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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工长说。“这怎么行？地下还有人在遭罪，为什么扔下不管？”
祖鲍夫沉吟了一下，兴奋地说：“在挂糖果店招牌的地方打开通道。”
“现在人手不够，”工长说，“过一会也许有人愿意会……请命令警卫别妨碍我们。”
祖鲍夫点点头，向警卫作了吩咐，这才走到魏斯跟前，瞧着他的眼睛说：“这太棒了，你还活着，真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
汽车开回来接祖鲍夫。祖鲍夫在魏斯面前打开车门：“以后再谈。”
他们一路上沉默不语，只是偶尔望望对方的眼睛。
在他们刚刚离开的那个市区，空袭又变得猛烈起来。
旭日照在汪泽湖上，湖面泛着一片柔红。魏斯觉得眼前的景色仿佛海市蜃楼一般。
码头边泊着快艇和红木赛船。
汽车驶到滨湖街，在浴棚旁边停下来。
祖鲍夫象主人一样径自走上小木桥，踢开浴棚的门，闷闷不乐地说：“下去泡泡吧，”说着就脱衣服。
魏斯瞧着祖鲍夫肌肉发达的身体，说：“老头儿，你够壮实的！”
“现在不行了，”祖鲍夫说，“不如从前了。”他摸摸铁疙瘩似的肌肉块，抱怨道：“神经受不了。”说着紧跑几步，在跳板上高高弹起，跃入水中，使劲地游起蝶泳来。
魏斯好不容易赶上他，生气地说：“怎么，你发傻了？”
“怎么回事？”祖鲍夫惊慌地问。
“怎么可以游蝶泳呢？”
“噢，对不起，我糊涂了，”祖鲍夫说。随后他厌恶地吐了口水：
“那班有钱的混蛋在这儿游泳，弄来一股花露水的臭气！”
“是丁香花，”魏斯说着抬头问了闻香气。“是花香。”
“干吗要这么香？”祖鲍夫没好气地说。“真不是时候！”
“喂，老兄，何必如此，这跟花有什么关系。”
“也许是花吧，”祖鲍夫不太情愿地说；一头钻入深水里，久久没有浮出水面。后来他浮上来，呼了口气，高兴地说：“深处的泉水真撩人，凉极了，那儿黑洞洞的象矿井里一样。”他用蛙式朝岸边游去，回头挖苦了魏斯一句；“瞧我装得多象？不比你差吧，教授！”
他们爬上浴场的浮桥，躺在晒热的木板上。魏斯发现祖鲍夫身上添了一处新伤，刚刚长起发皱的嫩肉，象牛奶表面的凝皮一样。
“这是在哪儿弄的？”
祖鲍夫不大乐意地回头望望他。
“你问的是哪个伤？”
“当然是新近的。”
“算了，”祖鲍夫支支吾吾地说，“不是活着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祖鲍夫沉吟了一会儿，掬起一捧水喝了几口，哑着嗓子说：“我和弟兄们进入华沙犹太区，那是在起义之后。他们能打仗的人几乎全部牺牲了。到处都在燃烧。人们用被褥裹住孩子，从高楼上跳下来，可是下边用冲锋枪朝上扫射……”
“我去组织防御。来了些姑娘小伙子，简直是些中学生。我公开了身份，说是俄国人。起先他们不相信。叫来一位老人，他从前在俄国呆过，给我作了证。我把老人带着当翻译；直到他牺牲为止。老人帮我树立了威信，大家开始听我指挥了。
“我们打死了不少法西斯；小孩子们爬到尸体旁边搜集枪支弹药。我叫他们回来，他们不听。敌人在开火，打得碎石乱飞。他们都是些孩子呀！”祖鲍夫用手掌擦擦前额。
“敌人用炮火轰击我们小组。弹片伤了我的肩膀。我独自使一挺机枪，既是主射手又是副射手。”
“小组的人呢？”
“小组完了！伤亡百分之九十。有个小孩给我当助手，是个机灵的孩子，一点也不害怕。我刚教会他打枪，他就不行了……受了重伤。我替他包扎，他用波兰话说；‘对不起，您不是大夫，您应该去射击。’他爬到屋顶的边上，使我够不着他，就这样死在斜槽旁边。后来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当我的助手。女儿是医生，很会包扎伤口。我第三次负伤时她俩都被打死了。不知是谁把我拖到地下室里。我躺了一会儿又爬出来，用冲锋枪射击，掩护老弱妇孺钻进下水道。后来德国人用发烟罐把他们闷死在里头了。”
“你呢？”
“我吗，我活下来了。夜间，法西斯匪徒在空荡伤的犹太区里转游，把靴子缠上布条，走起来没有声音，见活人就杀。
