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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第一个机遇也就出现在这一年。
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近上海的江南地区得风气之先，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一天，少年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性情之下，斗胆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画题有趣，描绘了《水浒传》的一个角色，也是一出乡村舞台的戏剧画面：《时迁偷鸡》。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老先生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尔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蛮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姿态夸张而鲜活生动，竟然爱不释手，大笔一挥，给了二等奖。
这个小小奖项，在徐悲鸿一生诸多荣誉中微不足道，但它却似残夜的一道光，点亮了无名者的才华，给了这位乡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
尽管民国了，剪了辫子，父母包办的婚俗并没变。十七岁的徐悲鸿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个未曾见面的农家女。他曾逃离家乡，徐达章抱病外出寻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鸿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饱含着他的痛苦与愤懑。
不过，在家境贫寒的徐家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子能娶上媳妇，善莫大焉。而徐悲鸿的儿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个孙子，传宗接代有望。徐悲鸿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自然非常满足。徐达章给孙子改名吉生。
一个劫生，一个吉生，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对徐悲鸿的第一次婚姻，最了解的莫过于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当年那对怨偶毫无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鸿十七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姓周的老婆，徐悲鸿为什么嫌她呢？嫌她小脚，不识字，不懂事。”
徐悲鸿反抗旧式婚姻的尝试失败了。而他对父亲的不满，似乎随着两年后父亲的病逝，一起消散了。徐达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带着人生遗憾撒手人寰，惟一安慰就是他的儿子。儿子是父亲最好的作品。
父亲教给他的不只是画技，还有中国人历代承传的道德与人品。尽管他后来求学西方，但他尊奉的私塾教诲，就像他晚年喜欢穿的中式长袍，言谈举止间无处不在，甚至影响到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直至后来的人生轨迹。
他要带着父亲的灵魂，外出闯荡。
二 千里良驹
一九一三年深秋，十八岁的徐悲鸿毅然离开宜兴故乡，再次投奔他心目中的福地——大上海。他在内心里感到了那座中国最大都市对他的召唤。尤其是《申报》多次登出广告，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竟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粟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著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
乡村妻子病故不久，儿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间，徐悲鸿失去了他最亲近的父亲，也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感情，却能给母亲带来安慰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子。尤其是失去父亲在艺术上的指教，让这位年轻人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无尽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名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再来上海的徐悲鸿，抱着最后的希望在街头奔走，依然四处碰壁。上海滩如此之大，却没人愿意收留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黄警顽。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热心人，在他走投无路的倒霉关头，拉了他一把。
黄警顽说：“当时徐悲鸿穿了件蓝竹布长衫，对分的头发披拂在前额，手里拿着个纸卷儿，年龄同我仿佛，约二十多岁，但有些瘦弱抑郁。他经熟人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找《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我代他打电话给恽铁樵的。徐悲鸿回来告诉我：‘商务出版教科书画插图，恽先生说，我的人物画得比别人好，十之七八没问题。’
“过了几天，发行所刚下排门，徐悲鸿就带着满脸沮丧、憔悴的神情走进店堂，说是情况有变，人家不同意让他画，他难受地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完，他快步走出门去。
“最初我还不很介意，过后一想：糟了！他不会去自杀吧？我感情一冲动，连假也没有请，就跟了出去，由四马路向外滩赶去，怕迟了会出事。我在外滩找了好久，才在新关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着，连我走近他身边都没有发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说：‘你想干什么？书呆子！’徐悲鸿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我们俩抱头大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徐悲鸿头脑清醒了，听从了我的话，跟我回发行所。
“在路上，徐悲鸿告诉我，他因欠了旅馆四天房钱，老板在两天前就不许他继续住宿，并把箱子扣下了，铺盖已经当掉，他没有地方容身，只好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过夜，还常常受到巡捕的驱逐。昨夜通宵风雨，他饥寒交迫，想马上自杀，但想到我多次诚恳招待他，这才来向我告别。如果我不赶上去，很难说他最后怎样安排自己。
