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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人。”
“明白了，”魏斯说。
“明白什么？”
“你的胆子不小。”
“就因为说了这话？”芬茨冷笑一声。“可见你没见过真正胆大的人。”
“是啊，我没上过前线，”魏斯故意天真地说。
“他们并不是在前线。”
“在哪儿？”
“在盖世太保那儿！”
“是啊，那是一些坚强的人，”魏斯注视着芬茨说，又笑着加了一句；“你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芬茨也笑笑，夸奖道：“你真是个机灵的小伙子，不是那号踩人的人。”
“你也不是那号人。”
“对，”芬茨表示同意，“叫你猜着了。”
有时在下班以后，魏斯同他的搭档们来到小啤酒馆，斯斯文文，不慌不忙地用大杯子呷着啤酒，谈谈妻儿老小，想想老家，念念家信。
有一次魏斯问，会不会跟俄国打起仗来。
文纳的回答叫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管怎么说，俾斯麦没主张过打。”
芬茨说：“那一位可不管你的什么俾斯麦。说下令就下令，今天不下明天也要下。”
“可是还有后天呢，”文纳话中有话地说。
“那又怎么样？”芬茨追问道。“后天又怎么样？”
“你是不是想让我站起来，冲着整个酒店的人大声叫喊将来会如何如何？”文纳火了。
芬茨紧盯着魏斯，举起酒杯：“祝你健康！”说完一饮而尽。
魏斯也干了，为防万一，他觉得有必要来上一句：“为你，也为我们的元首。”
“嘿，你真是个机灵的小伙子！”芬茨说。“你应该到马戏团去干。”
魏斯善于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做完复杂的机修活儿，这使他赢得了车库工人的敬重。他同芬茨和文纳修复了一台被打坏的安装在大马力柴油卡车上的移动发电机。
魏斯把修好的发电机交给军事工程师时，不但受到赞扬，还领到一笔奖金。
当天晚上，还是在那个啤酒馆，他把钱分给了两个搭档。
文纳和芬茨照旧要了大杯啤酒，跟平时那样慢条斯理、小口小口地呷着，把苦辣的烟味和着啤酒一块儿咽下肚去。他们喝完酒，来到大街上，文纳和芬茨虽说事先显然未曾商量，却异口同声地表示，一定要魏斯拿多的份子。
“可这是为什么？”魏斯问。
“你要知道，小伙子，”文纳厉声说，“你在波罗的海沿岸闻够了社会主义的味儿。我们这里可完全是另一种味儿。”
“臭味儿，”芬茨解释了一句。“你还没有闻惯呢。”
“得了，听我说，”魏斯说，“什么地方有什么味儿，我鼻子自会闻出来。去你们的吧。”
“这么说，你不拿应份的钱罗？”
“听我说，”魏斯说，“我没有送给你们什么。我只是付了工钱。付了工钱，明白吗？”
“付这么多？”
“那就随我的便了。我是老板，我就付工钱。”
“这么说，你也是个当老板的那号人了？”
“不错，”魏斯说，“我就是个当老板的。”
“这么说，钱你不拿？”
“不拿。”
三个人在路灯熄灭的黑暗的街L走着。芬茨忽然使劲地在魏斯背上拍了一下：
“你呀，魏斯，是个真正的德国工人，过去我们鲁尔还有不少象你这样的人。”
“在汉堡也不少。”文纳加了一句。
至此，魏斯才头一口领略到被人看作德国人的由衷的喜悦
魏斯逐渐认识到，一个人地位越高，就越不喜欢讲真话。随着职务的提升，他所受到的暗中监视也越多。越是显要人物，身后盯梢的尾巴就越长。如果魏斯不能很好地伪装起来，他可能自投罗网，落进这条尾巴设下的圈套。
魏斯通过观察和思考，发现了一个有趣而又十分有用的情况：一个人职位越高，他对下属就越傲慢，对各种消息的保密要求也越严格。但是对待亲信下属的这种傲慢，遇到官卑职小的人则往往表现为一种不屑。比如说，德国将军不穿好军上装就决不肯接见军官，但是他却不认为穿着衬衣在士兵面前踱步有失体统，而高级官员当着低级职员的面，也不大遵守业务保密的规定。
在各级机关里，上级往往把自已的工作卸给下属办理。在周密设计、无懈可击的体系中，总有一批细小的“零件。它们职位虽不高，却担负着重要的工作。