“为了自己的安全，我尽量用刀子于，没有开枪。最后精疲力尽，昏倒了。
“醒来后发现躺在地洞里，伤口包扎好了。大伙精心照料我，把我当作世上最好的人。真是一些好人！空气稀薄，他们呼吸很困难。分享面包和水还是其次，可是空气……增加我这条大汉，伤口疼得呲牙咧嘴，呼吸他们仅有的一点空气。我爬了出去。眼看孩子们脸色发青，我就爬走了。
“想不到忽然碰到瓦济查和普塔舍克从下水道里钻出来。他们在通向维斯拉河的地下道里为逃跑的人锯断铁栅，使一些人——没有淹死的人得救了。我实在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把我拖走的，我也不知道。
“大约过了两星期，我和他们搞了一次破坏行动，干得不够周密。事情虽然成功了，但盖世太保已经有所觉察。我话里话外地跟布丽基达说，疏散到柏林去倒不是坏事。她就把一切安排妥当了。”
祖鲍夫低下头，喃喃地说：“总之，犹太区里发生的事情，用语言都无法形容！”他望了望湖水。“倾大海之水，也洗刷不掉我记忆中的一切。情况就是这样。”他起身穿衣。“现在柏林的旅游车专门在华沙犹太区有一站。还有导游讲解。大腹便便的游客们乐得手舞足蹈，就象马戏团的猴子。他们也许就是这一带别墅的主人。”
“现在你在德国人那儿任什么职务？”魏斯问。
“你不是看见了吗，”祖鲍夫不大乐意地说。“我指挥托德公司系统的德国人救护队，但主要是指挥犯人。”
“干得怎么样？”
祖鲍夫腼腆地说：“起初咱们的人商量好要杀死我。这批人很有组织性，甚至作出了决议。不想有个坏蛋向我告了密。我当然慌了。死在自己人手里，这未免太冤。后来我有了主意：在抢救工作中找个岔儿当众枪决了那个坏蛋。同时要让大伙明白我的意图。我开了枪，说：‘这家伙嘴太坏。’看来对这个坏蛋他们自己也有所怀疑。隔天工长跑来问我：‘委员先生，您打死了我们的伙伴，是他想害您吗？’我对他说：‘不是害我而是害你们。’我们彼此望望对方的眼睛，各自走了。后来，他们显然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因为砸死我的机会很多，他们却没有下手。”
“有人逃跑吗？”
“当然。跑得可真不少！”祖鲍夫一笑。
“这对你会有影响吧。”
“为什么？我把各种事情都照章登记。就说：抓住某人，已就地枪决——我完全有权这样做。再把另一些人列入炸死或塌方压死的名单。这笔账算得一清二楚。”他羡慕地说：“从一切迹象看，他们有党组织，还有别的组织。由组织决定谁在什么时候逃跑。他们是一个集体。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个走卒，不是活人，是个棋子。”
“他们为什么那样卖力干活？”
“救人呀。”
“救的是德国人，”魏斯提醒他。
“你说什么呀！”祖鲍夫生气了。“他们从倒塌的防空洞里把孩子救出来。真不忍去看：这些孩子就象是他们的亲生子女一样！”他叹了口气：“瞧，这就是苏维埃人的良心！谁能说，这是脆弱还是刚强呢……”
“你认为呢？”
“我？这就是我的看法。”
他们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占了一张小桌。时间还早，这里没有什么顾客。侍者主动送来了咖啡、圆面包、人造蜂蜜和一块十分尼硬币大小的黄油。
祖鲍夫呷了口咖啡，嫌恶地皱起眉头。
“这温水喝够了，不如要点啤酒。”
“你怎么啦？早上喝啤酒？这里没有这种习惯。”
“那就来碗隔夜的酸菜汤。”
“得了，别发傻了，”魏斯说。
祖鲍夫望望天上。天空浓烟滚滚，被火光映照得血红。他忿忿地说：“你倒说说，盟军在轰炸德国，为什么德国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轰炸得最猛烈的时候恰好是飞机生产的高峰时期？这些武器都是用来对付我们的。
“盟军打击的不是工业设施，而是德国老百姓，对百姓采取恐怖手段，以制造恐慌，”魏斯解答了他的问题。
