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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格里茨断定，他抓到了揭露两个高级人物为外国大国当间谍的最新材料。这个材料能使他飞黄腾达，防身于从前不可企及的那些圈子里去。
卡纳里斯接到他的报告后一把揉了，甚至没有在酒精灯上销毁掉，朝纸篓里一丢完事。
卡纳里斯问他：“驴子有哪些特征？”说罢盯住施泰因格里茨的耳朵看了一下。“您认为……”卡纳里斯摸摸自己的耳朵，冷笑一声，指着纸篓说：“那就是您这头驴子的特征。”
过了好几个月施泰因格里茨才知道，盖德列和沙赫特奉元首之命用这种方法探明了：英法两国对德国东侵持赞赏态度。
这就是帝国高级统治人物所进行的高级谍报活动。
施泰因格里茨不过是他们的走卒而已。所以，一个派往俄国的破坏小组顺利完成任务，并不能使他兴高采烈。不过是区区小事。
施泰因格里茨意气消沉。
盖德骑兵大尉近来也心事重重。
事情是这样的。盖德及其岳父都是“亚加飞机公司德美汽油股份公司”的股东。该公司百分之九十五的资本属于“美孚石油公司”。“美孚”向德国提供的石油占全德需要量的一半，战争前夕仅航空汽油一项就供应了二千万美元之巨。此外“美孚”还在汉堡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炼油厂，并投资兴建一些合成汽油工厂。
盖德必须火速查明，美国诸公司是否同意英国空军轰炸它们在德国领土上的财产，其中包括处于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财政监督下的一些海车厂和坦克工厂。如果它们同意，就应立即考虑把自己的保险费投放何种事业最为有利。比方说，是高加索的石油业还是罗马尼亚的石油业要获得巨额股息，无疑高加索的石油业更有前途。但是谁能说服元首，较之占领乌克兰和高加索产油区，现在摧毁莫斯科并不显得那么重要呢？
现在应该去柏林，那里才是政治活动的场所。可是他盖德却被迫呆在华沙郊外向红军后方派遣间谍，这决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当务之急。
盖德考虑了一下，提笔给卡尔·爱德华·萨克森科堡·戈茨基公爵写了封信。后者是维多利亚女皇的孙子，领英国奥尔巴尼公爵爵位，也是冲锋队里的党卫队将军。盖德随信附上一张凭票即付来人的支票，请求公爵将军给朋友帮个小忙，对他的公司目前感到不安的问题给予商务方面的咨询。
盖德虽然为这些至关重大的事情所困扰，但还是倾向于对高加索石油投资。他担心的是，德军进攻高加索期间英国人会不会派间谍去破坏油田。记得与罗马尼亚缔约之前，军事情报局曾派特工小组去罗马尼亚产油区，以防英国人破坏油田。
盖德在认真考虑，他是否应该说服军事情报局领导人向高加索派遣这样的小组，免得油区被占领前遭到敌人的破坏。
盖德只顾思考这些高级战略问题，把学校管理事务一古脑儿推给了施泰因格里茨，答应战后在岳父的公司里为其谋个肥缺来感谢他。
施泰因格里茨把这些事都直言不讳地告诉了魏斯。
魏斯把盖德的全部设想报告了总部。
约翰·魏斯生病也不闲着。他在工作。他借助前来探病的同事搜集各种情报，了解最感兴趣的事情。
他获悉，“钉子”最近发给“瓦利司令部”的电报带来了噩耗：“小组被苏反谍机关发现。我们毁掉电台。如能逃脱追捕，试图越过战线。”看来“钉子”一切正常。
迪特里希凭着他在集中营审问囚犯、替学校物色人员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俄国人很讲互助，他们情同手足，富有同情心。苏维埃理论中明文规定，苏联公民要互相关心。他发现了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苏联公民都是爱国狂，每个伤残的苏联土兵或军官都深受同胞的尊敬及当局的关怀照顾。
因此迪特里希认为，大可以到集中营物色一批残疾人来。
此事他不大有把握。因为集中营主管部门纯粹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通常最先消灭那些致残的战俘，或创造条件使他们很快地自行死亡。