这些“零件”负责草拟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综合报告及其他呈文。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受过教育，愿意兢兢业业地在后方工作，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被送上前线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魏斯正是想接近这些机关兵，但眼下还摸不着门路。
再者，占领波兰以后，德国军官不仅意识到自己能够主宰一切而踌躇满志，他们还力求把日子安排得舒舒服服。即使是那些市民出身的不久以前的军校毕业生，从小过惯了清贫的家庭生活，如今也用上了佣人，还把勤务兵当奴仆使唤。军官的职位越高，侍候他的人就越多。
厨子、当仆役的勤务兵和女佣人比那些下级军官更能博得他们上司的欢心。这类人对主人的了解胜过了主人的亲信。
这类人是一个真正的帮派。行伍军人瞧不起他们，只有参谋部的官员们了解这帮人的特殊影响，知道小看了他们是危险的。
魏斯想打进这个特殊的圈子，但是这伙人明眼自己的特殊地位，对外人总是谢绝交游。
魏斯冷笑着想道，假如男爵夫人突然决定和他平起平坐，并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相识，他是懂得和德国贵族们周旋的，因为书籍、电影以及各种训练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是关于德国仆役的情况，他的知识就少得多了。他必须对这个还不熟悉的社会阶层作一番实际研究。他曾想借助迪特默尔太太找到揭开这一阶层秘密的钥匙，但是没有成功。
迪特默尔太太忿忿地说：“仆人是家中的祸害。自打我那厨娘对我提了一次意见，我就不用仆人了。她竟敢对我说，要是我在丈夫下班回家之前不梳洗得漂漂亮亮，丈夫就会抛弃我。这班不要脸的东西，简直是家里的奸细！”
对于认识这一类人，魏斯的生活经验提供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魏斯有一些熟人也曾雇佣家庭女工，但是她们个个所处的地位几乎等于家庭的一员，全家人都对她有所依赖，时时刻刻唯恐她突然声称：从某日起她要上大学了，要当售货员了，或者要上新工地去了。
每个星期六傍晚，成百辆汽车开到军粮库来领取口粮。口粮的数量和品种视军衔、职务而定。时常也有厨娘、勤务兵和炊事员来给他们的主人领取口粮。这些人没有资格坐车。但是在这种场合让他们上自己的车是不谨慎的。
有一次，魏斯碰上了好机会，他自告奋勇地给一个在战利品仓库发放餐具的上等兵帮忙。但他没能跟什么人拉上关系。仆人们如狼似虎地争夺餐具，使劲吵嚷谁的主人该有什么样的东西。这次打交道的结果，除了让魏斯憋了一肚子气之外，没有任何收获。当然，在这短促的交往中，也还有些东西引起了魏斯的兴趣。当波兰管辖区长官的副官想拿走那套供一百人使用的古老法国餐具时，上等兵不答应，毫不客气地对副官说：“他不够资格。”
“这套餐具是留给……”上等兵说着，意味深长地把眼睛朝上一翻。
副官听了，也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乖乖同意拿一套差些的。
这说明，如果不是希特勒本人，就是他的亲信要到波兰来。是谁来？到哪个地方？什么时候来呢？
魏斯每晚都在家，跟迪特默尔太大呆在一起。同迪特默尔太太交谈使魏斯增长了许多见识，更好地了解当地德国人的生活方式。波兰的德国人和拉脱维亚的德国人一样，也是蛰居在侨民区里，保持着德国古老的生活习惯。
迪特默尔太太说，法西斯分子刚一上台，当地的许多德国人都吓坏了。但是他们看到德国国内在镇压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于是连那认为希特勒是冒险家的人也放心了。以后又一度人心惶惶，担心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招致英法俄三国参战，那样一来德国难免又要战败。可是现在，英法拱手让出波兰，连那些古老的普鲁士军人世家也成了希特勒的拥护者，他们还宣扬元首是菲特烈大帝天才的化身呢。迪特默尔太太末了说，也许这是真的，因为从柏林来的星象家都说希特勒亲政是应天承运。
