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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不被战争的任何一方所理解和容忍。
他们进入了将近十年的特殊军管期。私有空间，甚至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几次绝望，分批遣散修士，也有欧洲修士被强制离开。可是，他们又在一次次希望的驱动下，重新聚合。对于这些修士，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土一石地清理，一砖一瓦地修盖，这里还是他们安放心灵的场所。他们在绝境中还有一丝希望，希望一切能够熬过去。这样的希望应该是合理的：战乱总是暂时的，和平终将来临。当硝烟散去，山谷里留下的，总应该是宁静。宁静是恢复修行的前提，是修士们对生活的惟一奢求。
他们熬到了世界大战的终结，但是，内战的硝烟又起。修士们没有想到，他们熬过十分残酷的十年，却等来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终结。1947年，杨家坪神慰修道院依然聚集着近八十名修士。其中有六名外国修士，四名来自法国，一名来自荷兰，一名来自加拿大。他们成为这个中国特拉普派修道院的最后一批修士。这个修道院的故事成为法国革命消灭修道院的一个东方翻版。1947
年，杨家坪神慰院被劫洗一空之后，付之一炬。数里之外有一个农民，在目睹他认识的两个修士被杀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看到天空血红一片——一个兴奋的士兵对他说，“杨家坪，我们把它点着了！”
最后的消息
这个修院的大部分修士死于那一年，其余失踪。少数几个历经一段死亡之旅以后，侥幸生存下来。他们出生在中国，在杨家坪修道院成为修士，历经劫难，却无法再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寻到安全以后，他们依然继
寻访杨家坪
续静默的修行。信仰，这是我们这样的凡俗之辈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神圣。世俗的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可是为什么，世俗世界就永远不能明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只能以这样的特殊方式——生存。
1970年，有一个中法混血儿，在美国的《读者文摘》上，刊登了一篇回忆录。他曾经由于一起错案，在一个劳改农场生活了七年。他回忆了一个老年人，如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祈祷。作者从这位老人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一个中国修道院。老人就来自那里——杨家坪。
在这个修道院建立一个多世纪、被毁半个世纪以后，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真有些虚幻的感觉。为此，我们查阅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书籍，不论是在中国人、韩国人、美国人写的有关著作里，都没有发现这个修道院的一丝踪迹。我们想到，也许是修道院不传教的规则，使他们有别于任何其他传教团体，所以他们本来就不是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资料的稀有，使得原本由历时弥久而产生的虚幻感逐渐增强。一个疑问会常常升起：这个中国的特拉普派修道院，真的存在过吗？
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得去看看。哪怕在那儿只找到一块剩下的石头，也一定要看一眼。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就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沿着秀丽的永定河西行，翻山越岭。
进入河北，公路上就布满碗大锅大的乱石，那路是只为高高的运煤车准备的。我们手执一张半个世纪以前的手绘地图，顺着修士们在冥冥之中的指引，翻越着那层层叠叠的太行山，寻找一个古老的地名——杨家坪。直到站在一片劫后废墟上，我们震惊得无法言语。那就
是它了，一个被湮没的真实故事，一个被埋葬的神圣理想——神慰修道院。
新修的公路从原来修道院中穿过，封闭的格局被生生剖开，似乎隐喻着世俗世界和这个修院的关系。修道院的基本格局仍然非常清楚。教堂的屋顶被焚毁，可是，教堂内花岗岩的柱子犹存，柱子下面是一排排后人砌的空猪圈。五十年了，阳光依旧，远山依旧，苦修院的废墟依旧，只是修士们早已渺无踪迹。北楼失去屋顶的墙还挺拔地竖在那里，透着一个个尖券的空洞，映衬着中国北方的蓝天。也许有时，云，会载着修士们的灵魂，穿越窗洞，造访旧地？
那里还有修士们为菜园砌筑的低矮围墙，依然围着一个菜园，覆盖着没有完全融化的残雪。对面坡上，修士们的苦修房还在。他们挖掘的储存食物的地
废墟
寻访杨家坪
窖，也还完好无损。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地上山去，那就是当年通往北京的通道，最初来到这里的索诺院长，就是攀越三天后，从这条小路下来，到达杨家坪的。绕到修院遗址的后面，就是修士们的墓地了。只是，大批死于劫难的修士，没有能够在这里安眠。墓地上，修士们栽下的树木已经长大。有两棵银杏树，撒下一地金黄的树叶。当地是没有银杏树的，是当年的修士栽下的银杏树。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遗迹，修士们安眠的地方，现在有一溜水泥平台，那是后人修筑的露天舞场……。修士们居住的一排青砖小平房依在，墙上残留着大字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一条山沟向远处伸展，逐渐隐没在山的背后，修士们留下的杏树，依然年年结果。这是寒冷的冬季，我们没有看到一片片的杏花，带着清香，如云般飘出山谷。可是，我们终于来过了，弗兰西斯的修士兄弟们，我们来看过你们了。以后，还有谁会记得你们吗？
汉娜的手提箱（1）
六十多年前，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形成所谓轴心国，从事扩张和侵略，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在亚洲，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历史，成为许多国家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几十年来成为亚洲国家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我有个好朋友长期居住在日本。她在中国出生和长大，自然地会站在祖国的立场上，特别关心日本政治中的相关动态。
例如，日本在战后由美国人帮助制定的宪法中，规定了日本不得拥有军队，更不得派兵出国。可是，战争过去已经将近六十年。和德国一样，日本跃跃欲试，试图向世界证明，他们已经可以回到国际社会，实行“国家正常化”，也就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军队，一样派兵参与国际维和之类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国家，出门不再矮一头。
一个国家曾经走上造成世界灾难的错误道路，并不意味着它就千秋万代不得翻身，它当然可能改变，改变之后也应该被接受，这是常识。德国就已经基本走出“二战”阴影，在政治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仅德国军队参
