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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先生，如果现在没事要我做的话，请准许我到被击毁的苏联坦克那儿去，把文件取回来。”他说这番话的口气，就好象在问少校：“您还要加点调料吗？”
施泰因格里茨出于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心理，不愿意表露出他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请求。士兵希望建立功勋，这是合情合理的事，对于德国士兵来说甚至是绝对应该的。少校眼睛没有离开碟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魏斯从墙上摘下装有几枚木柄手榴弹的帆布挎包、钢盔和一位陆军军官的冲锋枪；穿戴停当后，举手敬了个札，走出掩蔽部。
第二十章
夜色昏源。天上布满了稀薄的云蔼。借着暗淡的光线，还能清楚地看见一座座小丘。四周静悄悄，昏沉沉，灰蒙蒙，了无生气。寒露覆草，草叶不摇。
魏斯对沼泽地作了一番细致的观察。接近坦克不能走直线，比较安全的办法是曲折前进：从一片洼地到另一片洼地，从一个土墩到另一个土墩，从一座小丘到另一座小丘。
他估算了距离，记好了方位，以免迷失方向。
刚过了战斗警戒掩体，他就开始匍匐前进。他的方向似乎不是朝着坦克，而是向坦克的一侧。他迫使自己常常歇息，爬得很慢，象爬虫一样向前蠕动，身子紧贴地面，脸孔擦着地上的草。他让自己尽量不弄响一截小树枝，不发出一点铁器磕碰声和沙沙声，他连大气都不敢出，比最胆小的怕死鬼也不如，简直给吓得失魂落魄。然而正是理智迫使魏斯这样做，迫使他象一个极端怕死的人那样行事。他怕，但并不是怕死，而是怕丧失掉已经不属于他个人的生命。他觉得他不是拿自己的生命，而是拿他最亲爱的人的生命在冒险，这个人的生命比他本人的生命要有意义得多，重要得多。他使之蜒而走险的这个人非常有用，肩负着巨大的任务，因此，他必须对所有那些珍惜这个人的生命胜于自己的生命的
人们负责。他们把这个人的生命托付给魏斯，但是他辜负了这一崇高的委托。所以他为这个人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竭尽所能地要拯救他，使他能度过魏斯加于其身的巨大危险。
他爬得慢极了，胆小如鼠，瞻前顾后，提心吊胆地选择那些最小的掩蔽物。站在剪形镜旁边的军官们大概都看得不耐烦了，施泰因格里茨简直感到有些难为情：他这个备受赞扬的司机原来是个胆小鬼！他们当然不愿对着剪形镜来看这个象蜗牛样慢慢蠕动的魏斯，这个站污了德国土兵荣誉的胆小鬼了。没有人看反而好些，感到自在些了。
魏斯看了看夜光表的指针。原来才过去两个小时多一点。这一路上他是在沼地里顽强地、慢吞吞地挪动身子，不断停下来歇息，然后又在静悄悄、湿漉漉的泥沼中向前爬去。这时传来一声枪响，第一枪打过来了，魏斯整个身子都感觉到，苏联狙击兵射来的子弹钻进了他身边的泥土里。接着阻击手们开始围猎魏斯。只有一个狙击兵射击的时候，德国人并不还击。后来响起了机枪的短点射，德国人才不大情愿似地，也用机枪胡乱打了几个长点射。过了一会儿，迫击炮毅然地打响了，一炮，又一炮。
魏斯鼓起最后的气力曲折向前跃进，离坦克越来越近了。距离越是缩短，苏军机枪的点射就越长。魏斯看到，象是有一串田鼠擦着他的鼻尖跑过，这是一梭机枪子弹打在了他的脑袋边。他趴着不动，然后开始向前滚翻，再匍匐前进：向右跃进，向左跃进，两次向左，一次向前。只要不打中脑袋和心脏，他总能爬到目的地，完成他应做之事。
魏斯终于爬到了坦克下面。
闻到一股金属气味。钢甲上被打了几个大窟窿，从里面冒出酸溜溜的呛鼻的火药味来。
坦克的前舱口敞开着，从里面倒挂出一具尸体。魏斯纵身跳进舱口。一梭机枪子弹打在钢甲上，没有造成伤害，就象往上面扔了一把石子似的。但是没容他多想，他马上感到了一阵疼痛：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腿。
