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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是周末做礼拜的时间。吸引我们进去的是伴着震耳欲聋现代乐器的、热情奔放的摇滚圣歌——这是一座黑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教堂。
我们站在门边，看着沉醉在音乐中尽情摇摆的人们。刚进来的黑人，都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站了一会儿，转身出来。门外的黑人牧师对我们说：上帝保佑你们。
这是今天的林奇堡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我们重新上路，把牧师的祝福一路带回了家。
迟到四十年的道歉（1）
星期六的清晨，路过小镇自动贩报机。机器里卖的都是当地小报，内容主要是这个县的乡村和小镇的地方新闻。我们住在这里多年，却几乎从来不读这些地方小报。可是今天，就像上帝伸出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我在匆匆走过贩报机的时候，朝展示头条新闻的玻璃门扫了一眼。于是，在走出超市的时候，破天荒地买了一张县报。
头版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一寸半长，一寸宽，照片上的人我们很熟悉。虽然从未谋面，可是在一本介绍美国种族演进的书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他。他叫勒姆尔·培尼，是美国军队的一名中校军官。
今天，培尼中校成为我们这个县主流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报上还有一个通知：这个星期日，2004年7月11日，是发生在我们麦迪逊县的培尼事件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堂里将举行一个纪念音乐会。我们似乎是期待已久，却仍然感到十分惊讶。只有住在这里，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事件，对这个县的民众是多么沉重的一个历史负担。而今天麦迪逊县对培尼军官的纪念，见证着这个县的民众内心发生了多么深刻的
变化。
四十年前的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气氛紧张的一个夏日，紧张的根源就在几个极端南方州。在培尼事件发生的九天前，美国的《民权法》在1964年生效。这个法案正式宣布结束了历经八十年的种族分离。大家都明白，虽说这是联邦法，可是它首先是针对几个南方州的。全世界都熟知美国曾经有过种族隔离制度，其实在美国五十个州中，只有少数南方州实行过种族隔离。
在这漫长的八十年里，南方本身也在往前走。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南方变化的当口，从要求教育质量的平等开始，黑人终于在联邦最高法院取得一步步的胜利。一部分南方州相继解除了种族分离。在这个过程中，最顽固的所谓南方深腹地：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都因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民众动荡。
我们所居住的佐治亚州，也有过种族分离制度，在变革的关键时刻，却并没有出现像阿拉巴马、密西西比那样大的民众动荡，黑白学生的合校也在逐渐完成。其主要原因，是这个州的领导人明智地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本来，这个州也许就可以逐渐过渡，平稳越过这个历史关头了。可是培尼事件突然改变了佐治亚州的历史。
任何一种立场，最怕的是极端分子。南方各州当时处于紧张状态，主要是极少数KKK极端分子，如同今天的恐怖分子一般，你根本无法预期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出什么事情来。正因为如此，很少的人就能够造成大的恐怖，尤其感到恐怖的是黑人。
培尼军官是个黑人，却不是当地人。他的家是在首都华盛顿。翻开培尼军官的履历，那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美国公民。他是“二战”老兵，也是一个教育家。从太平
洋战场回国以后，培尼军官是华盛顿地区学校的助理主管，管着五个学校。他领导着童子军，还是预备役的军官。1964年的这个夏天，他离开北方的家，去到南方的贝宁堡就是为了参加定期的预备役军训。军训在7月10日结束，他和两名战友听说南方现在对黑人不那么安全，就决定在夜间行车，希望在穿越南方的时候不引人注意。就在经过离我们家三十英里的雅典市的时候，他们在佐治亚大学正门，那个著名的黑色铸铁小拱门前，略作停留。那是7月11日清晨三点，原来的驾车人实在困了，培尼军官就上去把他换下来。他们还看了地图，决定抄近路，顺72号公路，再拐上了172号公路。
