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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家庭中的一个例外，他由于遇到少女杨朗一家，懂得还有另一种美好文明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心中便埋下了追求文明和美善的理想。二哥成了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事实上那种文明在生存中也有着极残酷无情的一面，而他的热烈的理想最后遭到粉碎，使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他的自杀就象征着理想主义在真实生存境况中的失败。与二哥不同，七哥尽管也心怀改变自身命运的理想，但这理想却是生成于生存中恶的根芽中，他的生存哲学是：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在七哥的心目中，没有善与美或文明与理性的余地，他的全部为人原则只有一个基点，就是生存本身：“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路却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七哥可谓是自觉地认识到了生存的意义，所以他才愈加成为积极的生存主义者，而他由卑微到富贵的命运变迁似乎也验证了这种生存哲学的意义：在生存境遇中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超越的可能。无论是对于以上述及的那种冷酷的生存景象，还是对于七哥式的生存主义，方方在这篇小说中都没有显露出明显的观念评判倾向，这无疑透露出某种在当代文学中尚属新鲜的创作信息。《风景》以纯客观叙述来实录凡俗人生中的种种本相，以及揭示出生存本身的意义所在，这里显然舍弃了过去那些观念性的道德标准与情感认同，不动声色地使生存的观念，或说是一种民间的价值取向非常实在地突现出来。（事实上只有在以生存为内核的民间尺度上，对于七哥式生存主义及棚户区生存状态的谅解才真正成为可能，并具有实在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风景》开拓出了一种写作的新空间，即处于社会底层的都市民间的生存世界。这种开拓性的写作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以及相应的导致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调整。依照民间的尺度，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反省主体意识的实在性，面对生存本身的严峻性，任何超越其上的思想意识往往都会显示出它的空幻与虚弱之处，以此认识为基础，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回到更根本的现实探求之中。就此而言，《风景》的文化意义正是在于使我们对生存本身恢复了应有的警醒与思考。《风景》是新写实小说中最贴近自然主义方式的作品。描写凡俗人生，刻画粗鄙丑陋、野蛮冷酷的生存景象，这实际上原本就是左拉式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风景》在这些方面都有着很浓的左拉味道。基于这种形式上的暗合，我们也许可以在更深在的艺术层面上来探讨新写实小说对于现实的还原，即是如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由这种审美经验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应合与广泛认同来看，《风景》在小说艺术上成功地增添了某种新质，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形态得到了新的丰富。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一地鸡毛》
中篇小说《一地鸡毛》＇6＇发表于1991年初。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以非常冷峻而又略带微讽的笔触，叙写出了极其平庸琐碎的当代日常生活景况。“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这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也是小说情节的起始所在。这当然是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琐事，但正是诸如此类的日常琐事组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内容：和老婆吵架、老婆调动工作、孩子入托、排队抢购大白菜、拉蜂窝煤以及每天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对所有这些琐事的叙写就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全部情节。“一地鸡毛”，这个标题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小说结尾处通过小林的一个梦境直接表述出来：小林“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日如年。又梦见黑压压的人群一齐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这显然不是那种追求深刻性的象征，而是以十分表浅的意义述说揭示出作者所理解的生存本相：生活就是种种无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以无休无止的纠缠使每个现实中人都挣脱不得，并以巨大的销蚀性磨损掉他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使他们在昏昏若睡的状态中丧失了精神上的自觉。这也就是作者在一篇创作谈里所说的：“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7＇考察小林这个人物的精神发展轨迹，即可具体看出这种生活的严峻性及其对个人精神磨损的效用。小林原是刘震云在《单位》中写过的人物，在那部小说里，他由于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如结婚后没房子、工资收入跟不上物价飞涨等等，逐渐意识到生活本身的沉重分量，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得不谋求在单位里提级长工资，而这样一来，他也就不得不改变从前大学生的自由脾性，向过去深恶痛绝的世俗关系下的人与事低头。最后的结果是在单位里的“小林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毫无自我特点的小公务员。《一地鸡毛》基本上承续了这个思路，继续写小林在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精神磨砺与变化。