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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之后，在《布伦迪巴》所象征的那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没有指责汉斯·克拉萨是“晚节不保”，与纳粹“合谋”，而是对音乐家深怀敬意。
在这样的文化中，这些特殊的表演不仅是一个音乐
歌剧的演出，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达。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他们不仅为集中居住区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后世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表达了对美的永恒追求。这一切，正是过去的纳粹、今天和将来的邪恶势力试图摧毁、却永远无法摧毁的。相反，思维的简化和概念化，不论表现着怎样正义的主张，却恰是邪恶滋生的温床。
1944年10月16日晚上，汉斯·克拉萨从特莱津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谋杀在毒气室中。然而，汉斯·克拉萨的工作带来的快乐和希望，却依然留在人间。
在翻译中，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能够认真地对待细节，同时对当时集中居住区的儿童心理反应，作出细微的描述。现在，《克拉拉的战争》一书的作者，给今天的孩子们写着这样真实的历史故事；今天，许多国家的孩子在一遍遍、一年年地上演《布伦迪巴》，就是要大家感受汉斯·克拉萨正面的、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记得和思考这样的历史为什么发生；就是寄希望于新的一代能够身心都健康地生活，通过他们的努力，就不会在另一个地方，再发生这样的孩子们的悲剧。
外婆的故事及其他
这是一个得奖的故事。在译到最后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被故事吸引和打动了。打动我的，是传递着家族血脉的历史感。小说的作者用虚构丰富着细节，故事的主干却是一个真实的外婆的故事。
做了外婆的盖比，在向她的外孙辈讲述自己的经历，讲着讲着，盖比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满怀着对父母的感激和思念。艰难岁月是历史，而一个女孩如何度过这样的岁月，却充满了家庭亲情温暖的细微末节。历史书描绘的常常是大历史，可是惟有充满丰富细节和感情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历史。
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有时候和老人聊天，会给他们录音。录音带放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直到有两个老人去世，我把录音带给了他们的孩子，才觉得这些录音分量很重。
这个习惯的养成，也是起于一个个人的伤痛。我很爱自己的父亲，就像盖比一样。我从小就不断听父亲给我讲他经历的故事，而他的一生贯穿了中国最动荡的八十年。在父亲去世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录音机。可是当时，愚钝的我只知道用它来学外语，从来没有想到，我
外婆的故事及其他
应该用它来记录下父亲的故事和父亲的声音。待父亲远去，我已经来不及补偿我的过错。我只能不去细想。
我也有过外婆，虽然她和我们不住在一起。我还记得她裹着小脚，梳着发髻，夏天喜欢穿厚实的黑色丝褂。在我小时候，只觉得外婆似乎生来就是疼爱自己的长辈，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也曾经是个小女孩，也有她和自己爸爸妈妈的故事。和父亲相反，外婆从来不向我讲起自己，她在世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过要问她的姓名。在她去世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岁出头了，却没有一次想到，我应该坐下来，请求她给我讲讲自己的故事。
我有一些老年朋友，在有一阵风行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的时候，他们都急着寻找可以发挥的地方，还常常力不从心。我总会劝他们，最好的做法，是先把自己的一生真实地回忆和记录下来，哪怕是给自己的孩子留一份记忆。若说是想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话，也是最可贵的一份贡献，因为那是在增进和修补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记忆。
我还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在我读过书的中学里教历史。他教的是初中的孩子。在给孩子们布置作业的时候，他想到针对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让孩子们采访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父母，写出采访记录。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连续做了八年。积攒了几千份生动的民间历史记录。他也对我说，他事先没有什么功利的考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我想，他的历史感也一定影响了他的学生。
真希望我小时候就能读到这样的故事，那么在读到历史知识、读懂许多道理的同时，我也能更理解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也就能从小培养自己对历史的感觉。今天，技术发展了。不仅能够记录声音，还可以很容易地记录影像了。个人、家庭历史传承的技术手段已经不成问题。
我们缺的，就是盈满着这个故事的历史感。
面对今日的奥斯威辛（1）
昨天——2005年1月27日，我们在电视中观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露天纪念仪式：大雪纷飞，冰封雪盖的集中营，黑色的铁丝网触目惊心。
六十年前，六百万犹太人，包括一百五十万儿童，仅仅几年内就被纳粹有计划地成批虐杀了。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人性之恶感到震惊并进行了积极的反省，但这一事件引出的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以制止同类恶性屠杀，却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一