那个凌晨，空空荡荡的雅典市街头慢慢驶过另一辆车，那是住在该市的三名KKK极端分子，他们晃在街头，是自命有维持“秩序”的任务。约翰逊总统在九天前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这使得他们怒火中烧。这段时间，他们风闻北方的民权工作者要来南方开展活动，因此，当他们在雅典市看到一辆由黑人开的华盛顿车牌的车子，就认定这是“约翰逊（总统）的小子们”来了，决定要“教训教训”他们。于是，三个白人驾车尾随着三个驾车赶路的黑人，直到驶入夜雾弥漫的荒野中。172号公路是一条乡村小路，清晨更是渺无人迹。三个KKK分子的车最后在逆向道超车，赶到驾车的培尼军官左面。其中两个人开枪，多发子弹射入车窗，驾车的培尼军官当场被打死。
车中幸存的两人被枪声惊醒，一开始还以为是炸了轮胎。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上都喷上了血，疾驶中的车子完全失控。他们好不容易接过车，刹在一座大桥边，只差一点点，他们就冲进河里去了。这条河叫做“宽河”，桥头竖着我们居住的麦迪逊县的界牌。车子刚刚卡入这
个县的边界线。麦迪逊县因此卷入一场旋涡。
一个联邦黑人军官在南方被无辜谋杀，又是在新的《民权法》通过仅仅九天的时候，被普遍认为是挑战《民权法》的第一个案子，全国震动。大家心里都明白，对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法律，纸上的条文是一回事，它真正是否有效，要经过执行的考验。联邦调查局派下了几十个探员。当时的佐治亚州行政领导人也下令彻查，并向全国表示，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我们州并不容忍谋杀。可是，事情的进展却最终把整个麦迪逊县，甚至把佐治亚州都笼罩在几十年不散的阴影中。
这样的案子，最有效的破案方式就是悬赏征集举报。因为作案者是在社会底层，对于知情者来说，赏金是他们一生都无法梦想到的一笔巨款。在得到线索后，联邦探员约谈了为两名谋杀者开车、却没有开枪的兰奇，他最终讲出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且供出了两名开枪者梅耶和西姆斯。兰奇成了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另外一个重要证人，是在雅典市开修车行的葛斯塔，他是两名嫌犯的朋友，出事之后，他们亲口告诉他，谋杀培尼军官的案子是他们开的枪。
破案似乎很顺利，因此，这个案子的刑事审判在案发一个多月就开审了。
按照规定，案子在案发地审判。这个默默无闻的南方小县的县城，突然因开审一个全国大案而一夜出名。离我们家只有三英里的小镇上，近百名记者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把小镇中心最漂亮的一栋古老红砖楼房，团团围住。那栋建筑物是县法院。现在，法庭已经在几年前搬离，红楼还站在老地方，今天走进去，还可以看到原来法庭的布局依旧，陪审员的木椅子已经摇摇欲坠了。站在积着尘土的空旷大厅里，真是很难想象，四十
年前这间普通的屋子，曾经是全美国关注的中心。
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凶杀案，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KKK的谋杀案件。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南方，大家预料，这会是一个特别的、“政治气氛浓厚”
的刑事审判。
法官斯凯尔顿是一个参加过“二战”的军官，还是一个前检察官。是一个公认的“非常好、也非常杰出的绅士”。在开审前，在他写的二十七页对大陪审团的要求中，特地写了要求陪审员放下偏见的条文，“本法庭保护进入法庭的所有公民的权利。不论他是穷是富，不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红种人还是黄种人”。法官要求陪审员放弃一切偏见，“平静地”权衡证据，作出判断。可是，在斯凯尔顿法官对大陪审团讲话的时候，他也似乎是在向一个庞大的听众群演说，他表达了一些政治见解。甚至阐述了自己对新的《民权法》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在《民权法》中，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干预了业主历来拥有的一些权利，这在有着悠久自由经济传统的美国，是特别引发争议的。他认为这样的立法，“将是葬送这个国家自由的一个开端”。斯凯尔顿法官对陪审员的讲话很不寻常。似乎预示了，政治观念、政治立场，始终无可避免地成为这场刑事审判的背景。
迟到四十年的道歉（2）
