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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
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
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这几年的合作是不错的，需要的是发展这种合作。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请大家相信，中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上，不是小手小脚的。我们现在有些法律规定还不完备，因为没有经验，以后会逐渐完备的。有的朋友担心风险太大，合作中如有风险，我们共同承担。还有的提出企业的合作期限问题，如果技术确实先进，可以适当延长。总之，为了发展中外的经济合作，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首先的一条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胆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子更快一些。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到现在快六年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九七八年开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农村改革三年见效，城市改革时间要长一些，三年五载也会见效。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个总政策下，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目前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有实际进展。同苏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争取发展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毕竟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帮助少数贫困地方发展起来。中央对此已有部署。不仅是国家，还有那些好起来了的地方也可以帮助，问题不难解决。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最近时期，我总跟外宾谈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不过，他们还不大相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再讲讲国内问题吧。我开头就讲了，现在我们的中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进行工作。整个的形势很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是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吗？确实是这样。想想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时期，有多少时间有这么好的政治局势？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经过四年的时间，“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点二，因为前三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八了。
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一百亿美元能够办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百分之一。现在我们是捉襟见肘，要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困难得很。至于人民生活，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比现在要好得多。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第二，每个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学教育普及了，自己拿钱办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问题解决了，用的问题，什么电视机，新的几大件，很多人也都解决了；第五，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还有别的，我也记不清了。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所以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从现在到二○○○年，还有十六年，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
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