如果说《单位》是写生活迫使小林在公共生存空间中（即工作场所）放弃了自我的个性追求，而在《一地鸡毛》中，这种生活的严峻性和销蚀力则更渗透进他的私人生存空间，使他在更本己的层面上也必须彻底摈弃自我意识。比如小林老家来了人，而且是当年有恩于他的、十几年没见过面的老师，但小林却有碍于自己家的经济条件，这种鄙陋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必须放弃好好侍奉老师的心意。又比如小林的孩子入托，全靠邻居帮忙才进了理想的幼儿园，后来却发现是给邻家孩子当了陪读，小林“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但是龌龊归龌龊，他最终还是得让孩子继续去那家幼儿园。再比如小林被一个卖鸭子的老同学拉去帮忙收帐，起初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是丢人现眼的事，可是没几天下来，很容易地就挣到了钱，他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小说中形容他的心态：“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后来写小林爱看足球赛，本想半夜起来看电视转播世界杯，却给老婆一顿臭骂，让他明天早起去拉蜂窝煤，结果小林一夜没睡着，虽然十分不情愿，但看来他终于还是想明白了，在生活中蜂窝煤远比看球赛要重要得多。经过如此这般无数日常琐事的教育与磨练，小林的精神世界大为改观了。小说最后写到他向老婆大发议论，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最后一句话是反讽，但由此引出的道理也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任由自己的意愿，生活中要紧的是吃喝拉撒睡，唯有物质要求牵动着人的一举一动，其余诸如师生之情、龌龊之感、脸皮面子甚至个人爱好等所有精神层面上的内容都可抛开不顾；是一切繁琐小事造就了人生，而不是任何浪漫的理想或精神的追求，显见的是，即便最私人化的生存空间中也容不下一个真正的“我”存在。小林的精神发展轨迹，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逐渐抽空、个性逐渐消退的过程：他置身于生存的沉重压力之下，在毫不间断的生存的跌爬滚打中，难以有机会从容地听从于内心，而不得不坠入到无边的生存网络中，这同时也就注定了他已彻底丧失再度发展自我、抑或改变这种生存状况的可能。听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愈加滑向平庸和贫瘠，人生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丧失自己的过程。整个《一地鸡毛》皆可看作是对这个过程的如实记录。刘震云显示出真正冷静客观的写实功力：他始终以不动声色的平静口吻叙述小林遭遇的林林总总，这叙述看来如同现实生活本身，把创作主体的感受与判断几乎完全排挤干净，只有按照日常经验逻辑，依次地呈现出各种琐碎事件。其中极少有观念意义的直接添加，并将主体情感的传达弱化到一笔带过的程度（如小说中常出现“辛酸”这个词，应是主体的感受，但却又总是被继之以“不把它放在心上”，于是这种辛酸的情感体验就被有意放过了），叙述者的声音最大限度地被掩盖起来，或者以程式化的语气和句式叙述，或者稍有感想也都被混同于人物的意识，并不显示出独立判断的倾向。与此同时，经验性的事件被不厌其烦地施以琐屑的细节描绘、反复的心理揭示，对现象本身给以质感充分、以至于令人感到处身其间的繁琐刻画。至于他所叙述的内容，则完全来自于现实经验，小林经历的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普遍、几乎每个普通家庭都曾遇到过的一些事件。这样，刘震云真正写出了一个社会生存中人人都会认同又都会感到无奈的人间。这样理解《一地鸡毛》，似乎很容易会得出刘震云既是运用了凡俗化叙事（或说是“草民”叙事），也就是向凡俗心态认同的结论。这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上现实境况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压迫，也是知识分子主体意识软弱、存在着巨大的不完善性与不坚定性的证明。但是问题也许还可再深入一步去看。刘震云这样不动声色地叙述，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一切（包括生存的可悲处境，主体精神失落的必然趋势等），事实上也就是有效地体现出了他的人文意图。这里我们应该看清《一地鸡毛》的叙述中除了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之外，比较一般新写实小说而言，还隐约闪烁着一种尖锐的讽刺精神：文本叙述的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所有这些都被揭露为无价值，正是这无价值本身构成了人生的沉重，而这种沉重看起来则是极不合理无比荒谬的。这种讽刺精神的存在其实还是由文本内含的知识分子人文传统所支配的，它是“来自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则的绝望”＇8＇，在根本上是社会人生的大悲哀。尽管《一地鸡毛》的叙写是这样的低调和平淡，但绝望的情绪还是曲折地传达出来，由此也就意味着这篇小说对于知识分子立场艰难的保持，它活生生地勾画出人对现实无可抗挣的处境，揭示出这处境的荒谬，这便是体现出了通常认为新写实小说所缺失的现实批判立场。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红高粱》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9＇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50…70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有所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梁》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但就新历史小说后来的走向而言，由《红高粱》开拓的这种对民间粗鄙形态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愈加显现出低俗趣味的性质，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这类描写就很自然地堕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而丧失了向民间认同所应具有的人文意义。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曾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他在《红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的主体情绪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