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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内部的中国佛学研究，以及佛教教界内部的义学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影响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这种不同首先在于中国的佛教研究是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佛教”的义理结构，特别是从属于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佛教研究，自然地将佛教放在中国思想史中来考察，尽管关于两者内在关联的自觉研究并不多见，但这样一种自然的意识还是普遍存在的，不过这种意识也由于中国的学科分类的专业意识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欧美日本的佛教学研究，其学科意识和方法意识源自欧洲东方学中的印度学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与印度学结合的佛教研究中，逐渐取得自身“佛教学”的独立地位的。因此，在方法论旨趣上，依循的是语文学（phU010sy）与哲学（phil。sophy）相结合，强调在文献考证释读的基础上，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工具进行适当地分析批判和比附对照。其中，由于历史意识的缺乏，以及一定程度的“起源即正统”的意识，而导致对作为佛教发展一阶段的中国佛教的忽视，中国佛教仅在提供北传部派佛教和早期大乘佛教文献的意义上受到关注。不过，值得重视的是，欧美日本的佛教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强大的科学方法优势，运用这种科学方法而产生的学术创获，以及由这种语言文献学训练带来的比较性视野，都使得欧美日本的佛教学研究在百多年里取得了惊人的学术积累。于是，在近年来，随着与日本佛教学术界的交流深入，中国佛教研究多向方法陶冶甚精而成果积累深厚的日本佛教学取法，形成一种谋求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国际佛教学接轨的佛教学研究的潮流。
这股与国际佛教学接轨的诉求，实际上在百年里一直并未衰歇，但在目前也仅只表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努力。这当然与佛教学从属于哲学史与史学学科的实际状况以及佛教自身并未为佛教学研究提供强大的学术制度性保障有关，但中国学术传统的持久影响力带来的对佛教学方法的反思性意识，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的佛教学研究。这种反思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两个ph（PhiloloSy、philosoPhy）的方法是否完全适应佛教之本性的研究方法的反思，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语中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评论或可作为这种反思性意识的远源，他说：
“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述之嵬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人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且说者谓，研究佛教史必先之以西域语文之训练，中印史地之旁通。近来国内外学者，经历年之努力，专题之讨论，发明颇多。然难关滞 义，尚所在多有。故今欲综合全史，而有所陈述，必如盲人摸象，不得其全也。”
汤先生在此特别强调了与佛法作为一种“亦宗教亦哲学”的精神传统之本性相应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文字考证上的寻求与同情默应之心性体会的结合。他拈出了“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这些方法之外的能力，以作为文字考证的科学方法的补充，实际上是更好地体认到了佛教史学之作为一种人文学术的意义。
关于佛教学方法反思的第二种意见，更多是从国际佛教学研究的印度学背景对中国佛教的忽略而开展出的一种对以中国为本位的佛教研究的考量。以往的中国佛教研究实际上一直将中国佛教作为中国思想传统之一来对待，因而在文献上主要依据汉文佛教文献，自然会形成一种未经自觉的中国佛教本位意识。但是经过了国际佛教学研究的方法洗礼和历史语言学视野的陶冶，而再次形成的本位意识必须是一种合题意义上的反思的后果，应该充分认识到佛教在文化间的位置。因此，建基于此种视野之上的对国际佛教学研究的反思，会更加自觉地关注佛教与中国思想传统之间的有机关联，并将中国佛教研究不仅作为理解佛教的一个方面，更重要地作为理解中国思想传统和中国历史的一种进路。对此，日本学者的反思或许会比国际佛教学经验并不充分的中国学者更有说服力。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末木文美士曾就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指出单纯依靠印度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完全地把握中国佛教实质这一问题。他认为，需要在日本的宗乘和余乘研究以及国际佛教学研究之外，开辟出第三条研究道路，即是加强与中国学者的合作，在中国思想史的广阔领域内开展佛教研究。就此，他着重强调了研究东亚近代佛教的重大意义，并指出通过东亚近代佛教的比较研究来认识东亚各国现代化道路之异同的重要性。
末木先生关于日本中国佛教研究的反思性意见，实际上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近现代佛教研究的方法论前景。关于这种方法论前景，他曾在为《思想》杂志的2002年佛教特辑《佛教、近代、亚细亚》所写的刊首语中指出，该特辑中的佛教研究，是对日本近代中的佛教思想所具有的多方面作用的检证，是作为日本近代思想史再考察的一个进口。而且，由于日本佛教的多面性，我们可以把佛教作为理解近代日本的关键。以佛教为进路的的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可以成为对以往以日本政治思想史为主的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再构筑的契机。这些都提示了我们一种不同于以往单纯以佛教为对象的新的佛教研究的可能性。这种以佛教为进路透视思想史的思路和方法，可以首先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方法和旨趣，这一点实际上是由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所决定的，而并非仅仅出自于佛教研究自身的需要。