汉娜的手提箱
加了国际维和行动，而且，已经有德国士兵牺牲在维护和平的战场上。
可是在日本，它的右翼势力在民间和政界都很活跃，总使得它的周边国家对它无法放心。同样一个“国家正常化”，在德国已经过关，在日本，却每当小有举措，都要引发日本国内外的重大质疑。我的这位朋友，就是质疑者中的一个。在她看来，受日本战争教育的那批人，其中有一些已经沦为政治动物，虽日薄西山，却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在政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对这些右翼充满警惕。
我们在聊着这些话题。我于是问：你生活在那里，根据你的经验你是否觉得，假如今天日本修宪成功，明天日本军队很容易就会冲出去侵略呢？她却毫不迟疑就回答：那当然不会。为什么呢？我追问。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对政治没兴趣，不会积极去政坛表达自己。可是他们也不再是六十年前军国主义教育下的战争机器人。他们怎么可能被你一叫就去当“皇军”。
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一个国家，就跟一个人一样。外部的影响虽然在起着作用，可是根本的改变和立住自己，还必须依靠内在的变化。在日本这样一个有着侵略历史的国家，普通的孩子们在某种意义上，竟然可能超越政治家，创造一个国家新的未来。因此，日本的教育有时会成为政治话题，例如大家熟悉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和日本教育厅决定在学校增设“爱国教育”课程。
就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商店采购。到了商店门口，我转进泊车位，却没有照例在给车熄火的同时关掉收音机。车里的空调早已失灵，我摇下车窗，就在美国南方八月的阳光下，我留在座位上，直到
听完一个专题节目。这个节目恰好和我们聊的话题有点关系。在节目主持人有限的穿插下，两名事件主角讲述着一个跨越半个地球和半个世纪的真实故事。他们一个是住在东方的日本年轻女子、一个是住在西方的加拿大老人，在共同呼唤一个永远年轻的姓名，那是六十多年前生活在东欧的一个小女孩——汉娜·布兰迪。
汉娜的故事是从一只手提箱开始的，开始在日本东京。
日本东京，一排简朴的街面房子，有那么几间门面，上额的开首是一个六角星的图案，接着是一行并不大的字：东京浩劫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资料中心。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英语的“浩劫”（holocaust）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指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这几间房子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民间非盈利组织，其宗旨是让日本孩子了解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浩劫，虽然它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也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可是这个组织认为，这样的教育对日本孩子是重要的，这能使他们学会种族宽容，在心里栽下和平的种子。就在1998年，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子石岗史子（Fumiko
Ishioka）开始负责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工作对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关的实物，可是日本本土没有浩劫文物。欧美的浩劫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可是几乎不用问就能猜到，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将珍贵历史文物外借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博物馆。史子还是决心试一试。结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礼貌的谢绝信。
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兰旅行。当年纳粹设置的犹太人集中营很多是在那里，包括著名的、以毒气室大量
汉娜的手提箱
屠杀犹太人的死亡营——奥斯威辛集中营。
史子去了奥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馆馆长助理，恳切地陈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儿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请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动，答应考虑。几个月后的
2000年年初，还是隆冬季节，史子真的收到一只来自奥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个纳粹在奥斯威辛用于屠杀的毒气罐，其他都是儿童囚徒遗留在那里的东西：有小小的袜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只手提箱。
这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在深色的箱面上，有粗粗的白漆写着“625”的编号、汉娜·布兰迪的名字和她的出生年月：1931年5月16日。底下是一行触目的大字：Waisenkind（德语：孤儿）。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标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馆是等参观者上门的。史子却还组织了一个孩子们自己的小团体——“小翅膀”。他们定期活动，出版他们的通讯，扩展浩劫历史的教育。这些孩子是史子的
“中坚力量”。
现在，“小翅膀”们正围着手提箱，提出一堆问题：这只手提箱的主人汉娜是谁？根据汉娜的生日和战争结束的日子推测，她提着这个手提箱走进集中营的时候，应该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么，后来呢？汉娜活下来了没有？
史子也无从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们发誓，她一定尽最大努力，去了解汉娜的情况。史子给奥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馆去信。他们回信说，他们不清楚汉娜的情况。史子再写信给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馆，他们回答说，从来没有听到过汉娜的名字，但是建议史子去美国华盛顿的浩劫博物馆询问。可是，美国的回信也说不知道。就在她几近绝望的时候，奥斯威辛博物馆又来了
汉娜的手提箱
一封短信，信中说，他们找到一份名单，显示汉娜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转送过来的。其他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了。