“同盖世太保的恐怖手段相比，轰炸又算得了什么！”祖鲍夫说。“不久前盖世太保镇压了三十多万人。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波勒公司的奶罐车和柏林消防队的汽车把柏林防空系统的几个常设炮兵连运到东线去了。早些时候还运走了许多架在列车上的高炮。更不用说柏林防空部队的夜航驱逐机大队了，它们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被调走的。这下子盟国真该对希特勒分子说：‘谢谢你们帮了不少忙。’”他牙痛似的难起眉头。“这是一种可耻的战略！他们不摧毁德国的军事工业，却伙同盖世大保来杀平民百姓。盟军用空袭加强恐怖手段，盖世太保则用警察。德国人除了上前线简直无处藏身。到头来总体战要席卷一切，把大家都赶到东线去。”祖鲍夫恨恨地说：“我去过一家小兵工厂，看到那些服劳役的德国人一天要干十二小时。空袭警报响了，他们照样干活。我想，这些人真行！结果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没有防空洞，谁离开车床即以怠工论处，直接押送集中营。在工厂区值勤的不是高射炮手，而是盖世太保的特务队。这就是奥妙所在。最大的军工厂都在郊外，盟军却不去轰炸，那不是他们的目标。”祖鲍夫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在抢救工作之余，我还于点别的。”
“干些什么？”魏斯问。
“小打小闹，”祖鲍夫面带倦意地说。“从高级官员避弹室的工地上偷些炸药，派点用处。”
“怎么，你又有了一个小组？”
“人不多，”祖鲍夫含糊其词地说。“伙伴们很勇敢。当然，我教他们不要擅自行动。前不久我们干掉了瓦利司令部的一个特务。”
“你们怎么认出来的？”
“我们的一个联络员提供了外貌特征，说他带一名随员乘火车前来柏林。我们开车前去隆重欢迎，将他俩带走。象通常那样，半路遇上了空袭。把车停在防空洞边。这是我根据特别订单修建的一座防空洞，还没有交付使用。我们进入防空洞，开庭审讯，判决执行。一切依照法律程序。”祖鲍夫抬眼问道：“看样子，你一直还是个德国人吧？”他摇摇头。“我可不行。心会僵化的。你是铁石心肠吗？这怎么受得了？”他耸耸肩、“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在监狱里要装成个硬骨头的德国人？让缪勒去咬你的舒伦堡吧，叫他们狗咬狗才好呢。干吗往绞索里钻呀？”
魏斯说：“去年盖世太保抓了几个希姆莱的人。这些人是同英美间谍举行秘密外交谈判后回国被捕的。盖世太保指控他们搞外币走私。这些人坚决要求把他们被捕一事通知希姆莱。仅仅因为这点，希姆莱就签署了他们的死刑判决。”
“真是纪律严明！”祖鲍夫冷笑一声。
“不，”魏斯说，“不仅如此。这是他们秘密机关的惯伎：决不让出批漏的人造成累赘。还有更快的处理办法。特工出了差错也不向本人指出，叫他到医生那里去，打上一针就完事了。”
“明白了，”祖鲍夫拍拍魏斯的手。“你在他们那儿好好干吧。”他忧伤地说：“我们也不必再见面了。我这个人不大谨慎，有时候干得很卤莽。”
“布丽基达怎么样？”
祖鲍夫的脸舒展开了。
“我们过得还可以。”他凑过去，不大好意思，又满怀幸福地悄声说：“快有孩子了。最好等到我们的军队来，让孩子入苏联国籍，一切按照法律办。”
“布丽基达同意吗？”
“劝劝她能行，”祖鲍夫满有把握地说。“理由是很充分的。那时候我会告诉她我们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她会动心的。她对美好的事物很敏感。”
魏斯站起来，把手伸给祖鲍夫。
“好了，再见吧，”祖鲍夫愁闷地叹了口气。“我变得容易激动了。从前一点不怕死，现在可真不想死了。我们的军队离得越近，我就越是急不可待……”
古斯塔夫到魏斯的小宅子里来看望他，顺便问起他对同狱的密谋分子印象如何。
魏斯轻蔑地说：“可悲之至。”
古斯塔夫眼睛并不看他，说了下面一件事：“施道芬堡想挽救他被捕的同伙免于一死，曾经自告奋勇，要提前在六月十一日刺杀元首。”
“侠肝义胆！”魏斯冷笑道。