近现代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对象，恰恰是因为近代佛教具有某种为时代所用的性格。对于近代佛教的这种性格，梁启超曾在《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将由谭嗣同所代表的佛教思想倾向称之为“应用佛学”。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应用佛学”可以用来作为由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夏曾佑以及梁启超本人所代表的佛教思想路线和倾向。从梁引谭文中体察，所谓“应用佛学”要在能将佛学应用于“成仁取义”不贪生畏死的道德养成上，或者可以推而扩之，所谓应用佛学是通过对佛学精神的新解释，而将其用之于对时代问题的对治解决上。实际上，“应用佛学”之成立，实际上依赖于一种关于宗教与世界、宗教与人性之关系的新理解的出 现，而根据这种观念而来的“应用佛学”严格说来已经不是一种对佛教理论的单纯运用，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佛教理论和精神的出现。这种由晚清新学家们所提倡的“应用佛学”，严格说来是一种强调佛教处于宗教和哲学之间的两义性，因而已经从内部改造了佛教的经学性质而使其成为一种宗教哲学。这种佛教观，正是梁启超所期许的关乎“我国今后之新机运”的新佛教。在此意义上，经过了应用佛学自身内部的三个发展阶段之后而相继出现的“经院佛学” （支那内学院）与“人间佛教”（太虚），都秉承了这种新佛教的“应用佛学”气质。因此，我们必须从近现代思想史的整体出发来观察和审视近现代佛教，并进而通过佛教在近代的变化来观察和审视近现代思想史。
关于中国近现代佛教研究的方法与主题相对于传统佛教研究的变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挑战，即如何通过方法论的检讨真正进入近现代佛教思想的内部来深入体察和把握。近年内出版的几种近现代佛教研究，如《二十世纪中国佛教》（陈兵、邓子美著）与《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麻天祥著）、《晚清佛教与社会思潮》（麻天祥著）以及《东亚近代佛教》（何劲松著）等，都对佛教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有所揭示。但如何对佛教视角和进路的选择之与近代思想的有机性和必要性形成积极的自觉，这一点或许还未为以上研究所关注。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有必要提示一下日本八十年代以来颇为重要的“批判佛教”思潮。所谓批判佛教是通过对以中国佛教的核心理念结构“本觉”的批判，来批判以“本觉”来组织自己教义系统的日本佛教，并进而揭明日本佛教以及以日本佛教为资源的京都学派哲学，在日本现代性建设中所具有的精神奠基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所带给日本现代道路的曲折与歧路。其以本觉为批判的靶子，实际上便将对日本佛教的批判引向了对更为深入的思想传统的批判。我们暂且不论这种批判对于传统的妥当性，但其对日本现代思想史上引用佛教资源来批判现代性的思想潮流的批判，却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深入理解日本现代思想史以及日本现代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人口。“批判佛教”指示于我们的是，如何能够真正看到佛教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有机作用，并将其揭示出来，从而形成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这需要我们对佛教和近现代思想同样具有洞察力，对历史形成真正的感知和洞察。
千秋光焰照诗坛
■ 刘梦芙
钱仲联先生享年九十六岁（1908… 2003），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诸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著名学者王元化称“钱先生是当今中国文化的弥足珍贵的国宝级人物”；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亦云：“现在被尊奉为大师的似已多起来了，而真正的大师却珍稀如凤毛麟角。钱仲联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诚哉斯言。在二十世纪学术界，钱先生是足可与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钱穆、钱锺书诸家相提并论的国学大师，是“百科全书”式的鸿儒。尤其是在诗学研究方面，其范围之广，难度之高，贡献之大，前无古人，后罕来者。
钱先生治学淹贯闳通，涉及多种学科，著述多达六十余种，而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则是古典诗文集的笺注和校勘，有《鲍参军集补注》、《山谷诗任注补初稿》、《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李贺年谱会笺》、《剑南诗稿校注》、《后村词笺注》、《吴梅村诗补笺》、《沈曾植集校注》、《人境庐诗笺注》、《钱牧斋全集》（标校）、《海日楼札丛》与《海日楼题跋》 （编校）、《陈石遗诗论合集》（编校）共十多种，就内容而言，跨越了南北朝、唐、宋、明、清到近代各个历史阶段。诸著无论是创注 （陆游、沈曾植、黄遵宪诗注、刘克庄词注），还是补注、集释、编校，无一不是功力精深之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中如《剑南诗稿校注》共8册近280万字，注陆游诗 9200余首，王蘧常先生叹为“并世无人敢措手”；而沈曾植《海日楼诗》博涉经史百子、金石舆地、书画乐律、佛道二藏，其典奥艰深的程度远越历代诗家专集，钱先生悉为注出。著名学者张尔田称“硕夥纤屑，昭晰无隐”，比之于“施、顾之注苏，任、史之注黄”。（《海日楼诗注序》，载《沈曾植集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01年12月版）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是钱先生青年时代奠立学术地位的开山之作，钱锤书先生《谈艺录》誉为“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并在《文学研究》发表专文，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认为完全可以取代以前的一切韩诗旧注。
