：“先生善良而远不弱小，那灿烂辉煌的死，使活着的人觉到生的黯淡。”可以说陈村的《死》是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了对文革的反省。通篇是一场超现实的梦幻，而无真实故事的描绘，但是它以被抽象化了的主观感受强烈地突现出了文革灾难的血腥与罪恶，也以这种主观感受沟通了文革死难者与新一代青年之间的情感。隔了这一场浩劫，后者对前者的精神继承遭到中断，显得难以为继，正是经过了发自内心的怀疑、诘难与真诚思考，这继承才又成为一种潜在而真实的可能。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民族命运的自觉承担：《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首写于1979年的小诗总共只有短短的两行，它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岁月的隐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寻找”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不言自明的，类似的意象组合在其它“朦胧诗”作品中也常可见到；比如江河的《星星变奏曲》：“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在夜里凝望/寻找遥远的安慰”，比如顾城的另一首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一代人》11的意象则更为简约、自然，明白地表达出了诗人心中强烈的感受和意愿。“朦胧诗”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个人的情感表达往往也是整个社会的情感的投射，应该怎样面对黑暗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怎样才能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这是笼罩了所有诗人的疑问。向来被称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尽管一直沉醉于他的梦幻般远离尘嚣的“生命幻想曲”中，却也开始探索时代的问题，这首《一代人》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回答。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像顾城和其他“朦胧诗人”所代表的这一代，都是在文革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着对苦难的承担，或者是在不断的受伤害中经历成长，然而苦难却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企图透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这一类的表达可以一直追溯到60年代食指在文革初期的创作，例如那首著名的《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经过磨难的理想与信念导向个性的自觉，导向了一种坚强不屈的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这是《一代人》及“朦胧诗”整体上给人的印象，也是70年代末期文学中富有激进色彩的一面。这首诗仅有的两句之间意义上的转折，无疑也体现出了同北岛的《回答》相一致的精神取向：“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面对“黑夜”毫不妥协，自觉承担起民族的命运，同时伴随着个人高涨的理想主义，可以说这便是北岛、顾城和他们这“一代人”对苦难和整整一个行将过去的黑暗时代的回答。注释：1参阅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收入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2“凡是派”主张的中心思想表述为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最早见诸于文字，是在发表于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3鲁迅：《论睁了眼看》，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4参阅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圆形轨迹》，收入《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5当时有三篇支持“朦胧诗”的理论文章被称作“三个崛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6参阅《〈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收入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7它的命名仅仅来自于一篇批判文章，即1980年8月章明发表在《诗刊》上的《令人气闷的“朦胧”》，文中所指的是一些诗意“朦胧”的诗歌新作。8《随想录》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6月出版第一集，到1986年12月出齐。1987年9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合订本。本节论述还参考了＇韩国＇李喜卿的论文《在〈随想录〉里表现出的作家自我形象恢复过程》。9杨斌华：《屋顶上的脚步。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0《死》，初刊于《上海文学》1986年第9期。11《一代人》收入《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1页。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十一章 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
第一节 〃归来者〃的历史反思“文革”后文学的最初构成，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们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恢复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力量便是“归来者的反思”。本章所讨论的“归来者”是有特定所指的，它主要是指5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有着差不多相似的经历：一般出生在30年代，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这使他们年轻的履历变得十分耀眼，曾经是踌躇满志的一代文学新人。由于他们身上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承受的历史负担，因而50年代初期文艺界频繁的思想斗争并没有给他们的精神投下多大的阴影，相反，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艺方针鼓舞下，他们以文坛上的新一代主人的身份和热情，携着他们对现实积极干预的处女作走上了文坛，他们当中包括刘宾雁、王蒙、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白桦、张贤亮、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李国文、丛维熙等等。但在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风暴中，他们的热情和思想锋芒受到了残酷的摧折，他们的作品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作者本人则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他们当中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配到穷困偏远的地区，有的在车间工矿，从事着艰苦的甚至是非人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磨难，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使这批作者终于恢复了政治权利，50年代遭到批判的作品重新被肯定。1979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批作家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这便成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重放的鲜花”于是成为这一代作家在文坛上的共同标识。这些重新获得创作机会的作家们，依凭着特有的群体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主力。