首先，“人性恶”并非轻易即能克服。
恶常有“善”的包装。希特勒纳粹党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能够上台，依靠的口号之一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因此，看上去这个政党是
“为国家、为穷人、为社会”的。但“拉拢多数人，迫害少数人”，几乎是所有大屠杀悲剧的成功之道。
纳粹的另一个包装是“科学”。希特勒假借“科学”之名，把在上世纪初蓬勃兴起的优生研究，引入了社会改造的领域。而且在扫除人性之后的“绝对理性”之下，以
面对今日的奥斯威辛
逻辑推导方式给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消灭劣等人”的结论。于是纳粹的科学家心安理得地成批杀害了德国精神病院的病人和保育院的弱智儿童。
“希特勒之恶”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类是有弱点的。在内心深处，许多人或愿意相信自己比别人优越，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让别人成为“替罪羊”，如此等等。当反对的声音、人道的声音被封杀，个别人的恶与疯狂又迎合了多数人的弱点，就可能迅速变成群体的恶和疯狂。而惟有群体性恶的支持，才可能实现大屠杀。
“希特勒之恶”是一个典型，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浩劫”也并非历史孤例。因为只要符合“纳粹条件”，大屠杀就可能随时发生。于是“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来，国际社会始终面临一个难题：出现“新的希特勒和大屠杀”，我们怎么办？
二
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与“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的侧重点有关，其根源也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关。
犹太人的浩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致重合。希特勒杀犹太人和侵略他国重叠发生。在六十年前，由于反侵略战争的进程，集中营被解放，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被揭示，并震惊了世界。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它作为一个孤立事件，大概仍然不会得到足够有力的对待。
之所以这样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各国看到了亡国的危险，反侵略自然成为最紧迫的事情。因此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其最重要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主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如何避免新的侵略、新的世界大战，而并不包括如何防止大屠杀。在揭示大屠杀事
件的时候，各国强调了希特勒的残忍和疯狂，震惊于人性恶的极致，却没有深刻检讨国际社会的责任和失职，因此也就不可能进一步从国际组织的制度上对防止大屠杀有所建树。
没有对大屠杀作深刻检讨的原因很多，也间接地反映出国际社会本身的众多问题。比如一些国家对大屠杀可以说是间接地负有责任的。在昨天奥斯威辛的纪念仪式上，俄国总统普京出席并讲了话。众所周知，苏联的军队是在波兰境内打败德军的过程中，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解放者的。普京也提到，前苏联是“二战”受害最大的国家，因为苏联在“二战”中死亡的士兵最多，奥斯威辛的死难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战俘。这都是事实。假如这场纪念式是一个战胜纳粹德国的战争纪念仪式，事情就简单一些。可是事关大屠杀，就不那么简单。因为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另一些事实是，当希特勒咄咄逼人地崛起的时候，斯大林与德国签订德苏和平条约，不仅出卖了奥斯威辛的所在地——波兰，还商讨了如何瓜分波兰。因此也可以说，奥斯威辛的存在本身，斯大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在奥斯威辛的受难者中，有大量被纳粹从捷克斯洛伐克转来的犹太人，他们落入德国人手中、死在奥斯威辛，是著名的英、法、德、意签字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的结果之一。这些国家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时候，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情况已经发生。人的弱点之一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所以，这些事实也在阻挡当时的盟国深刻检讨“大屠杀”事件。
由于希特勒不可满足的胃口，战火燃遍欧洲，把苏联和英、法卷入战争，他们才成为“二战”反法西斯战争
面对今日的奥斯威辛
的力量，才成为犹太人的解救者。也就是说，犹太人当时获得解救，不是人道觉醒的人类有意而为之，而是“二战”打下来的一个意外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的苏联。甚至在纳粹兴起之前，斯大林就开始了对自己国民的政治迫害，包括酷刑和大屠杀。在德军占领波兰之前，苏联侵占波兰，秘密屠杀了被俘关押的一万四千七百名波兰军官和一万一千名波兰公民。因此，在所谓的
“二战”盟国中，苏联首先不会愿意在战后的国际机构中出现一个遏制“大屠杀”的机制。而各国出于对侵略战争的恐惧，自然的结果就是对主权国家的强调，“干涉内政”变成类似“准侵略”那样的负面的词。
于是“二战”后对“大屠杀”的反省其实是有限的，甚至是含糊而误导的。它使得人们误以为，反种族迫害、反大屠杀、解救犹太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之一。它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希特勒当时不侵略他国，只是关起门来在国内建立集中营，迫害、酷刑和屠杀犹太人，那么，他们就无法借战争的机会得到解救，只要希特勒愿意的话，他们会被杀得一个不剩。
面对今日的奥斯威辛（2）
三
国际社会在“二战”之后对大屠杀不能深入反省，因而也就不能建立阻挡它的有效机制，其结果就是大屠杀一演再演。