迪特里希已命令军事谍报局小组在各集中营寻找四肢残缺的战俘。如果没有，则物色适当对象，经审查证明可靠后，以某种借口送往医院“治疗”。经验丰富的医生会按照指示为他们截去一段上肢或下肢。
可是，在这种人员来校之前，能否先在受过训练的学员中挑选几个人呢？这些学员的身体比集中营囚犯强壮得多，手术后恢复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迪特里希认为，最好是截去下肢。这样显眼，引人注意。又因为上肢完整无缺，派遣到敌后的间谍可以要求在苏联国防企业中工作。
有手可以工作，缺腿（当然是在前线失去的）则保证间谍进入国防企业时不致受到特别严格的审查。
施泰因格里茨对迪特里希的建议评价很高。
兰斯道夫带着厌倦的表情听完了两位军官的议论，说：“这种事情拐卖小孩的人也干过。”
施泰因格里茨不晓得拐卖小孩的是些什么人，只好若有所思地眨巴着眼睛。
迪特里希大声抗辩道：“战俘可不是小孩！”
“反间谍人员观察得真够仔细哪，”兰斯道夫挖苦道。
他同时感到懊恼和无名的忧伤，现在他才意识到，随着年事渐高，记忆力在逐步衰退，过去那些x花八门、精妙绝伦的手段有好多都记不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凡尔登附近作战时，是他想出了组织谍报别动队的办法。别动队匆忙训练一些受轻伤的德国士兵，把他们换上法国军装，夜里拉到战场上，让法军担架兵找到他们，把这些破坏分子背进要塞里去。
西班牙内战时，兰斯道夫的一位同行在弗朗哥政府当顾问，他想起了这个办法。他让一批受轻伤的弗朗哥分子换上共和军的联合服，这些人夜晚在马德里街头得心应手地打枪、搞爆炸，白天就卖弄那包扎得鼓鼓囊囊的胳膊腿，装模作样地拄着拐杖在里奥德格朗德大街上跛行，招引市民们鞠躬致敬。
但是，夸耀昔日的光荣，仿佛自己的功劳未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对兰斯道夫来说是有失体面的事。因此他觉得迪特里希的想法不错，大度地表示了首肯。
“您的建议立意很巧妙，从心理的角度又是无可辩驳的，不过……”兰斯道夫把两手叠放在面前，审视着磨得光光的指甲（指甲呈灰蓝色，是不是有了心脏病；上了年纪，心跳越来越慢了），冷淡地说；“我坚决反对，”他停顿了一下。“强制手术之类的怪痹行为。”
迪特里希马上打断他：“一点也不强制。对象进入医院，医院里告诉他必须做外科手术。有现代化的麻醉剂，他甚至一点也不觉得疼。醒过来就……”
兰斯道夫蹩起眉头。迪特里希一见连忙说：“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外科医生获准用集中营的材料做一些医学实验。我参观过特别囚室，亲眼目睹过……”
“您见过，可是我不想知道这个，”兰斯道夫忿忿地打断他。
“这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崇高目的，”迪特里希提醒道。“现在不是中世纪了：医生为了探索人体秘密而解剖尸体就得判处火刑。”
“确实不能忘记，现在不是中世纪，而是文明时代，是我们给人类带来文明的时代。”这句话兰斯道夫几乎是脱口而出，因为这时他想起了不久前到柏林去的情景。
在柏林，兰斯道夫出席了瘸子戈培尔的一次私下午宴。戈培尔这个无所不能的渺小人物，被他夫人马格达的河东狮吼吓破了胆。马格达甚至向元首饶舌，讲出她那德国新文化预言家的丈夫贪淫好色的种种奇闻。
午宴后，戈培尔领兰斯道夫参观他的美术陈列馆。馆中挂满了从欧洲各国著名博物馆中抢来的名画。
有许多画兰斯道夫早年就见过。当时他漫游欧洲，执行各种特别使命，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自然要抽空去拜谒那些艺术宫殿。
他同戈培尔一起回忆往事。
戈培尔忧心忡忡地说：“您说得对。人们通常把这些作品当作民族珍宝，某种国家财产。但是我应元首、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等帝国高级人士的请求，召集出类拔 的法学家开了一次规模不大的咨询会。我把他们的话转告了有关人士；国际公法的时效规定为二十年；届满之后；任何案犯均不再追究刑事责己任，受害一方亦不得对珍品持有者提出诉讼。”
“何必惊动法学家呢？”兰斯道夫问。
