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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否能够杜绝疯狂，专事研究“人”的文学家，也许最有发言权。人的复杂性带来了社会的丰富性，也是文学创作者乐见的良田，生长善恶恩仇、也生长关爱和嫉恨，由此丰收喜怒、哀乐、祥和与暴乱。人或许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全体一致微笑的机器人社会，可惜人的世界上帝已经如此安排：终有人是疯狂的。我们为技术的高速发展兴奋得满脸通红，只能闭上眼睛不去看；而从事创造和毁灭的双方，都因此获得了同样大展身手的机会。
恐怕，前面纵为悬崖峭壁，我们也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连回顾的时间都没有，观念在前所未有地加速变换、急奔乱走。以往，我们的观念曾经在时间河流的缓缓冲刷下，逐步沉淀、逐步淘洗、逐步修正和演进。今天，我们从一个急速的漩涡，被抛向另一个急速的漩涡，已经难辨南北与东西。
我问自己，在飞旋直下的潮流中，我脚下的支撑点
一个春天的困惑
在哪里？我又有多少道德自信的空间？我能使自己改善多少？我知道，每个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可是，同时又可以是一个有意义的、随机的考察目标。我像是在回答一份社会学的调查问卷，面对问题，却满腹狐疑。
春天的鸟儿还在叫着，而我，或许永远也找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了。
为一本回忆录写的序言
这是第二次读这本回忆录了，读了还是很喜欢。
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作者伯威写给自己、流传在很少朋友之间的一份私人回忆。写的时候，他并不曾想要付诸出版。我猜想，使他心中隐隐冲动、忍不住拿起笔来的原因，是到了怀旧的年龄。
人人都会怀旧，伯威有些特别。我很惊讶他的天赋，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懵懵懂懂的幼童开始就有的敏感、观察力、超强的记忆和那种好琢磨的劲头。
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是出于好奇
——曾经看过一个朋友写的家族回忆，里面提到，她的一个美丽姑姑深居云南深宅大院的深闺之中，却被一个上海来的“小白脸”“拐跑了”。而伯威，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粗粝的年代之后，家庭和父母给予的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走出来的表现。伯威遗传了父母的幽默，照他的说法，他对好笑的事情总是记得特别牢。因此，曲折的人生经历，没有消磨掉他的天赋，却丰富了他的体验，使
为一本回忆录写的序言
之在成熟的年龄，能够散淡超然，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回顾历史和人生。这使得伯威的回忆录很好看。
真的看下去，牵动我的就不再是传奇故事的线索，而是伯威以他记录描绘的功力，为我们展开的洋洋洒洒的历史场景。
伯威1935年出生在日军攻陷前的南京。伯威经历的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等，仅仅是我们出生前十几年的事情。可是我们无缘亲历亲见，只能从书本上去了解。而我们读的，常常是现代戏剧的“大舞台”，那些重要的人物在上上下下，强烈的聚光灯，虚化逼退了周围的一切，被省略掉的，恰是最丰富的社会生活。伯威对早年的鲜活回忆给我们补上了这一课。这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年人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论是三教九流、还是社会百态，都描绘得活灵活现。看上去是零散的，可又被社会大势的走向聚合牵动，融合在一起。
伯威和我哥哥年龄相近，他的父母也和我的父母同代。抗战期间，都在历尽曲折之后，来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都急迫迫地回到上海。尽管他们的行业、处境不同，可是都背井离乡，都要跑警报避炸弹，都经历一样漫长的被迫颠簸和不安定的避难煎熬。我曾经零零星星地听过他们的故事，可是往事就像一捧珍珠，被他们在匆忙前行的路途中撒落。我们长大之后，父母兄长的生活，都像是跋涉在干涸的溪流河床，人的精气神都被渐渐耗光。他们疲于应付眼前，再也没有心情去寻找失落的过去，再串起那条珠链，即使偶尔从箱笼深处拾出往事，也只是像业已黯淡的珍珠，幽幽地一闪而已。
可是，伯威的回忆是完全新鲜的感觉，就像在讲述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惊人的记忆力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他经久不衰的兴致勃勃，活像
今天的他，还是那个对万事好奇的美少年。也许是对往事的回忆，在牵出他的热情，我相信在他说到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时候，那个早年的家和那时年轻的亲友们又在头脑中活跃起来，早年的街景与街坊邻居们也活生生出现在他的眼前。
伯威在回忆中年轻起来。令他年轻的还有他对已逝去的以往年代的感情。人们曾经正正常常、踏踏实实地生活过，家庭、邻里、街坊、社区，不论亲聚疏散、悲欢离合，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是人间之悲喜剧。可是忽然间一切都开始转变，人际的关系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面前，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人被带上符号，符号决定着你的价值。就像那个年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伴着票证，没有票证，钱就不再是钱了。人们在水中沉浮，必须在没顶之前，伸手出来打捞、抢夺那个标志着“革命”的符号。没有它，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可能背你而去，更不要说乡里乡亲。
