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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样的!”魏斯说。“这大概是遗传,你也象父亲一样,是个发明家了。”
“你说说,如果父亲在世,知道我成为一名苏联情报员,会怎么看呢?”海因里希问。
“他会难过,会担心,象我的父亲一样,”魏斯忧郁地说。“也象我父亲一样为儿子感到自豪。我一定要让您认识我父亲。”
魏斯把地图的照片交给教授,发现恐怖小组秘密基地的名称与迪特里希文件中的地名不符。魏斯慌了:
“或许地图上的名称是暗语,文件上的也是暗语。也说不定两者都是。如果不能破译,这些东西全无用处了。”
“您只说对了一半,”教授笑了笑。“迪特里希给您看的文件确实是译成暗语的,所以才让您看了一眼。破译的办法就在地图上。没关系,我们的专家会弄清楚的。比这更伤脑筋的问题他们也能解决呢。全都会弄妥的。”他把一只手按在地图照片上,想了一想,说:“凭这些材料就可以肯定,法西斯残匪准备进行的恐怖行动将被制止。我们将拯救出我军的许多官兵,拯救出更多的德国人—一新德国的建设者。因此您可以认为,您和您的朋友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已经为德国人民的未来做了一些工作。顺便提一下,您是否认为有必要为施瓦茨科普夫同志请功呢?”
魏斯不禁喜形于色。
“请拟一份密码电报吧,”教授郑重地说。“它会发走的。”
几昼夜来柏林遭到盟军空军接连不断的袭击。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夜晚,魏斯驱车回卑斯麦大街,忽然看见了祖鲍夫。他慢腾腾地在街上走着,显然朝秘密机关的方向走去。如此违反秘密工作原则是不能容忍的!祖鲍夫不但无权到这条街上来,甚至不得在附近一些街上露面。
魏斯减速驶近祖鲍夫,打开车门:“上车!”
祖鲍夫也不打招呼,老老实实上了车。
魏斯高速驶去,想尽快远远地离开这个街区。他一言不发,火冒三丈。祖鲍夫突然嚷道: “往哪儿开呀?上我家里去!快!”但他马上又挥了挥手。“算了,现在反正都一样了……何必匆匆忙忙。”
“怎么,你喝醉了吗?”魏斯不高兴地问。“一身酒气。”
“也许有酒气,”祖鲍夫说。
“就是说,你醉了?”
“想醉,没有醉成。”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布丽基达……”祖鲍夫吃力地吐着字。“勉强活了两天,后来死了,永远离去了,你懂吗?不对。我在她身边守了几昼夜,后来实在不行了。也不是不行…”他喃喃地说着:“她不是一个人死,和孩子一起死了。再过两个月,我们就会有个儿子或女儿。她最难过的不是自己死,而是孩子完了。你明白吗,她很想活着把孩子生下来。我一再嘱咐过她:‘没有我陪伴,你别上街,别去。’可是她说:‘不走动对我有害。’结果中了弹片——很小的一块,象碎力片那样。大夫取出来扔进盘子里,甚至都看不出来。”
他们驶抵一座楼房,上楼来到祖鲍夫家。
外屋桌上放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布丽基达。
祖鲍夫悄声问道:“喂,可不可以把她藏起来,然后运走?”
“运到哪里?”
“我们那边,回家……知道吗,我一直在想,在想:怎样办好这件事?也许能行,是吗?”
祖鲍夫睑色苍白。魏斯决定做一件不许可的事:给施图特戈夫教授打了电话,请他立刻来。
教授进来一看到祖鲍夫,他那严峻的睑色即刻缓和下来。教授挨着祖鲍夫坐下,听他喃喃地讲着,一句话也没插,祖鲍夫说的教授都表示赞同,然后他取出针管,在祖鲍夫胳膊上打了一针。祖鲍夫似乎没有任何感觉,但眼睛渐渐变得朦胧,眼皮下垂,脑袋耷拉下来。
教授请魏斯帮他把睡着的祖鲍夫抬到沙发上。他说:“如果熟睡一觉不管用,他还不能振作起来的话,您必须把他送到某个地方去。还要对他讲明白,他是在出卖我们大家。”
第二天早晨魏斯把教授的话告诉了祖鲍夫。祖鲍夫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整个安葬仪式他都坚持下来了,然后是接受布丽基达亲友的吊唁。
过了一天,魏斯去看望祖鲍夫。椅于周围扔满了烟头,看样子他已经坐了很久,也许通宵达旦,直到现在。
祖鲍夫默默站起来,拿起地上的旅行袋说:“走吧”
“上哪儿?”