“有何不可？”戈培尔反问道，又狡黠地说：“亲爱的朋友，您是否发现，在我们的收藏品中，使人伤心的是缺少伦敦、纽约国家美术博物馆的作品，而最恼人的是，目前还没有一件莫斯科、列宁格勒的东西。因此，”他意味深长地说：“只要我的陈列馆里还没有克里姆林宫的圣像和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的绘画，法学家的咨询就决不是多余的。作为一个收藏家；我这样长远打算情有可原，其实也不仅对收藏家而言，不是这样吗？”
兰斯道夫回想起同戈培尔的这场谈话并非偶然。
“不过总的来说，你们想使用残废军人，这符合人道的的；这能使他们得到一个职业，成为对帝国有用的人。况且，残废人总是觉得自己有缺陷，觉得前途渺茫而内心苦闷，所以他们是最容易招募的对象。不仅军事情报局，我们其他的谍报机构和反间谍机关都一再证实过这一点。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丰富有益的经验。”
“例如，施泰因格里茨少校显然认为，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人士前给我们效劳，是由于此人突然变成了元首思想的崇拜者。是吗？唉！我们对他施加影响并非通过思想手段，而是借助医学手段。我们让一位同胞——当时伦敦的一位名医——一对这个患者说，他得了不可救药的癌症，甚至准确地告诉他在世之日已经无多。此人在极度苦闷的状态下自然要牵挂一件后事，即死后家庭生活的保障问题。我们就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给他很高的酬w。关于他从英国外交部保险柜里给我们拿文件的事，二位是知道的。”兰斯道夫打个哈欠，伸了一下懒腰。
“先生们，你们看，新的思想之花是从我们老头儿采集的种子里长出来的。”
兰斯道夫还是忍不住满足了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他暗示迪特里希，后者的建议并不如本人想象的那么新颖别致。
魏斯已经知道迪特里希为之奔走的那个想法，现在他只要弄明白，他们打算把哪些学员变成残废，把什么企业作为破坏目标。魏斯决定先查一下学校借用苏联纪录影片的申请书。他已不只一次用这种方法为总部收集到情报。
“瓦利司令部”的间谍迄今未能打入任何一个苏联国防企业。卡纳里斯虽一再愤愤地责成其事，这方面的行动几乎全部遭到失败。
现在破坏行动是在极为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准备。
“瓦利司令部”设立了一个特别营，只有高级军官才能入内。小组人营训练，同它一起工作的军事谍报局人员一律不得外出。魏斯又不能进去。
这个秘密营的建立，表明“瓦利司令部”的活动进入了新阶段，表明它面临着重大的任务，表明它对苏维埃国家构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
纪律严上加严。因为卡纳里斯本人即将光临，他决定对以东线为B标的所有军事情报局部队进行一次视察。
在这种情势下，魏斯必须处处小心谨慎，随机应变。现在晚一天揭露敌人的阴谋，就等于进一步促使危险的到来。即便如此，他的一言一行也要深思熟虑，稳扎稳打。
第三十九章
华沙间谍学校女子分校校长克拉芙季娃——克拉拉·奥芙堡－啊泽连科，是德国人用变节分子和叛徒拼凑而成的所谓“俄国解放军”的上尉，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阅世很深的女士。
她的丈夫弗里茨·奥芙堡，过去在属于比利时一家公司的顿聂茨煤矿当会计。由于太太的坚持，他在1920年就改了姓，变换了专业，居然在苏维埃政权下当上了总工程师。这毫不奇怪，因为当时非常需要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初露头角的总工程师很会一本正经地对待下属。他沉默寡言，对任何首长的命令和建议无条件执行，这就弥补了他在知识方面的缺陷。此人才力平庸，但是冒充起内行来却有恃无恐；他暗暗相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是半亚洲人。既然他奥芙堡是纯粹的欧洲人，领导他们便绰绰有余，更何况手下还有一班人对自己不甚清楚的东西相当精通呢。