伯威仔细地描绘了这个转变。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是社会的一个样本。丰富的社会背景，从伯威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温情的七姑八姨，那风流倜傥的叔伯子侄，都进入一个改造的模子，出来之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屏声敛气。原先敏感的他，目光也凝聚起来，舞台上的背景在开始远离、模糊，政治性的冲突成为聚焦的中心。伯威回看自己，一个生青个子，有了那标签，就变得有点不认得自己，气变得粗起来，和他那个暖暖的家，开始发生冲突。这一切，在外公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似乎看到今天的伯威，茫然看着当年愤然冲出母亲房间的自己，心里伤伤戚戚默问：我是怎么啦？他真实地写出那个少年郎，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他不想欺骗自己。后来，伯威也失落了那张“革命”标
为一本回忆录写的序言
签，随即失去价值，自此便被众人随手抛弃。
这种转换是具体的。伯威的回忆从童谣而起，他记下唱过听过的歌谣，从孩童时期到青春时代。从这些民间的歌谣，可以清楚看到社会变化。儿时的歌谣，歌词是稚嫩的，却因触动了人所共有的那点温情，诗意和文学意味便自在其中。此后的歌谣是成人的，却因为出于功利性的宣传需要，变得与“文”无缘。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伯威记录的生活细微末节里：一个本应多姿多彩的社会，在转向外观日益粗暴艳红时，内心却是日见贫乏苍白。
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以为那内在的苍白便是天经地义的“朴素阶级感情”。直到社会再次转换，我们才跟着吃力地迷茫地“转型”。而伯威不一样，他们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多地保留了对“正常的生活”的记忆。回想我们在那个年代，岂不是靠着伯威这样的兄长，还有父辈，潜移默化地向我们输送了一些什么，才没有彻底退化成猿。伯威从噩梦中醒来，重新历经了一次“从猿到人”的复苏。只是，复苏的已经不是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他已经两鬓斑白，他温情世界里的亲人们，已经踯躅远去。
想到伯威肯写下这部回忆，我觉得真是一件幸事。人们因此得到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得以留下来，自己能把心又稳稳地放回原处
——对伯威、对亲人的在天之灵，都是一个永恒的安慰。
读《我们仨》
晚上睡不着，就看完了杨绛的《我们仨》。
看一个温馨的家，从两个清纯的少男少女谈恋爱，到生下一个小乖孩，到几十年后在死亡面前离散。失散之前，杨绛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丈夫女儿都住在相隔很远的医院里，走着人生的最后一程。她照顾着丈夫，每晚和女儿通电话，一周去西山的医院看她一次。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维持着家里几十年来的幽默，在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上自嘲。说起自己，总是好的，轻描淡写夹着玩笑，却认真地在为亲人着想，衣食住行关照得仔细。这种幽默感，这种对家人的感恩，这种温暖的如手拂细绒织物般柔和的心情，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就连他们给亲家母的信，也是吴侬软语，戏言戏称，把另一个走近的家庭，也圈进了他们快乐的小圈子。
我从同样的年代走来，当然知道，他们回顾一生时可以有多少怨愤。现在的人们甚至抱怨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抗争。而我却从中体验到生活中的另一种坚持：坚持亲情的可贵和珍重，坚持在自己能够围护的那一小方土地上的正常和快乐，维护和保留文明的种子，坚持常识和常情，又通过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亲
读《我们仨》
友的关爱，传布这样一种文明。谁能说这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抗争。就像我读到过的一个犹太女画家，在纳粹集中营里不仅画着美丽的花朵，还教孩子们画明朗的风景。她没有离开危险逃生，是因丈夫不能取得离境护照，而她认为亲情重于生命。
这本书让我回到久远前故乡的家，仿佛能触摸到父亲的手背。回想父亲，他也总是在笑，说着那些让我也笑起来的话。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学校关门了。我们都下放农村，说是要“扎根”，似乎已没有前途和希望。我那个时候交友甚广，小学、中学同学和川流不息进出我家的“插队”小朋友们，都喜欢坐在那里和我父亲聊天。父亲告诉他们，希望会有的，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要读书。“人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父亲说，“那是谁也拿不走的”。在贫困而匮乏的年代，父亲用省下的吃食，给各种来路的孩子们做饭、烧点心。我们长大起来后，大学终于开门了，小朋友们都出息成国家栋梁，很神气地在各地跑来跑去。父亲离去了。几年前在波士顿巧遇一个小学同学，几十年不见，不认识了。我们一起坐了半个钟头才敢站起来相认。打完招呼的第一句话，她就说，你爸爸那时对我们真好，教我懂了很多道理。