“我永远不回这里来了,”祖鲍夫说。
“不,”魏斯说,“你应该住在这里。”
“为什么?”
“我命令你。”随后魏斯的语气缓和下来:“我们大家需要你这样做,好兄弟。需要,你明白吗?这也是为了布丽基达。她刚刚去世,你就离开了她的家,这对不起她。”
“说的对,”租鲍夫表示同意。“你击中了要害。我应当留下来。是的 现在我至死也不会离开她了。你明白吗,她已经知道……”
“什么?”
“当然不是所有的事,可是她知道我是什么人。”
“您为什么这样想?”魏斯问。
“听我说,”租鲍夫急切地说,“我不是猜测,有时候能感觉到。她知道。眼看不行了,她做个手势让我凑到跟前,仿佛整个脸向我微笑了一下。她用俄语轻声说:‘好,谢谢,你们好!’然后把眼睛瞪得很大——就完了。她耗尽了最后一点点生命力,就是为了告诉我,她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么回事。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他在魏斯眼前晃了晃拳头。“如果我知道她清楚我的事,我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明白吗。而我一直非常苦闷,觉得自己在跟她逢场作戏。我确确实实爱她呀,懂吗?”
“你打算去墓地吗?”魏斯问。
“是的。”
“我跟你去。”
“咱们走吧,”祖鲍夫说,“谢谢你。”
在布丽基达的墓旁他问:
“以后能不能用俄文在石碑上刻上她的名字。布丽基达·祖鲍娃?”
“一定要刻上,”魏斯说,“怎么能不刻呢?她是你的妻子啊……”
第六十七章
最近几个月,部署在卑斯麦大街的直属于华特·舒伦堡的特别行动组的成员变动很大。有些组员神不知鬼不觉地销声匿迹了,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了一些新组员。
现在,阿尔弗雷德·费尔格弗接替古斯塔夫担任特别行动组领导职务。费尔格弗身材修长,面孔削瘦,总是露着呆板冷漠而又彬彬有礼的笑容。
费尔格弗是舒伦堡的大学同学,当年曾经挺身而出维护过他的名誉。当时,有个同学对费尔格弗说,舒伦堡是个特务,在保安局任职。费尔格弗勃然大怒,立即提出同这个同学决斗。他勇猛异常,一剑刺中了对手的面颊,赢得了这场决斗。
大学毕业后,费尔格弗在波恩开了个律师事务所,但他受理的第一件诉讼案就没有办好;他不是为他的委托人辩护,而是象个检察官那样指控委托人。他受理的第二个案子还是照样没有办好。这并不是偶然的。费尔格弗有一种权力欲,而律师这个职业却要求他在国家法律威严面前随机应变,左躲右闪。他无意去当检察官,因为他担心那些受到惩处的人会对他报复,他知道,这种事是常有的。
华特·舒伦堡当上保安局第六处处长以后,便让阿尔弗雷德·费尔格弗在这个处的秘密调查科工作。
调查科经常收到各种报告。这些报告都是秘密监视保安局第六处搞外国情报的间谍和间谍头子工作的特务送来的。根据这些报告,费尔格弗可以对间谍或间谍头子作出秘密判决。判决由专门任命的人员执行,而执行的方式方法由他们自行选择。
这是支配别人命运的一种真正的权力,一种生杀大权,况且无须同被告及其辩护人辩论。
把出批漏的特务叫到调查科来是十分罕见的。不过,这既不是审问,也不是审查。费尔格弗一般是在某个舒适讲究的秘密接头处会见特务。他亲切地接待客人,落落大方地同客人侃侃而谈。
为了促使死刑犯讲出实话,费尔格弗常常对帝国的统治者提出尖锐的意见,而其他任何人都会因此被立即绞死。他断言,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人来说,不存在一般通用的法规。他们了解有产者政权的全部内幕,这使他们有权自视为特殊阶层。对他们来说,也不存在良心、名誉之类的繁琐偏见,这些都是为了使人循规蹈矩而臆造出来的玩艺儿。在达到目的之后,费尔格弗非常文雅地对讲了实话的特务表示谢意,感谢同他进行了一席令人愉快的谈话,并同他紧紧握手。只要客人一下楼,他就走到窗口,如果是在白天,他就拉上窗帘,如果是在夜里,他就把罩着粉红色灯罩的台灯放到窗台上。
在外面等待他的暗导的工作人员迎候下来的特务。其余的一切就属于他们极小范围的专门任务了。
费尔格弗自我卖弄的“根本无道德论”是所有法西斯头子所共同信奉的。