汉娜的手提箱（2）
那是2000年的3月。虽然这只是一条简短的线索，史子还是感到很兴奋。这毕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坚实信息。她开始寻找资料，阅读她能找到的、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这个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原来，那是纳粹给一个捷克小镇起的名字。它原来叫特莱津（Terexin），是一个可爱的小镇，镇上有两个古堡，始建于19世纪，用来囚禁军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里的捷克人建设得十分漂亮可爱。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整个小镇用围墙圈住，士兵看守，把它变成了犹太人的集中居住区（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镇，拥挤地塞满了被迫离家的犹太人。“二战”期间，曾经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汉娜就是其中一个。
随着阅读的深入，史子对这个集中居住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读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可怕的事情，读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和汉娜一样，后来向东转送到更为可怕的地方，如奥斯威辛这样的死亡营。但是她也读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ghetto）是比集中营宽松一些的犹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镇里面，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同时，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孩子教授各种课程，不仅让孩子学到知识，还借艺术给孩子们作心理疏导。他们教音乐，还教孩子们画画。最后史子读到，在特莱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张犹太孩子在囚居时期的画作，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看到这里，史子的心怦
汉娜的手提箱
怦直跳：也许，那里也有汉娜的画？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动，给特莱津集中居住区博物馆，写了一封信。
几个星期之后，2000年的4月，一个大信封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抵达东京。特莱津博物馆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汉娜的经历。可是在当年的营地里，确实偷藏了大量犹太儿童在囚禁中的画作。其中许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展出。从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张照片。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画。一张是彩色的花园，还有四张是铅笔或碳笔画。每张画的右上角，都写着：汉娜·布兰迪。
这个夏天，史子精心组织的展览《孩子眼睛里的浩劫》终于展出。作为一个民间小博物馆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观众数量，已经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来的还有成年人，展览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画。大家看了当然都会问，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长得什么样？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史子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她又给特莱津博物馆去信询问，他们回信说，他们只有这些画，却并不知道画画的孩子的故事。
特莱津、特莱津，这个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脑子里徘徊。她知道，这是惟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没有这笔旅费。到了7月份，机会终于来了。她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会议。从英国去捷克，就不那么远了。2000年7月11
日早上，史子终于抵达特莱津镇。可是，她当晚必须赶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飞机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时间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没有事先打电话和博物馆预约。直到到了博物馆门口，她才发现那里没有人。原来那天恰巧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博物馆不开门。
史子万分沮丧地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听到远处的某个办公室发出一个声音，她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有个办公室里有人。这个意外地待在办公室而没有回家过节的女士叫露德米拉。远道而来的日本女子的决心感动了她，她想尽可能为史子找出汉娜的线索。她按照索引从九万个曾被关押在这里、又转去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中，找出了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细查看这张名单。她发现在汉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个同姓的名字乔治·布兰迪。他会不会是汉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断那是可能的，他比汉娜只大三岁，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纳粹做的名单经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史子还发现，名单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个折钩的记号。她追问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露德米拉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有折钩的，都没能幸存下来。史子看了一下汉娜的名字，有一个折钩，也就是说，她和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