在今天，麦迪逊县的后一代，已经无法想象，怎么可能发生如此荒唐的谋杀。那天晚上相遇的那三个白人和三个黑人，他们非亲非故，无冤无仇，谋杀也没有任何金钱利益的动机。在今天，新一代的麦迪逊人，回头去看，都说这是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谋杀。可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赫德森是当地人，正如他在今天所说，这三个白人是KKK极端分子，在四十年
前，“不仅他们的思维方式如此，还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虽然是错的，至今仍然是错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开审是在1964年的8月，检察官请出的第一轮证人是和培尼军官同车的两个预备役军人。他们讲述了那个恐怖夜晚的经历，可是，事发时，他们两人都还在睡梦之中，惊醒后全力试图控制车子，在黑夜中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因此，从“目击犯罪”的角度来说，证词不能“扣住”罪犯。
检方的主要证人是为枪手们开车的兰奇。由于兰奇也是涉案者，在开审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星期。在开审前，兰奇临到上阵的最后关头，突然拒绝出来作证。他宣称自己在牢里待了三十天，失眠、精神上受到侵扰，情绪低落到极点，因此现在他可能不负责任地作证和签字，所以不能出庭。证人葛斯塔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经过检辩双方的反复争辩，最后兰奇和葛斯塔在调查阶段对联邦探员的交代，还是被法官斯凯尔顿同意呈堂。在美国宪法中，规定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人。证人要当场宣誓说实话。可是，依据佐治亚州当时的一条法律，法官有权决定，这样的书面证词是否可以呈堂。这条容许“未经誓言证词”的法律，后来被判定是违宪而废除，这是后话了。可是，法官斯凯尔顿也同意两名被告：梅耶和西姆斯，在法庭上不接受双方律师询问，只发表一个自己和凶杀无关的声明。大概是对第一个决定的平衡吧。
这样，兰奇和葛斯塔虽然没有出庭作证，可是当时宣读的他们的交代证言，是合法的证据。
在结辩的时候，州检察官对陪审员们说，他认为兰
奇和葛斯塔对联邦探员的交代，是压倒性的证据。他称被告是“冷血谋杀者”，他试图唤起陪审员们对这个黑人的恻隐之心。检察官告诉他们，培尼军官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也会感觉痛苦，也渴望生活。培尼军官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和被告一样，和陪审员们一样，也和检察官一样。“绅士们，请拿出勇气，做一个正确的抉择。”“让我们向世界宣告，他们从佐治亚州的雅典市跑到我们县里来杀人，我们麦迪逊县是反对的。向全世界宣告，这是错的。”州检察官提出要求判处被告死刑。
辩护律师赫德森的辩护焦点，是强调，他认为证人兰奇的证词是“被强迫提供的”，还指出心理医生证明兰奇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可是，另一名辩护律师达西，几乎把辩护集中在挑起种族话题。他的结辩带有极大的煽动性，甚至提到联邦政府意图陷害南方白人的谣言。他还对陪审员们说：“别让人家说，我们麦迪逊县的陪审团是在把电椅变成一个祭坛，用我们人类成员的新鲜纯净的肉体，去满足那些愤怒暴徒们野蛮未开化的、充满报复心的欲望。”甚至多次提醒：“你们是白人的陪审团。”
是的，十二名陪审员全部是当地的白人，如果放到今天，也就是我们的邻居们。据说，他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KKK成员或者是KKK的同情者。不到四个小时，陪审团就作出了“被告无罪”的裁决。
由于此案发生在1964年《民权法》生效后的第九天，所以虽然对谋杀罪的起诉失败了，但有了这个法，联邦政府就能够以违反联邦《民权法》的名义再次起诉。对雅典市这两名嫌犯侵犯民权的再次起诉，是在案发将近两年之后。
在1966年6月的这次联邦审判中，还是借用了麦迪逊县的同一个法院大楼，同样还是当地的白人陪审员。这
一次，梅耶和西姆斯，被定罪，分别判处十年的刑期。