魏斯不想耽搁时间，因为以后会有时间脱靴子，包扎伤口的。他把坦克兵的尸体拽进舱里，迅速搜遍了他的衣兜。没有发现文件。操纵杆旁蜷缩着另一具尸体，浑身是血。魏斯用打火机照着，把这个坦克兵的衣兜也摸了一遍。仍然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任何文件。说不定藏在靴筒里吧？魏斯刚刚俯下身子，就感到有一件铁器擦过头顶打到他的肩膀上。
魏斯按照他学到的对付这一类情况的办法采取了行动。他不象一般人本能地站着应付危险那样一跃而起，而是敏捷地仰面躺倒，双腿拳曲，紧贴身体，保护胸腹，然后运足力气两脚一齐蹬出。
锁骨和被打穿的腿疼得他两眼发黑，一霎时失去了知觉。他又疼醒过来：有个人，大概是幸存下来的坦克兵，正按着他脑袋往脚下的钢板上猛磕，想用那双满是鲜血的滑溜溜的手把他掐死。魏斯将坦克兵的一只手脱开后夹在腋下，猛一翻身，力图使他的手臂脱骰。
现在魏斯反过来压在坦克兵身上，但他气喘吁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歇一歇，等缓过气来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用坚决命令的口气说：“你放明白些！我是自己人！”他喘了口气。“现在你听着！”魏斯字字清晰地说，象是在口授命令：“库里奇基西北二十公里，维谢尔基，是一个燃料基地。”他要求坦克兵：“重复一遍！喂，跟你说，重复一遍。……要记好。现在告诉我，文件在哪儿？你们不是带着文件吗？”
坦克兵伸手掏枪。
魏斯急忙说：“别这样，法西斯的坦克就要来了，明白吗？坦克要来了。应当把文件销毁掉。”
坦克兵垂下手枪：“你是什么人？”
魏斯把打火机递给他：“烧掉！”
坦克兵从魏斯身边爬开，仍然拿着手枪，他掏出文件，咔地一声按燃打火机，把火苗凑近文件，问道：“燃料基地的事谁去报告呢？”
“你呀，”
“就是说，我要回到自己人那儿去吗？”
魏斯点点头。
“干吗不把文件也带回去呢？”
“也许你到不了那边，中途会被打死，文件就留在你身了，明白吗？”
坦克兵迟疑了一下又说：“我还带着一张我方火力阵地和布雷区的图，也烧掉吗？”
“拿过来。”
坦克兵把手枪对着他。
魏斯问道：“还有图吗？”
“什么样的？”
“跟这一样的，只是没有作标志。”
“也许……”
魏斯不知是疼得咧着嘴，还是在微笑，问道：“还不明白吗？咱们在不是布雷和火力阵地的地方做上假标志，然后把图扔下。”
“你究竟是什么人？”
“把图拿来，”魏斯要求道，“反正你手里有枪！”
坦克兵把图囊递给他。
魏斯把手擦干净，命令道：“照亮！”
他把两张图摊开，在没有标志的那一张上作了一些记号。
坦克兵垂下手枪，看着魏斯作标志，不禁称赞说：“干得真棒！”接着又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魏斯把一张图付之一炬，把另一张放进图囊，瞅瞅一具尸体，对坦克兵说：“把图囊挂在他身上！”
坦克兵执行了他的命令。
“现在，同志，”他的声音颤抖了，“再见吧……”
坦克兵跨向舱口。魏斯叫住了他：“把他也带走吧。”
“他已经死了。”
“带他百十米远再丢下，德国人会来收尸的。图这样落到他们手里，就更加可信了。”
“那你呢？”坦克兵问道。
“我怎么？”
“你怎么办呢？”
魏斯欠起身，把自己摸了摸。
“不要紧，我好歹能爬回去。”
“现在你听我说，”坦克兵说，“我在前面爬，你跟在后面用冲锋枪射击。象煞有介事。也许我们后会有期。”他又问魏斯：“看来，你是不愿意说出你是什么人罗？”
“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够，明白吗？”
“那好吧，同志，把手伸过来吧！”
坦克兵伸出了自己的手。
他钻出舱口，把牺牲的同志驮在背上，向前爬去。
几分钟后，魏斯跟着爬了出去。他用冲锋枪仔细瞄准稍微偏右的地方，频频连发，甚至还朝旁边投了一颗手榴弹。后来德国人开火了，火力很猛。迫击炮也打响了。一颗炮弹在旁边爆炸，灼热而重浊的气浪把魏斯抛起来甩到一边。他感到疼痛难忍，仿佛突然沉入一片发烫和发动的黑暗中去。他显然失掉了知觉，但是他终于爬到坦克底下，在那里隐蔽起来。