克拉芙季血·泽连科热衷于乌克兰古代史，甚至在人种志学杂志上发表过有关著作。后来丈夫调到勃良斯克，她又对俄罗斯古代史发生了兴趣。
当时有一批创造劳动纪录的著名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要培训为生产指挥人员。克拉芙季她·泽连科给这些德高望重的成年人讲授德语。
这使她有缘和一些未来的大企业领导人发生联系。
她是闲不住的人，常常找些德国科技读物译成俄语，收入很不错。后来她又根据德国出版人的兴趣，把苏联冶金、煤炭工作者的某些著作译成德语。
费奥多尔·泽连科曾多次出差去德国。
德方得知他是德国人，对他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企图聘为间谍。泽连科－奥芙堡听完条件和许诺之后，认真权衡利弊，决定加以拒绝：他在苏维埃国家有稳定体面的地位，前程远大，这比当一名德国间谍更有吸引力。
回国后他把德国人提的条件报告了国家政治保安局，认为这样做于已有利。他也让太太知道了这件事。他提供的情报巩固了政府对他的信任。可是太太对这件事的反映却有些出乎意料。
克拉娃—克拉拉是个热情奔放、想象力丰富的女人。她把这件事看得有些浪漫，同时对先人故土燃起了一阵炽烈的乡愁。在她撰稿的出版社有一名工作人员是德国间谍，克拉拉违背丈夫的意愿和他勾搭上了。
她幻想着自己是另一个玛塔·哈里，被新的活动所鼓舞，人也变得俊俏了。由于奔波操劳她消瘦了些，这倒使她恢复了少女时苗条的身姿。
可是，泽连科—奥芙堡全家突然遭到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是万万料想不到的打击。
他们有个十五岁的儿子，是共青团员。
儿子理想中的形象是保尔·柯察金。他辍了学并且违背父母的心意，到一个完不成计划的矿井参加了青年工作队。
队员们拚命忘我地干活，依然不得温饱。他们缺乏经验和体力，总是完不成指标。
这是一个青年公社式的工作队。众所周知，象这样的工作队后来都解散了。因为它们虽然发扬平等互助的精神，却走上了平均主义的错误道路。
有一天，儿子回家来，想洗个澡，大嚼一顿填满好些天没有吃饱的肚子。这夭夜里，儿子听见父亲对母亲耳语，坚决要求她与德国间谍断绝关系。
儿子闯进父母的卧室，惊恐万状地问道：“这是真的吗？！”
克拉娃一克拉拉听了丈夫和儿子的这些话，绝望地喊道：“你们可以去告发我！”
“哼，我一定去告！”儿子说罢挣脱父亲的拦阻，走出了家门。
第二天早晨，费奥多尔·泽连科来到汽车房——那儿停着他的“埃姆卡”牌私人汽车（他领导的企业完成年度计划百分之一百十四所得的奖品）—一发现儿子吊死在里面。
不幸发生之后，费奥多尔·泽连科没有勇气去做儿子打算做的事。何况克拉拉受了刺激，失去自制，已经被送进精神病院。
1937年不是克拉娃－克拉拉，而是她的丈夫被捕。
儿子死了，她从精神病院出来，与德国间谍的联系中断了。在替夫复仇的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她想恢复先前的联系。然而德国间谍基于两点理由谢绝了她的效劳：第一，现在她是受迫害者的妻子，可能受到监视；第二，她曾以儿子自杀之类不值一辩的理由拒绝工作，这是不可原谅的。
一位著名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她从前的学生，后来成为工业部门的高级领导人，是他感念师生之谊，帮助克拉娃一克拉拉摆脱了当时大多数被镇压者家属所遭受的厄运。
她得以在一所十年制中学担任教师，后来甚至做了校长。
克拉娃一克拉拉居住的城市被德军占领后，她被关进集中营。经过几个月拘禁和全面审查，她被录用为新编“俄国解放军”的翻译。后来见她卖力肯于，又是德国族裔，就授予她上尉军衔并任以女子间谍学校校长之职。这些自然同盖世太保的干预有关。
这所学校和华沙学校一样座落在别墅区，专门训练报务员，为期六个月。
六个月后女学员被送到中心学校，再与各自的男伴搭档训练一个月。
“瓦利司令部”的指挥人员认为女人比男人更适于作报务员。适龄应征的男人长期呆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