华特·舒伦堡的亲信之一威廉·霍特尔回忆往事时就曾经公开赞扬过法西斯头子海德里希,虽然他对海德里希的评价过甚其词,是肉麻的吹捧,但这种评价仍然有助于认清其他法西斯头子的真面目。
非常了解海德里希的霍特尔在谈到他时说:“毫无疑问,不仅就国家社会主义而言,而且就极权国家的整个概念而言,他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历史上他完全可以同切扎尔·博尔希相提并论。
“他们二位都彻底蔑视一切道德准则,同样都是权力迷,同样头脑冷静,心如铁石,同样贪恋功名。
“……他不仅没有基督教的任何道德准则,而且也排除了一般人那种起码的本能感情。他的上帝不是国家,而是权力——个人的权力。这曾经是悄撒时代的人的特征,当时权力就是目的,权力就是目的本身,这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思想这种东西,他从不考虑思想的正确性或者思想的价值,而仅仅把思想看作用以统治群众的一种手段。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掌握权力和行使权力。真理和仁慈对他没有内在涵义,它们只不过是应该用来进一步夺取权力的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可取的。
“政治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夺取和掌握权力的阶梯。在他看来,为某个行动本身是否正确而进行争论是十分愚蠢的,因此,他从来绝不向自己提出这类问题。
“结果,此人一生不知杀害了多少人,其中有他不喜欢的人,有希望得到权力的竟争者,有反对他的人以及他认为不值得信任的人。此外,他还搞了无数和暗杀勾当同样卑鄙龌龊的阴谋,其用心往往更为险恶。
“在海德里希的心目中,人的生命毫无价值,不论是谁,只要妨碍他取得权力,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消灭之。他取得权力只是为了他自己。他渴望满足的只是本人的权力欲。”
集中在海德里希手中的秘密档案是第三帝国统治者最不放心的一批文件。
希特勒早就看透了海德里希,发现他同自己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对他很不放心,于是便派他出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海德里希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太上皇。当海德里希被捷克斯洛伐克抵抗战士打死后,就连他的卫队的主要官员都没有受到惩处。希特勒只满足于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他把利迪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屠杀场,并使这个国家淹没在血泊之中。继海德里希之后的希姆莱同前任在志趣和作风方面很相近。不过,希特勒认为,希姆莱具有担任这类职务的十分难得的才能:几乎是病态地贪生怕死。
希姆莱的健康状况欠佳,他从未离开过保健医生和自己的亲信中最受信任的按摩师。
希姆莱在私生活方面避免毫无节制,这并不是碍于道德观念,而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健康。
希姆莱对希特勒怀有一种恐惧感,因此在他面前总是那么一副厚颜无耻的奴才相。就连在元首随员当中获得“奴性十足的凯特尔”绰号的凯特尔都说,每逢希姆莱受到严厉训斥之后走出元首办公室时,总使人感到特别厌恶,这时他就把一杯水递到这位党卫队首脑女性般的、精心保养的、瑟瑟发抖的手中。
正是希姆莱这种奴才般的胆怯使元首确信,他选中的这个人比海德里希对他更加忠实。
不过,随机应变的希姆莱一方面象眼镜蛇一般狡猾灵活(他的外表甚至都很象这种软体爬行动物),在元首面前奴颜婢膝,一方面他也继承了自己前任的许多特点,他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海德里希的主要助手。