“可是，您相信星象术吗？”魏斯问她。
迪特默尔太太郑重其事地说：“我是基督徒。我信上帝。不过，怎见得希特勒就不是上帝的使徒呢？怎见得他就不是新的耶稣呢？教士都这样称呼我们的元首。”
“您也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吗？”
“仁慈的主啊！”迪特默尔太太生气地说，“他还会是怎样的人？我们大家都是耶稣的孩子！”
魏斯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使象这样一位慈爱、善良，答应做他的母亲并象慈母般关怀着他的迪特默尔太太，在谈话涉及到政治时也不敢以诚相见。她虽然把魏斯当儿子看待；其实也害怕这个干儿子出卖她。
是啊，这一片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甲壳是不大容易打破的。人人都象乌龟那样驮着一片甲骨的硬壳，象这种爬行动物似的躲在亮下，苟且偷生……
然而，毕竟还是迪特默尔太太帮了忙，使魏斯打进了他一直费尽心机而无法进入的那个圈子。
做礼拜的时辰刚过，魏斯驱车来到那座看起来很象一根大冰柱或大石笋似的教堂门前，他看见迪特默尔太太挽着一位身穿灰鼠皮大衣的夫人从高高的拱门里走了出来。迪特默尔太太把魏斯介绍给那位夫人，然后说，玛丽娅·布赫尔太太是冯·札里茨上校的管家，她和布赫尔太太很久以前，从童年起就认识了。
魏斯先把迪特默尔太太送到家，然后载着玛丽娜·布赫尔驶向市中心冯·札里茨上校的私邸。布赫尔太太彬彬有礼、然而很冷淡地问了一句：“您在这儿过得怎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魏斯就把他那一套生活经滔滔不绝地数说了一遍：他在此地举目无亲，同事们缺乏教养；他每天晚上都同迪特默尔太太在一起；他读她儿子的书籍，学习一些东西；他想在退伍后创办自己的事业；他当过机械工，只要能搞到一座不大的车库，在那儿办起汽车修配厂来，他的收入是不会少的。
玛丽娜·布赫尔心不在焉地听着，看上去她对这个青年人的生活计划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是汽车到家的时候，布赫尔太太忽然很关切地问道：“您有钱买下这个修配厂吗？”
“我有一颗脑袋，”魏斯夸耀地说。
“哦，可惜这还不够，”布赫尔太太温和地说，但随即又加上一句：“是的，您有这么高明的主意，可见您有头脑，很有头脑。”她停了停，口气坚决地说：“您这会儿跟我去喝杯咖啡吧。”
她下了车，掏出钥匙打开花园的铁栅门，从后门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里家具很好，但是堆放着许多用铁皮箍好的大小箱笼，显得不太雅观。
布赫尔太太脱掉灰鼠皮大衣，在魏斯面前只穿一件薄薄的浅蓝色平针织的连衣裙，把她那副健壮身躯的各个隆起部分都清晰地显露出来。
女管家一面招待魏斯喝咖啡，一面向他卖弄风骚，谈一些挑逗性的话题，搞得魏斯不禁发起愁来：虽说他很想打入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圈子，但他决不肯以这种方式的献身行动来作为代价。
幸亏布赫尔夫人很快就停止了轻佻的饶舌而言归正传。她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腔调说，她女儿是个很可爱的姑娘，中学毕业生，现在给上校当翻释，跟魏斯一样，也是个军人。上校在军事情报局担任要职，干他这一行经常长期外出，所以她女儿能够同体面的年轻人一起消磨她的余暇，不过当然是母亲在场的时候。最后布赫尔夫人说，她会通过迪特默尔太太转告魏斯，他什么时候可以再来看她。
第七章
车库里总共只有两三名职业司机。其余的司机都是通过各种手段安插到后方部队来的。这些人没有多少开车经验，只知道低三下四地巴结上司，争相显示他们对元首的忠诚。