“我的人缘不错，就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和门房商量，让他晚上同我们住宿。我俩睡一张单人床，盖一条薄被子。伙食这样解决：中午他到发行所楼上饭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一桌吃。我熟人多，轮流上朋友那里吃。早点和晚饭呢，我每天给他一角钱，也就过去了。徐悲鸿每天到发行所店堂，看美术书籍，也看翻译小说。”
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又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震之。黄震之把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不过和他约定，只能在他们不打牌时暂用。即便如此，对徐悲鸿也是雪中送炭。他后来曾用名“黄扶”，以示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
黄震之后来做生意破产，但徐悲鸿没忘记他。人们在以后出版的徐悲鸿画册中，可以看到一幅国画《肖像》，题目并没说画的是谁。画面是一位身着长衫的老先生，慈眉善目，神态安详，背靠着松柏，悠然坐于石上，旁边是翠竹与秋菊。落款是一行字“震之黄先生六十岁影”，原来是徐悲鸿为黄震之六十大寿画的祝寿图。
徐悲鸿在祝寿图上题了一首长诗：“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仇早忘！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来世欲何为，先生之风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这是徐悲鸿成名后的画作，说明徐悲鸿曾上门答谢恩人。
而黄警顽到四十年代生活无着，徐悲鸿请他到国立北平艺专主管总务，后来转入中央美院。五十年代初美院学生，还会记得这位个头瘦小的老头。
我原先以为，黄警顽不过是徐悲鸿偶尔认识的一个普通店员。到上海查阅老杂志《良友》，在“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栏目中，意外地发现一篇人物专访《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照片中的黄警顽极其英俊而潇洒。
黄警顽居然有上海滩“交际博士”的雅称。他读过私塾，也读过小学，正愁没钱念中学，商务印书馆附设书业补习学校招生，录取标准除国文与算学，还要应对敏捷、态度活泼。他一考即中。当年朝夕相处的老同学，就有留法的著名画家颜文梁。十五岁派往商馆发行所做学徒。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他报名参加北伐先锋队，曾在临时政府当过宪兵。解甲归来，商务印书馆看中其才能，委以干事一职，专门负责与外界交际。
黄警顽说到他所交际的人物，提到“画家徐悲鸿和我曾有过困苦的生活”。但他绝对博爱，并不以为徐悲鸿的成功，就可以记在自己的账上。“我帮助别人，只是出于一点至诚的心，并不希望人家的酬报。至于我要扶助的人，我更不分畛域，无论是老小贫贱，男女各界，我也一视同仁。一切的人物，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
黄警顽可以不在意，但徐悲鸿在意，他终生未曾忘却黄警顽的一臂之力。当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的杨先让教授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先生由重庆回到上海，了解到黄警顽当时处境不佳，为掩护抗日地下工作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备受苦刑，心身受到了极大摧残。徐悲鸿先生到国立北平艺专上任，也请黄警顽到北平来，让他当了管发学生助学金的出纳员，逢年过节还必接黄警顽到家同聚。”
黄警顽生前写过《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他说：“在徐先生逝世前半年，徐先生曾约我到院长室谈过一个多小时，他提到当年经历时说：‘如果我先死，你给我写出来，如果你先死，我给你写。’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他这位在凄风苦雨中成长起来的大艺术家，才应该把事迹留下来给后人知道。由于这一段事迹离不开同我的关系，有些地方容易形成喧宾夺主，但我毕竟是配角，我保证不夸大不渲染。”
黄警顽遵守对徐悲鸿的承诺，如实记述他在上海与徐悲鸿的交往，发表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丛书中。徐悲鸿并不忌讳自己穷困中想要自杀的惨痛经历，也愿意将黄警顽救他于水火的恩德留存于世。黄警顽在老上海广为交际的能力，帮助过许多人，包括感念不已的徐悲鸿，但在阶级斗争风暴来临之时，并不能保护他。
一位当年徐悲鸿的学生说，“我一九四八年入学住校，黄警顽先生就住在楼上，给了我们新生很多的照顾。那时他孑身一人，未老先衰，走路驼背，全校师生他都能叫出名字来，哪个人有困难，他都会帮忙，好人一个啊。徐悲鸿先生念旧，亲自来看黄警顽先生的起居，逢年过节请他到家吃饭，都派汽车来接的，一谈就谈到半夜。可惜在徐悲鸿先生逝世后，一九五七年黄警顽被划为‘右派’，最后惨死于‘文革’中。”
此时，徐悲鸿被迫在大上海的马路上游荡。他在绝望中挣扎，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百折不挠、狂放不羁的奔马形象。他把这匹马画在了宣纸上，直接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对门的《真相画报》社。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把一匹马投给叫做“真相”的画报，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实是一匹不为人识的千里良驹。
在上海滩众多报刊中，《真相画报》是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创办的美术刊物。高剑父早年赴日本学画，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曾负责主持同盟会广州分会。高氏兄弟据说是受孙中山嘱托，在上海传播先进思想。这本杂志，是众多画家孜孜以求、登堂入室的专业画刊，选稿标准十分苛刻。
在广州盘福路高剑父纪念馆，王坚研究员告诉我：“上海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负责人是高剑父，编辑和发行是高奇峰。高剑父看到徐悲鸿寄来的那幅马，回信称赞他比古代画马大师韩干还过之，审美书馆要印刷出售。”
徐悲鸿赢了。他卖出了一生中第一匹马。
似乎这是天意。他想去考大学，正为学费发愁，一匹马使他时来运转。其后，徐悲鸿成为审美书馆的特约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学费。徐悲鸿报考的是震旦公学法文系，他看到法国油画复制品，直接读懂法国大师原作的渴望愈加强烈。
一匹弩马和一匹千里良驹，根本区别就是志向迥异。
徐悲鸿没上过一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