在培尼案的谋杀罪审判中，证人拒绝作证，在当时是可以预料到的，当地白人民众普遍有种族歧视观念，证人必然会感受民众的压力。即使证据充分，陪审团作出“被告无罪”的裁决，也仍然是可以预料的。在陪审团开脱证据确凿的谋杀罪的背后，是四十年前当地南方白人的一个很普遍的立场：他们不认为一个黑人的生命和一个白人的生命是等同的。这个立场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观念，平时他们不必作出声明和表态张扬，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清楚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未出现，即使在四十年前，因极端反对种族平等而要出去杀人，还是极为罕见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南方白人民众勤勤恳恳劳动，他们是善良的，也是守法的。他们有种族偏见，看不起黑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要去谋杀。相反，南方以治安良好出名，一向标榜“法律和秩序”。此案的两名凶手都是有些问题的人，其中的西姆斯，甚至在等候《民权法》审判的时候，就因开枪打伤自己的妻子，已经坐在牢里了。
可是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桩谋杀案尖锐地把问题挑开了：白人杀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处白人死刑吗？假如同样的证据证明是黑人杀了白人，你还会裁定被告无罪吗？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审员是随机抽样而来的普通麦迪逊公民，他们被看作是麦迪逊县的、佐治亚州的甚至是南方这几个州的白人民众的象征。于是平时只是隐隐约约存在的这种对生命价值的不平等看待，这种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一个个人隐私式的观念，终于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无遮拦地公之于世。
没有一个人、一个地区，是愿意轻松面对自己的恶行、面对自己铸成的不可挽救的大错的。时间越久，事
实就越清楚：培尼中校被杀，正义却没有伸张，责任在麦迪逊所有的人身上。四十年来，背负这个历史重负，感受最沉重的，也就是这个麦迪逊县。在一本本历史书中，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在1964年夏天，是麦迪逊县的陪审团，在法庭上判定杀人的被告无罪。
随着时间流逝，老一代的麦迪逊人不愿意提起培尼案，新一代的人在渐渐忘记。美国历来非常注重在历史遗址立一块小小的纪念牌的。可是，在麦迪逊县的培尼遇难地，却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次在开车经过宽河大桥的时候，不由自主谈到培尼中校被杀案，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这儿还没有竖起一块培尼中校遇难地的纪念牌？”我们也这样回答自己：“也许，麦迪逊县还没有等到卸下历史负担的那一天。”
当我们拿到这张报纸时，我们知道，这个县走出历史阴影，以新的面貌站起来的时刻终于到来。
四十年以后，一位南方口音、名叫坎达拉的雅典市白人女子，阅读了这个故事。她的丈夫正在竞选今年雅典市的市政委员，这个家庭是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员。她读到，杀死培尼中校的凶手，和她一样，同是雅典市的居民，其中一个还活着。她还读到，培尼中校不仅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二战”老兵，还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培尼中校被杀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分别是五岁、十岁和十三岁。坎达拉还读到，培尼中校的女儿琳达说，她清楚地记得，她的妈妈对她说，自己的感觉是那么奇怪，为什么丈夫没有倒在
迟到四十年的道歉（3）
“二战”期间和日本人作战的菲律宾战场，却会在和平时期，倒在了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而培尼中校最小的儿子，当时才五岁。和父亲同名的小培尼，今天是一个
飞行员，他说，“我们一直都明白，那里的人们并不都赞同KKK，我们是对KKK感到愤怒，而并不怨恨那里的白人”。
坎达拉被震动了。她问了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他们却不知道这段故事。于是她对自己说，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污点，我们应该把它洗去。终有人要站出来，去为历史做些什么，也许，这个人就是我。因此，在我们买回来的这张报纸上，我们读到，当天在麦迪逊县，离培尼中校遇害处最近的一个黑人教堂里，坎达拉将举办培尼中校的纪念音乐会。
我们去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