第二十一章
魏斯胳膊上系着号牌被送进野战医院。如果伤员失去了双手，号牌就系在脚上。如果四肢全无，就挂在脖子上。
野战医院也跟各处一样，驻有盖世太保。其任务是监督医生们遵照纳粹党的规章办事：帝国不需要残疾者，帝国要的是士兵。最主要的事情不是救活伤员，而是让伤兵重返前线。伤员可能因失血过多和种种痛苦而身体虚弱，他们叫喊，哭泣，呻吟。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应当而且必须按规定的期限康复出院。
负责监视医务人员的是党卫队二级下士菲塞尔，负责监视伤员的是党卫队上等兵巴尔奇。
巴尔奇没伤没病，但是他象重伤员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缠着绷带，浑身淌汗。这就是他的工作。他从一间病室换到另一间病室，从一个床位换到另一个床位，偷听前线下来的伤员说些什么胡话，或者听他们醒来后谈些什么战斗情况。
菲塞尔主管伤员的分类。他分配病室主要不是根据伤势轻重，而是根据巴尔奇提供的关于士兵的情报。将被菲塞尔发配惩戒部队的伤员，统统安置在一座单独的厢房里，病室的窗户都装上了铁栅。
菲塞尔精力充沛，性格乐观，擅长交际。他有一双灵活的褐色眼睛，饱食终日，肥头大耳，嘴里总是叼着一个雪茄烟蒂。
巴尔奇则由于长期住院，卧床不动，生活枯燥，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而面色苍白，衰弱无力，得了哮喘病和习惯性失眠症。他脸上总是带着痛苦的表情，比快要死的人还难看。
在军官病室里，对受伤军官照料的好坏，并不取决于伤势的轻重，而是看他们军衔的高低，奖章的多少，职务的类别，门路的广狭和金钱的数量。那里也有那里的菲塞尔，那里的巴尔奇。
一度昏迷曾使魏斯面临死亡的危险。醒过来以后，他甚至顾不上庆幸一下自己还活着，马上就忧虑起来：他在昏迷中是否失去过控制，是否泄露过机密？但是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外科医生当着菲塞尔的面对魏斯作了一次检查，菲塞尔用呆板的腔调问这个士兵，他愿意接受怎样的治疗：“是多忍点疼痛，快些治好，早日向前线呢，还是多加点麻药，慢慢地复原呢？”
魏斯必须尽快回到特别分队去，因此他以一种恳切感人的态度表示，他盼望快些回前线去。
于是菲塞尔就在魏斯的病历上写下了第一条批注，作为后者政治健康状况的诊断记录。
魏斯凭他老练的观察力，一眼就看出了菲塞尔和巴尔奇担负的真正使命。
因此，当巴尔奇愁眉苦脸、用懒洋洋的腔调劝魏斯设法在医院里多泡些日子的时候，魏斯就啐了他一脸咖啡渣。
魏斯要见菲塞尔，其实已没有报告的必要。菲塞尔一见巴尔奇满脸咖啡渣，便完全明白了。他厉声对魏斯说：“你，当兵的，别发火。巴尔奇对元首是忠心耿耿的。”
魏斯现在不需要任何证据了：菲塞尔跟巴尔奇是怎么回事已经一清二楚。
野战医院差不多就象打过仗的战场一样；所不同者，只是这里的一切都整齐干净。注意一下受伤的人；听听他们的呻吟，看看那些截肢的、残废的、垂死的伤兵如何在痛苦中煎熬，魏斯心里产生了两种感情。
一方面，他们是敌人，他们被送进医院的越多越好，这说明苏军反击法西斯进攻打得很漂亮。
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被痛苦折磨得精疲力竭，或预感到死亡已近，因而恢复了为人的本来面目：他们是一家之主、匠人、农民、工人、大学生和不久以前的中学生。
魏斯看见，当菲塞尔兴致勃勃地拍着一名士兵的肩膀，宣布他的伤已经好了，也就是说，要送他上前线去的时候，那个士兵的眼睛都失神发呆了。有的人尽管伤口剧痛，进院以后还能迫使自己入睡，但是在出院前夕却一个个目不交睫。他们按捺不住求生的欲望。不过他们考虑的仅仅是自己，没有一个人说，他不愿意去杀人了。
一天夜里，魏斯试探地说：“我睡不着，心里老是想那个俄国坦克兵。他一把年纪了，有妻室儿女。入伍前说不定也跟我一样，是个司机，可是我把他干掉了。”
黑暗中有个人嘟哝道：“你不干掉他，他就会干掉你。”
