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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会太慢。一九八八年尽管有风浪，速度仍然可能超过百分之十。天天在风浪中前进，但翻两番的任务一定能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前景。
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我们正在进行改革。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当然，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中国常说一句话，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
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点好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
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还有十二年时间，看来可以实现。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要为下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
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我看可以实现，可以完成。这个乐观的预言，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
香港要稳定。在过渡时期要稳定，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以后，香港人执政，香港也应该稳定。这是个关键。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我说过，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
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
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
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关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
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关系，因为中国有占世界五分之一多的人口。坦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首先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一九四九年，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还需要过好几个关，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关是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综合改革。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我们相信这十年好的形势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对此寄予希望。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重要国家。长期以来，埃塞俄比亚人民有着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光荣传统。我在青年时代就知道你们的国家，当时叫阿比西尼亚，进行了英勇的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这样的民族现在面临着经济困难，相信你们会克服困难的。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
我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老战士见面总是愉快的。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你看过我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坚持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相信，现行方针政策一定会继续下去。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一点有信心，也感到愉快。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搞我的什么传，我都婉拒了。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一九九七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十二日）
一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二
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这么多，但是现在物价涨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做出重大贡献。否则，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
当然，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中央要有权威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
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