今天，人们在纪念之中用的都是“过去时态”，总是抽象上升到理论；总觉得，我们要好好反省，人类怎么就曾经做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让它重演。而事实上，就在人们念念不忘“要记住历史教训”，上升拔高得几近空泛的同时，大屠杀的悲剧却一直在发生。例如，
在奥斯威辛被解放的五十年以后的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联合国是否“需要”干涉委决不下的仅仅一百天之间，就有将近一百万人被屠杀。
安南的犹豫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那是“内政”。在
“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没有授权给他可以“干涉内政”。所以对大屠杀仍然只能“人道呼吁”，不能武力制止。仅仅六年之前的1999年，原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对阿族屠杀和驱逐，造成“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联合国仍然“不能管”，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是在巴尔干半岛燃起的。人们宁可在文学般的语境中讨论大屠杀的教训，而奥斯威辛以后，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监督和制止大屠杀，却始终无法解决，成了六十年之难题。人们对奥斯威辛以后能不能有诗非常敏感，而对奥斯威辛以后能否制止大屠杀，却显得十分迟钝。
2005年1月27日，就在奥斯威辛六十周年纪念的同一天，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美国的一个国会议员，带领了一个民间各界的代表团，最近考察了苏丹和乍得边境的难民营，并作出报告。正是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导致大批难民的外逃。代表团详述发生在苏丹的种种惨状，呼吁国际干预。就是这同一天，一方面在奥斯威辛纪念会上，各国代表纷纷呼吁：“决不能让悲剧重演”；一方面面对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大家仍然无所作为。所以，一位在浩劫中幸存的犹太人在纪念会上说的话，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当年西方社会对纳粹种族清洗的冷漠，令犹太人始终无法释怀。
惟有安南，深知手中没有制度的利器，口号遂将沦为空话。安南非常现实地说，“不能重演”说来容易，付
面对今日的奥斯威辛
诸行动难。因此，安南只能遗憾地提醒与会者，在奥斯威辛惨剧结束的六十年之后，大规模屠杀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没有绝迹。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在制止大屠杀和种族清洗方面不止一次地失败”。
这是我们在大屠杀六十周年纪念日，应该正视的现实。
《公民读本》第一课
公民教育是一个一直在谈的话题，许多中国学者都意识到，建立公民社会，要从公民教育做起，要写出高质量的《公民读本》来。由此就想起来，要看看美国孩子在学校里读的《公民读本》是什么样的。美国很多学校有公民教育课程，《公民读本》的教材很多，一般是学者写了，各地学校的老师从中选挑。因为大原则基本相同，所以课本也就大同小异。我随意挑了一本看看，那是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写的。
从大的划分来说，这本教材分六个部分：1。你；2。地方和州政府；3。国家政府；4。促使政府有效；5。政府的服务；6。自由企业体系。
前言里引了一个伟大哲学家的话：“了解你自己”。课本认为，你要做个好公民，先要了解你自己。这一部分，一共谈了四章。从第一章，“你
——一个人”开始，谈“一个健康的人”、“你和你的个性”、“和他人相处”，直到“做个好公民”。第二章是“你——一个学生”，谈“学习能力的不同”、“改善你的学习”、“清醒的思考”。第三章是“你
——一个家庭成员”，谈的是“家庭是不同的”、“家庭的问题”、“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第四章才是“你——一个公
《公民读本》第一课
民”，谈“你生活中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理由”。
《公民读本》如此开端的原因，在开篇第一段话中就告诉了孩子们：国家“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它的政府制度、经济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你作为一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你必须能“自由买卖和拥有，你自己决定做什么”。而政府只是为你服务的机构：“当政府是你的仆人，你是自由的；当政府成为你的主人，你就像一个奴隶那样，不再重要了。”课本还告诉孩子，由于“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就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生意人，生意人就不能欺骗顾客，工会才必须要代表它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个人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下面，课本举出各个不同总统的有关言论，这些总统认同百姓“个人”比他的政府更重要。
课本同时让孩子们认识自己，尊重他人，不是惟我独尊。作为个人，人都是有不同弱点的，而自己的弱点是需要认识和改善的。一个好的公民是有民主性格的。课本对民主性格的总结，我觉得简直就是中国人的老话，翻译成中文很准确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你不愿意被伤害吧？那么你不要伤害他人。因此，课本教育孩子，必须学会控制自己，“一个好公民是一个善于调节自己的人”、“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在以上前提下，才应该是“一个能够行动的人”。
一个好的公民是忠于自己国家的，这意味着你对国家是持建设的、而不是毁坏的态度。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态度。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还是说，走得好走得好。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
作为一个准公民的学生，《公民读本》告诉你，学科
“分数对于精神活动的衡量，是非常有限的”，好分数只在测定“学校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