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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法祀的记忆力果然超强。在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徐悲鸿书画册》中，收录有二十四岁的徐悲鸿以行草体书写的文稿，其中一篇曰：
今日何日乎，吾等齐处烈风猛雨里，往者暴君污吏贪官孱将殃民害国，罪恶不可谏，偏今日白手空拳，排难御侮是吾事，振臂束襟同奋起，可以凿开道捍狮虎，猛兽实无知，不似戈龙勃入美洲，野人容易制。今日乎，空间尽处是吾敌，众贼频起来不息，吾有双臂并两拳，当与道者尽格杀。黄帝吾祖乎，吾为汝裔勿羞戚。
八年夏，国人奋起击贼，有死者，吾居海外，只能悲歌一掬同情之泪，成词二首，敢奉仲子学长匡谬。悲鸿
这篇写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激昂之作，读来悲愤满腔。人们看到了一个虽在异国他乡，却同样感受“烈风猛雨”的热血青年。将自己的振臂疾呼溶入“五四”大潮的徐悲鸿，在开始欧洲留学时，就有了一个激励自身发奋的定位。
二○○五年五月，距离徐悲鸿当年赴法留学八十六年之后，我和同事前往巴黎。中国和法国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地图上没变，不同的是，在徐悲鸿的时代，人们坐着蒸汽发动机的海轮穿行大海几个月，如今国际航班只要十多个小时，就能轻松完成。
拒绝改变是法国巴黎的主调。塞纳河对岸老建筑在车窗外移动，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尊重历史仍是巴黎人的传统。像其他古迹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校园一切如故，地面由碎石砌成，高大的主体建筑浮雕精美绝伦。
当初徐悲鸿是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学生，而中国当时在西方根本被人瞧不起，大师云集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会保存他的学籍档案吗？
法国人果然信守承诺。行政主任薇诺妮卡和几位男士，已经等候在大门里的停车场了。薇诺妮卡向我们介绍，这所著名学府前身是巴黎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建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也有部分二十世纪的建筑。它的艺术品收藏极其丰富，有些是当年皇家绘画与雕塑学会遗留的。她给我们引见了学校档案馆研究员艾玛奴尔。
档案馆在学校主楼一侧。推开沉重的大门，档案馆内有三层楼那么高，穹顶装饰很讲究，用富丽堂皇来形容毫不逊色。这里有一百多年间学校所有的学籍档案。艾玛奴尔抱出一册很厚的大本子，翻译朱明宇念出封面上的法文：“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存档，男生的档案。”原来这是当年新生签名簿。
艾玛奴尔打开夹有字条的一页，指着其中一栏鹅毛笔的字迹。徐悲鸿名字后面填着：出生地：宜兴（中国），导师：F·弗拉孟，被画室接纳时间：1920、11、15，参加入学考试时间：1921、4、4，被允许开始学习时间：1921、5、13。
那一年，徐悲鸿二十六岁。徐悲鸿的素描和文史考试都取得了好成绩。而在此之前，徐悲鸿曾在巴黎朱丽安画院学了一段时间素描。
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驻法国总领事赵颂南曾发函给高等美术学院，以国家的名义，证实学生的身份。这份文件等于是当时中国驻外机构给徐悲鸿的担保：院长先生：我很荣幸向您推荐中国学生徐悲鸿，现住在巴黎少姆哈路9号（音译），他刚向我表达了在您学校注册的愿望。另外，我证明他出生在中国江苏省宜兴。非常感谢您为这个学生提供的方便。我请求您接受我非常崇高的致意。
摄制组翻译朱明宇告诉我，有一张照片中的留着胡髭、面色严峻的学者，就是徐悲鸿的导师弗拉孟教授。弗拉孟教授的一封信，发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长先生：我很荣幸地请求您，将徐悲鸿先生注册在我画室的学生名单中，请您接受我诚挚的感谢。弗拉孟教授的另一封信，则是代表校方的接受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录取通知书。这封信写的是：徐悲鸿先生，我荣幸地接受你为我的学生。
和徐悲鸿当年入学的时候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延续的，还是导师制。学生选择导师，导师也选择学生。选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导师，徐悲鸿非常明确，第一是最好的，第二是写实的。他觉得，中国画之所以让他不满意，因为它被关在书斋，不关心现实，这和他内心的叛逆和在北大所受的熏陶，完全不合。
在诸多导师中，徐悲鸿之所以看中了弗拉孟教授，是觉得他的历史画与主题肖像画创作，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精华，气势宏大、流畅自然。而弗拉孟也喜欢徐悲鸿，他看到徐悲鸿不只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成熟的中国艺术家。