“可是他已经受了重伤。”
“俄国人生命力强。”
“他求过我别杀他！”
“你说谎，他们不会求饶的！”一个哑嗓子肯定地说。
巴尔奇大声问道：“假如有人求饶，怎么办呢？”
“我说了，他们不会求饶的！”哑嗓子固执地重复道。“不会求饶，——就是这么回事。”最后还恶狠狠地说：“你这头笨牛，别抠我的字眼，我见过这样的人！”
“哼，你竟敢如此……”巴尔奇开始用威胁的口吻说。
“本来如此嘛，”哑嗓子打断他的话头，不再说了。
第二天，魏斯换完绷带回到病室，看见哑嗓子兵的床位上躺着另一名伤兵，用细弱的声音哀哀地呻吟着。
魏斯问巴尔奇：“那一位在哪儿？”他朝床上点点头。
巴尔奇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德国士兵只应当藐视敌人。你说呢？”
魏斯坚定地说：“我痛恨我的敌人。”
“对呀，”巴尔奇称赞道，“你说得对。”
魏斯望着他的眼睛说：“我知道我在为谁服务，我应该痛恨谁。”他感到不应该用这种腔调说话，便改为关切的语气问道：“你身体怎么样，巴尔奇？我希望在前线什么地方跟你后会有期。”
巴尔奇没精打采地说：“好吧，兴许，当然罗……”接着他恼火地说：“我不理解那些俄国人，他们想搞什么名堂呢？军队被打垮了，还继续作战。换个文明民族，早就投降了，适应了新的环境，能够继续生存……”
“他们能生存多久呢？”魏斯问。
巴尔奇含糊其辞地答道：“目前东方工人的数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需要……”
“你需要多少个工人？”
“我想要五六个。”
“干吗不要十个、二十个呢？”
巴尔奇叹了口气。
“要是我爹再添置一点土地的话……。眼下我们算好了，有五六个就够了。好歹总得养着他们。我们在巴伐利亚有个畜牧场。多养几头牲口总比多养几名工人赚钱。”接着他夸起口来：“我是一九三五年从农业经济学校毕业的。直到现在我爹还得和我商量，往哪儿使钱更合算。经济危机那几年，爹常常进城去胡闹。”他用手掌比划了一下：“瞧，只要给这么一小块猪油，就可以弄到个小姑娘。我娘知道了，把储藏室的钥匙藏了起来。爹就做了一把万能钥匙。直到现在他还挺有精神。。
“他偷猪油送给小姑娘吗？”
“他从妇女集训营里搞到两个。”
魏斯向往地说：“真想在前线遇到你，真想……”
巴尔奇不爱听魏斯说这些话，便不再作声，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
在做手术时和换绷带疼得要命的时候，魏斯的表现也许不太明智。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疼得满身大汗。他从来向医生抱怨身体虚弱或者哪儿不舒服，也没要过营养品和补药，而其他的伤兵都是这样干的，他们要到这些东西后就寄回家或拿到黑市上出售。魏斯显得与众不同，可能引起怀疑。
巴尔奇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用最糟糕的药品换过手表、胸针、订婚戒指，甚至趁一些妇女的亲人得了病，走投无路，用这些药品把她们搞上手。药品不占地方，却可以换到许多东西。他悄悄对魏斯说，德军有关部门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占领区的药品一概立即没收。这倒不是因为德国缺乏药品，而是要促使占领区减少人口。巴尔奇挺羡慕自己的长官菲塞尔，因为野战医院所有的药品都在他的监管下，他把相当多一部分药品拿到黑市去出售。有几名伤情可疑——手腕受伤——的士兵在为他干活。他们知道，若是把卖药的钱隐瞒一个分尼，他们随时都会被菲塞尔送交军事警察。
巴尔奇又以敬佩的口气说，菲塞尔比任何人都清楚何时何地准备发动进攻以及德军的损失情况。
“他哪儿会知道？”魏斯表示怀疑。“你尽撒谎！”
巴尔奇甚至没有动气。
“不，我没撒谎。菲塞尔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根据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