钱先生学问之淹博深邃，固为近世罕有，而于清诗之研究尤称绝学。历来认为诗至唐代已臻顶峰，唐以后诗则每况愈下，明七子即承严羽《沧浪诗话》之说，大谈“诗必盛唐”。近代学者如章太炎说唐以后诗“语不足诵”；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后世莫能继焉”；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文廷式、梁启超同样认为清诗不足取。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影响甚大，现当代人著各种文学史，纷纷耳食， 对清诗普遍评价不高。钱先生对清诗（包括近代诗）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撰写大量论著，以精密的考证、充实的论据、全方位的比较和阐析，指出清诗的总体成就“超越元明，抗衡唐宋”，推翻了上述诸家的结论。先生十九岁时，即在《学衡》杂志发表《近代诗评》，以骈文体式，纵论清末民初各种诗派。 1936年完成专著《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 1986年出版，收入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系统详论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晚清名家与作品，介绍与考订有关诗史价值之杰构，并论及民国诗人诗作，论述作家百余人，作品在千首以上。自八十年代初至1999年，陆续出版《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诸书大部分篇幅皆论述清代诗词。近百年来，没有哪一位学者像钱先生这样，在清诗研究方面付出如许心力，称为一代开山巨手，当之无愧。他主编的《清诗纪事》共11卷一千多万字，钱锺书称为“体例精审，搜罗宏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仲联先生自运，卓尔名家，月眼镜心，必兼文心史识之长”。“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 （《钱仲联学述》，第97~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周振甫、季镇淮、程千帆、王元化等学者亦纷纷赞誉。自1990年至1998年，《清诗纪事》连续四次获全国图书一等奖，闻江苏古籍出版社近日将重印。
钱先生成就之卓绝，还体现在诗词与骈、散文创作方面，与其文学研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这方面的成就，似乎还未引起学术界充分的关注。
钱先生出身于旧时代士大夫家庭，家学渊源，钱先生自髫龄即学为诗，所著《梦苕庵诗》，从十五岁时（1922）开始存稿，二十四岁时（1931）与王蘧常（瑗仲）合刻《江南二仲集》行世，获得当时著名诗人许承尧、张鸿、陈诗、陈衍、杨圻、金天羽的高度评价。陈衍采其诗人《石遗室诗话续编》，金天羽称为“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夫对此，隐同敌国”（《梦苕庵诗词后记》，钱学增撰，广东南社研究会编印本，1994年4月版），并为1937年无锡国专排印本《梦苕庵诗》三卷作序，勉励钱先生开创诗国大业，“图王即不成，退亦足已称霸”。此后钱先生虽致力于学问，但作诗坚持不懈，中年又开始填词。至1994年，广东南社研究会编辑排印《梦苕庵诗词》，收诗7卷共1427首，词1卷共58阕。而1994年至2003年这十年中，钱先生又创作了大量诗篇，未曾人集，有待搜辑。钱先生为诗终其一生，长达八十余年，就这一点而言，于他同辈的学者中，无人可及。
《梦苕庵诗》的早期作品以吟咏山水为主，风格清隽灵秀，“心情生活与山水背景相适应，诗作幽雅精致，艺术可算早熟”。 （《钱仲联学述》，第9页）1931年秋，日寇侵占东j匕三省后，钱先生的诗风开始发生变化，在笺注晚清诗歌革新的代表、爱国诗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的同时，写出大量愤慨国事的作品，悲壮激越。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军全面侵华，钱先生携眷随无锡国专西迁，“远走湘桂粤港，所为诗意境益恢”，纪述抗日战事与万里流亡的旅途生活，兼写雄奇绚丽的山水风光，力作殊多，足以上继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所作系列名篇。尔后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诗中突出反映国共内战及“文革”期间的重大时事，寄托苍凉郁勃的忧世情怀，诗歌的思境与艺术，均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峰。拨乱反正后以至改革开放时期，诗人进入晚年，诗笔渐趋平淡，但骨力不衰，时有雄篇杰句。一部《梦苕庵诗》，气象恢宏，内涵深广，充分抒 写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士饱经沧桑血火的苦难历程与心灵悲感，堪为一代诗史。
钱先生全面继承传统诗艺，广挹百家精华，“一法不舍，一法不取”，变化神明，宏开新境。一般诗人或学唐，或学宋，或上法汉魏六朝，于元明清三代诗缺乏深入的探索，甚至不屑一顾。钱先生则不然，“少年为诗，即力探柳子厚、陈简斋、姜白石、谢皋羽、阮石巢、厉樊谢诸家之奥”（《梦苕庵诗词后记》，钱学增撰，广东南社研究会编印本，1994年4月版）；青壮年时期除取法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陆游、元好问等唐宋金元诸大家外，对有清一代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钱载、黎简、黄景仁、王昙、郑珍、龚自珍、姚燮、黄遵宪、丘逢甲、金天羽以及“同光体”魁杰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之诗皆汲其神理，为我所用，古近体长短篇无一不工，形成沉雄博大、瑰丽多彩的创作风格。钱锺书先生评《梦苕庵诗》“天海伟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