“殊不知有个参预密谋的将军随时向全国总队长汇报情况。”
“应该让这位将军当盖世太保。”
“他的确一直在完成秘密任务。不妨告诉你，隆美尔元帅的参谋长汉斯·施派达尔也打了上司的小报告。”
“隆美尔不是死于车祸吗？”
“对，”古斯塔夫说，“可那么死太痛苦了，看来是有人建议他服毒，他照办了。”
“非洲英雄，不光彩的下场！”
“一度还是元首的宠儿……”古斯塔夫说。
魏斯盯着他的眼睛问道：“显然，您想知道的并不是我对隆美尔的看法吧？”
“当然，不是隆美尔，而是那些人，”古斯塔夫晃了晃脑袋。
“实际上，”魏斯用肯定的语气说，“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明白了，密谋首领们决意投降西方，然后在东线发动攻势。这纯粹是一种军事政治手腕，如此而已。他们虽然想加害元首，却希望以后把元首的精神发扬光大。”
“由谁去体现他的精神呢？”
“我想是由新的元首。不过，”魏斯嘲弄地说，“戈培尔说得很确切，他把这次激反叫做‘电话里的谋反’。”
古斯塔夫沉默了一会儿，好意地对魏斯说：“倘若我们的上峰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象您刚才的回答是能够使他满意的。您的见解大胆而明智，说明您很有眼光”
“谢谢，”魏斯把头一低。
古斯塔夫微微一笑：“请允许我交给您一份密件。请在封套上签署姓名，注明日期和准确的时间。”
古斯塔夫走后，魏斯打开密件，他看到的就是舒伦堡初次接见时给他看过的那个证件，现在已经贴上了他的照片。
第六十四章
不久魏斯又前往瑞士，这次他是领导一个三人小组。
他的任务是迎接和安置某些到达瑞士的人，并查明是否有人在监视他们。此外他还要接送柏林的信使，在交接打着铅封的钢丝保险皮包时对皮包作仔细检查。
如果文件极为重要，保险皮包里便安上一种扁扁的微型定时炸弹。信使如在途中耽搁，炸弹即将人和文件一并炸毁。
魏斯收到皮包后，必须先将钢网上带炸弹的小暗兜打开，用特殊形状的钥匙关上定时器，然后将皮包转交有关的人。当他把皮包交给信使时，就用另一把钥匙打开定时器。
魏斯很快想出了一套把文件从皮包里取出来拍照的办法。他取文件时不能关上定时器，虽然送皮包的信使往往迟到，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拍摄文件前关闭定时器是冒险的：事后检查刻度标盘时可以发现，皮包交给指定的人之前炸弹曾一度失灵。
为了能顺利地处理保险包而不受别人于扰，魏斯建议保安局长官在同包内固定的地方安放一小片胶卷。倘若有人启包，胶卷便会曝光。他还想出了一种记录罪证的圈套：用喷雾器向同包喷洒肉眼看不见的特制粉末，谁动一动就会留下指印。
魏斯在瑞士对人对己都十分严格，他勤于职守，致力工作，只知埋头苦干，引起了同僚们的不满，他们可不喜欢他那种孤僻、禁欲和过分挑剔的作风。
这是一段单调乏味，漫长得令人厌烦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希特勒分子正同英美密谋签署协议的问题。杜勒斯瞒着苏联，背信弃义地同德国人商谈单独嫣和。魏斯几乎每天都通过联络员向总部送胶卷。他不知道胶卷上拍的是什么，因为拍照时根本无暇看那些文件。
魏斯回到柏林那一天，正值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奉苏联政府之命照会美国大使，愤怒指出：“两周以来，德军司令部和英美司令部双方的代表，背着承受对德战争主要重担的苏联，正在举行秘密谈判。”魏斯并不知道这次照会，也不知道他按时转交总部的胶卷是些什么文件。后来他回忆在瑞士的这些日子，觉得是他平生最枯燥沉闷的一段时光。
古斯塔夫突然给魏斯下了一道奇特的指令，要他去拜访一些藏书家，搜寻有关人类有史以来各种秘密组织的书籍、手稿和文献，并研究中世纪秘密僧团的文稿，以及现代美国出版的关于三K党、烧炭党、彩灯会、爱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