随着岁月的逝去，环境变得更加宽松，长大起来的孩子们开始超越了我们父辈的局限，也开始看不起父辈，觉得上一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想起当年在父母面前，我们曾是时代潮流下多么可笑又可怕的小生青。因为爱，父辈吞下了他们看不顺眼的事情、甚至咽下了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原谅了我们的年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前辈，却是多么挑剔。
我们也许有了我们重视的脊梁骨和犀利，可是和钱
锺书、杨绛、圆圆一家相比，却失落了温良、敦厚、谦和、幽默、宽容、平稳。这不仅是两代人不同的个人素质，更是在知识阶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时代的文明厚度。《我们仨》是一个家庭故事，却让我想到：破——固然不易，立
——则千难万难。
《野火集》的启示
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后，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她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而初次回去定居，她却变得“容易生气”，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确实，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个人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做悲剧。但是，龙应台把它化为了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而信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对外部世界逐渐知己知彼后，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可以相信，当年《野火集》中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今天仍不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是移植于异质文化。一些概念，虽然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这些名词之间，可能存在很大
《野火集》的启示
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东方文化时，常常携带着我们原有的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团体组织感，但在概念的原生地，却是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是崇尚个人取向的文化价值系统。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异质文化中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理解和指出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作为一个公民平等地进入社会生活。《野火集》的出版在台湾社会质变的前夜引起震动，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仅直接抨击制度，而且更多的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在内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做出准备。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一定知道，在台湾的集权制度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龙应台从一开始就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质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而龙应台的尖锐又并不走向居高临下。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义，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还是会“开低走高”。做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我们自己的“低调”往往只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同属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
《野火集》的启示
东西。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
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1）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一次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文人参政的感想。
首先想到的竟是，时间过得真快。龙应台是我喜欢的作家，陆陆续续地买过一堆她的书。后来就见报纸上轰轰烈烈地报道她出任文化局长的消息。之后，报上的风浪渐渐归于平静。作为读者，她好像就从视线中远去了。现在，重新见到一个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当面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当官经历，才注意到她的这次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