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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
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下放总会遇到障碍。现在机构臃肿，有的部委据说有上万人，必须精简。否则，这么多人，就要当“婆婆”，揽权。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有一定知识，到基层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要搞企业联合。现在电子工业是否太分散了，为什么不可以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汽车工业如何组织起来，也要研究一下。汽车出口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
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经验。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基建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建设规模不能过大，有些开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担。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对开支也不能包那么多。要把地方上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于基础建设。我们只能走这条路。还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
总之，今年的经济情况不错，比预料的还好。我们的改革是有希望的。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因此，闹起事来后，上海人要看一看。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
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正因为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过来。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
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
最近，我们有些学生闹事。这次闹事的性质同前年“九一八”时学生上街不同。我们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重视的不是仅占全国大学生百分之一多一点、不到百分之二的一小部分学生的闹事。问题不在这里，几个学生上街影响不了大局。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共产党要有纪律。世界上不管什么党都有自己的纪律。这次主要是检查这样的问题。
学生闹点事，影响不大，搞不垮我们。我要告诉朋友们，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妥善处理的。即使再闹得大一些，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影响不了我们既定的政策。处理这样问题的结果，只会使我们的政治局面更加安定，更加团结；只会使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包括开放、改革、建设的方针政策，更加顺利地、稳步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当然，我们也会在处理这种事情的过程中，总结经验，逐步消除弊端，如消除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等等。这样做，最终会使坏事变成好事，使领导者更加清醒，使人民更加清醒。
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干扰。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总之，我相信我们以后做的事情将更加证明我们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八年来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注意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继续发展，继续前进，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问题就会逐步获得解决。
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就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而现在有些人却想把我们的社会引到无法无天的境地，这怎么行呢？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无法无天，何况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诸位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要告诉朋友们，学生闹事不会出大问题，不会影响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件事既提醒了我们自己，也提醒了朋友们，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有十亿多人口，几十个民族，建国后三十多年又经历了曲折的历史，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我们要避免事态的扩大，但即便扩大十倍，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影响不了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人民得到了利益。“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
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
最近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是学生闹事，二是党的总书记更换。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我们已经作了处理。为什么学生会闹事？根本上是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学生闹事和总书记更换都不是小事，但我们党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对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是处理得非常温和，问题解决得也很顺利。学生闹事，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件事的处理，都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只会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更加清醒，更加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发生了这两件事，一切都将照常进行，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是我要告诉同志们的。
八年来，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顺利的贯彻，国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学生闹事也否认不了这个现实。八年来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我们政策的制定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现实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搞社会主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
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前一段出了点差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不要怕，一怕就不能搞改革了。我倒觉得，我们是否搞得过稳了。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学生闹事不久，稳一点好，但从长远来说，改革的步伐不能太慢。
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
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
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