与上一代和年轻一代的作家相比，他们有着特有的优势：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不仅仅是无法摆脱的个人梦魇，而且，这一段经历不仅使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了切身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个人生活的阅历和体验；与那些步入老年的上一代作家相比，复出后的他们一般正是五十岁上下的年龄，这正是他们一生创作经历中的黄金岁月；与知青一代相比，他们在50年代已有的创作经验虽不丰厚，但足以在“文革”后文学的荒原废墟上显露头角，至少免去了如知青一代作家的初期摸索过程；积压二十多年的情感与思想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命运和生活体验本身为认识现实、反思历史提供了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理念，他们在50年代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尽管之后二十多年的遭遇也曾使他们对这种理想发生过怀疑和破灭，但苦尽甘来的平反昭雪反而加深了这种信念和理想，更坚定了他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理性主义态度，对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批“归来者”作家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他们大多数人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主流一样，心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自觉地充当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们敢于以执政者的诤友身份为民请命，揭发社会弊病，并将这种战斗精神与“五四”知识分子传统联系起来。他们自觉认定：我国文学有一条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五四”传统和鲁迅的道路，那就是同劳苦大众血肉相连，倾听群众的呼声，走在时代的前列和敏锐地感受生活的需要，探索真理，以极大的革命热忱投身于火热的战斗。这就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高晓声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时曾形象地说：“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1从这些宣言式的语言和精神来看，这一批“归来者”作家是以50年代背景下的革命激情与“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相结合，构成自身的特定的现实关怀。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国家政策上的抉择与变化，毫无保留地坚信并支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反对上上下下的这一政策的反对者，并且对那些反对者以及社会上腐败不正的风气展开紧张的批判斗争。应该说，“归来者”作家复出的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环境极其有利于现代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高扬。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解放路线，结束了自“文革”以来的中共党内极左政治路线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确定了“思想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探索路线，中国的政治文化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探索期；同时，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空前地高涨。这种热情急切地为民请命的声音，在国家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同情和默认以及民众政治热情的双重作用下，很快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不但是“归来者”的声音，整整一代清醒认识历史的中年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一反思的行列。1979年《人民文学》第二期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作家不再像“伤痕文学”作家那样直接表现痛苦的历史和私人情感，而是表现出一种痛定思痛的努力，对“文革”这场历史灾难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深入。她通过作品的叙述挖掘了发生在50年代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的灾难根源，检讨近四十年历史中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演变，甚至以梦幻的手法写出了令人痛心的警告：如果再一次发生战争，老百姓还会像抗战时代那样支持抗日军队吗？这个问题提得相当严峻，但作家的立意是维护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希望执政党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以此为戒。以这篇作品为标志，中国文学领域在1979年至1981间形成了一股以小说为主体的“反思文学”思潮，而“归来者”们的创作是其中最主要、最瞩目的。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历史的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鲜明特色，这种揭露性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也成为反思作品吸引读者的最主要的因素。但也因为这批作家的理性主义色彩，他们相应地失去了“伤痕文学”那种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他们“反思”的历史范围也局限在一定的政策之下，而且大多数是以苦尽甘来的“大团圆”为结局。所以，从“伤痕”到“反思”，反映了“文革”后文学与现实环境的第一场冲突龃龉以及随机转形。“反思”作品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是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反思文学”将几十年历史真相昭示予人，整合出一部政治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传递出前所未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信息，加强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其中的大量作品描绘了一幅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遇，小人得志的世相图，并以启蒙式的话语突出了极左政治路线与传统封建思想如何合二为一地造成社会和人的深刻异化，赞美了不屈不挠的人性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信仰。几十年悲剧何其多，而如今黑暗终于散去，苦难终于结束，“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心理在这批作家的每一篇“反思”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不管前面对历史灾难的叙述有多么的压抑。由于要在每一篇作品中浓缩几十年故事，使“反思”小说大多倾向于篇幅的拉长，约定俗成的短篇小说的容量无法展开情节，而结构长篇小说还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心态，于是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中篇小说的形式，这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不如说是出于表达需要而在无意间形成的一种共同趋势，但在客观上却是中篇小说一度空前繁荣的主要成因，因而，8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热”成为“反思文学”的一种共生现象。另一方面，它又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对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相呼应，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宗璞的《泥淖中的头颅》，尤其是王蒙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布礼》等五个中短篇小说，都开始尝试采用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叙事线索的结构和表现方式，这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带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而青年作家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扼要介绍，又在小说理论上给作家们予极大的启发。面对劫难的反思有两种不尽相同的叙事立场。较为普遍的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这种作品的主人公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干部，他们既是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