这些不务正业之徒——过去的小店主、农场主少爷、手工作坊和下等旅馆的老板、啤酒店掌柜、仆役、跑堂以及末流公司的经纪人等，他们的社会、政治和生活条件，较之在车库里过军营生活的勤杂工、钳工和机修工来说，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有一天，运输部队司令部文书长福格特命令魏斯找一个修理打字机的人来。魏斯自愿帮助修理。他不但把福格特的打字机修好、擦净，而且在试机时打得飞快，又无书写错误。福格特见此又惊又喜，于是决意把近几天接到的工作，分一部分给这个列兵去做。上级抓下级的差在这里是天经地义，层层如此。他命令魏斯晚上到办公室去，但警告他不准告诉任何人。
福格特把军大衣卷起来当枕头，在长沙发上躺好，开始向魏斯口授从各个运输分队抽出去补充突击部队的士兵名单。他严厉警告说，这些是绝密材料。
魏斯一边打字，一边迅速领会并记住最重要的情况。他受过的长期训练帮了他的忙：上十页的材料，他能够过目不忘。在这种时刻他暗暗感激自己的教官。教官时常说，一个侦察员的各种机动性的职业知识越多，他的活动能力就越大，他对中介手段的依赖性也就越小。当时魏斯熟练地掌握了打字技术，教官对他这一成绩的评价，比对他学会使用外国武器的评价还要高。
当夜，魏斯作了记录并释成密码，将这份密电写在迪特默尔太太儿子的一本书里，把书放在橱子的最上一格，然后心满意足地躺下来睡觉：工作有了个顺利的开端。
遗憾的是，魏斯在其他方面不大走运。克勒尔对魏斯的态度冷淡了，他没有进一步发现这个司机跟盖世太保帕普克有什么联系，便把他调去开卡车。
魏断只得一车又一车地把上司在城里搜刮到的成箱成捆的财物运往火车站。这种抢劫事前都经过策划，搞得细致而周密，凡是稍稍值钱的东西，都有专人登记。
抢来的财物严格按照地位、军衔和职务分配给那些有权享受德军胜利果实的人。
级别高一些的军官，只要在盖世太保或谍报局反间谍人员中有熟人，从他们那里得悉某个波兰人即将被处决，就连忙借口为部下安排住宿，走访这些波兰人家。他们寻根究底地查问绘画、瓷器、古老家具和青铜器皿的情况，—一记入手册；毫不难为情地打开衣橱，询问那里边的女式皮大衣和斗篷是否值钱。人被处决以后，他们再度登门，指挥受害者的亲属好好包装被他们扣下来的东西，免得在运往德国的途中遭到损坏。
这班德国国防军骑士们的祖先，就是那些鼓吹过什么“投军乃光荣之路”，平时死要面子，为了区区小事同人决斗而在脸上留下伤疤的妄自尊大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现在他们的后裔坐在人家客厅中央的椅子上，被马裤裹得紧紧的两腿中间拄着祖先的军刀，严密地监视着那个也许已被押去处死的人的亲属哆哆嗦嗦地用麦秸、纸张和棉絮包装一件件家传的珍品。
那些最老练的家伙不但强迫不幸者为他们开列被抄物品的清单，而且还要他们不厌其详地说明物品的来龙去脉，最后签字证明所述情况属实。
魏斯在驶往车站的一路上是不能停车的。卸完货后车子要经过严格检查，驾驶室的座位要掀起来，工具箱也得打开。当兵的可能是小偷，当官的则绝对不会。
每当魏斯把卡车停在往外搬运财物的人家，他总感到个别行人的目光象唾沫似地落到他脸上来。这时他就尽量多想想自己既定的长远任务；他应当坚持不懈、老老实实地习惯于这种生活，对一切麻木不仁，要符合魏斯的身份，博取周围人的好感，学会向他们讨好，甚至在纳粹党徒身上也要寻找人性的心弦，设法拨动它……
魏斯很久没有见到帕普克了。这一天帕普克突然来到汽车库，不知为什么，他难为情地笑笑说，现在罗兹市几乎没有一个里加人了，他真想见到同乡。他问魏斯能不能跟他呆一个晚上。
魏斯每晚都在司令部办公室里忙着。福格特尽量利用他。现在盖世太保的党卫队少校下令给他一个晚上的自由，这使文书长对司机更加信任了。
时已初冬，天黑得早了，湿漉漉的雪花飘落在人行道上，化成又粘又滑的雪水往四面流去。不久前在发电站破获了一个抵抗组织，其中的成员全部被枪决。经过盖世太保审查的一批新的发电站工作人员，人虽然可靠，技术却不行。路灯的光线时而亮得晃眼，仿佛灯泡的电压太高，眼看就要象手榴弹那样爆炸；时而又暗淡下去；一会儿调皮地眨眼；一会儿惊恐地打颤。大街上黑影乱掠，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