多年来,希姆莱已习惯于屈从更加强有力的人物,而海德里希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物。然而,希姆莱在当了第三帝国保安局局长之后,却成了比海德里希更加可怕的人物。他非常害怕引起元首的不满,因此他工作的唯一方针就是力求预先料到元首有什么打算。因而他有时就表现得象个十足的迫害狂,就连希特勒有时也不能不对自己的主要助手过于仓促行事表示惊奇。
通常希姆莱为了使元首无法反驳,他总是引用元首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或者演说中的引文来证明自己正确,好象他是据此才签署判决书的。
元首喜欢这样的人,这种人善于收集他无意中说出的每一句话,并能郑重宣布他的话就是新法律的不可更改的条文。希姆莱就看透了元首的这个弱点。
但是,希姆莱同希特勒的交往越多,从希特勒身上发现他从前的首长海德里希的那种特点(也就是他本人的特点)就越多。于是希姆莱便逐渐对希特勒产生了不可告人的妒忌心:原来他本人是能够成为帝国的第一号人物的。本来就不该让他充当第二号角色。
希姆莱最宠信华特·舒伦堡。希姆莱只是在完全确信这个青年人具有始终不渝的、坚定的行为准则之后,才开始信任他的。舒伦堡工作不是为了德国,不是为了第三帝国,不是为了纳粹党,甚至不是为了元首。他工作只是为了某一个人,他对此人寄托着自己的全部希望。他勤勤恳恳、忠贞不二地为此人卖命,工作出类拔本。为了嘉奖他的无限忠诚,此人给了他应有的一份权力。
在他看来,此人便是希姆莱。
作为一个相当高明的政客,舒伦堡对希姆莱的长处评价不高,对他的卑鄙品质却了如指掌。不过,他明白,现在担任第三帝国保安局局长职务的是未来新元首的候选人。此人掌握着控制帝国的全部秘密机构,而独裁政权整个制度的巩固就有赖于秘密机构的错综复杂和无孔不人的体系及其镇压力量。
舒伦堡早在1939年便跟一小伙同僚同英国情报机关有了接触。当时,他们伪装反对现政权的德国军官同英国官方人士建立了联系。鉴于英国官方人士对他们密谋反对希特勒一事很感兴趣,于是他便产生了打入英国政府最高阶层的想法。希特勒赞同这种想法,而英国同行则向舒伦堡保证,一位官方高级代表最近将从英国前往荷兰同他会晤。希特勒也已知道此事。
11月8日,在贝格勃劳凯勒假造的谋害元首的炸弹爆炸案发生前几小时,海德里希突然下令停止同英国间谍机关举行的秘密谈判。英国联络军官被绑架并被押送德国。
行动计划顺利完成了。德国宣传机器把希特勒吹得神乎其神,说他得到上帝的亲自庇护,说英国人是制造这一空前罪行的罪魁祸首,并使荷兰大为出丑。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激起德国人的狂热去实现早已预谋的战争计划的一个前奏而巳。
但是,舒伦堡建立的这类“功劳”早已成为过去。
在苏军的一连串打击下,法西斯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盟国军队已经登陆。德国的头子们(其中也包括希特勒本人)迫不及待地竞相同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了秘密外交交易、每个头子都自封为新帝国的首脑,都保证把对苏战争继续进行下去,都要求英美两国给予支持。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德国将采取哪种方式向西方投降;德国应该让出它的哪一部分战利品。
这些日子,舒伦堡一直同希姆莱形影不离,一面鼓励和催促他作出取代希特勒的决定,一面代表这位未来的新元首在斯德哥尔摩同英美两国的秘密外交代表举行谈判。舒伦堡还把其中的某些代表带到希姆莱在赫恩里亨的总部,在那里他们可以绝对安全地同党卫队首脑讨价还价。
为了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党卫队少将舒伦堡需要一批能忠实、可靠、迅速完成他所提出的任何任务的人。
阿尔弗雷德·费尔格弗必须从直属于华特·舒伦堡的特别行动组中选拔若干人。
约翰·魏斯在狱中表现坚定,这证明他对舒伦堡绝对忠诚。然而,费尔格弗并不急于作出最后决定。他越是感到魏斯合意,就越对魏斯的沉着和良好的表现持怀疑态度。费尔格弗有一个基本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