徐悲鸿具有中国绘画基础，理解西方绘画技法的角度与众不同，他对西方透视学、解剖学以及色彩学、光学原理的把握，很快高出于其他同学。他练习素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从人体结构的变化关系，到物体的明暗层次，从质感、体积感到色彩感，深受弗拉孟教授的称赞，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徐悲鸿上过课的教室还在吗？
薇诺妮卡女士在前面引路，陪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三面是相互连着的一幢楼房，而楼下草坪正面有一扇紧闭的大门。这扇门以前是朝着街面开的，而今已经封死了。我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登上侧楼的二楼。满墙刷满各色颜料，可能是学生涂鸦之作。通道尽头的一间宽大画室，就是徐悲鸿学画的教室。
阳光从天窗洒落。基本保存原样的画室，充满着油彩的气息与艺术的氛围。徐悲鸿是个勇于寻找机遇的人，他百折不挠地努力，终于站在这间画室里。而那时这所学校没有其他的中国人。说徐悲鸿是凤毛麟角，几乎代表着一个中国，在当时西方人眼中其实并不夸张。在他之前，确实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到这里来过。
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离卢浮宫不远。从学院门前的波拿巴巷走向塞纳河畔，在法兰西学院前走上艺术桥，桥的斜对面就是卢浮宫。艺术桥的桥面木板没有变，塞纳河水依然静静流淌，今天卢浮宫仍是法国人最自豪的艺术圣殿。不同的是，中国游客的面孔似乎很普通。中国留学生和艺术家的出现，也已司空见惯。
而徐悲鸿在卢浮宫的感受，却是震撼性的。那是少年徐悲鸿投射无数梦想的地方。他时常一待就是一天。冯法祀曾听徐悲鸿亲口说他的求学临摩：“他有的时候，一个面包拿到卢浮宫就是一天。一天吃一个面包怎么行呢，他也就是因为这种冷热饥寒，不协调吧，造成了他的胃病。他在画上就写到：我画这个模特儿，在我这个病很痛，很难支持的时候画的，人家看我这个画，不知道我的胃疼到这种程度。”
徐悲鸿有备而来，他不是一个盲目的小青年，而是一个理智的中国画家。他时常思考着“大道”，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使命和一个画家的责任。徐悲鸿与当年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一样，抱定明确的目的。积贫积弱的中国，使他们过于早熟，充满革命激情。他们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寻找他们自认为的真理。
绿树成荫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坐落在巴黎市区一条街道旁。早就听说，西方人对于死亡的理解与我们不同，墓地常常紧挨生活区，死者与生者和睦相处。走进公墓，如同走进一个雕塑世界。伟大的作家雨果、作曲家肖邦、画家德拉克洛瓦等辉煌的名字，与各式各样雕塑相伴。飞翔天使与优雅少女，还有盛开的花木等，展示着生命气息。
在这个西方的“人生后花园”，我们找到了巴黎公社社员墓。与其他巴洛克风格或罗马风格的墓园相比，这里显得很简洁，但简洁中表达着无言的庄重。只有一块很不起眼的墓碑，沉默地护卫着为社会正义而流血的先辈。
八十多年前，徐悲鸿曾在这里写生。如今斯人已去，现场依旧。阳光洒满草地，微风吹拂树枝，偶尔有游人走过，但闻声声鸟鸣，给人一种幽远的怀念。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生前说：“周恩来和徐悲鸿在巴黎就相识了。”也就在这块墓碑前，年轻的徐悲鸿邂逅了同样年轻的周恩来。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是《周恩来传》的主笔，她说：“当时周恩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烈士，遇到了正在这里写生作画的徐悲鸿。两个人相见以后，可能因为两个人都是江苏人，而都有美术爱好，也是自己的追求，所以觉得特别地亲切。他们在巴黎产生的这种感情呢，延续到解放以后。”
这也许是一幅让无数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面。两个同样怀揣理想和抱负的中国青年，在这里殊途同归，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周恩来与徐悲鸿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步入巅峰的欧洲绘画与雕塑。
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保存着周恩来留法期间给亲友寄回的卡片，印证了周恩来对徐悲鸿取法西方写实传统的共鸣。一张贺年片是米勒油画《拾麦穗》，一张明信片是罗丹雕像《大卫》，周恩来在背面用钢笔写道：“这是有名的罗丹雕刻，不用我介绍了，此像陈列在卢森堡美术院中。”另一张明信片是英国油画肖像。“这是一张英国名画片，画册藏在巴黎鲁沪（卢浮宫）博物院，英国美术天才不算多，所以英国的好作品很少，不过近年来也渐渐发达，他们爱画儿童的像，这张画可以说很传神了。”
周恩来在巴黎住过的公寓，虽然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但法国政府仍在临街的墙上挂了一块刻有周恩来像的铜牌，以示纪念。就在这条街的斜对面，就是徐悲鸿在巴黎住过的公寓，我们按照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提供的法文地址，也找到了门牌号码，楼的外观还是当年模样，里面却已经很现代化了，是一个非常讲究的旅店。
徐悲鸿总是这么幸运，尽管他在法国的日子依然没能摆脱贫困，可是他的身边总是巨星闪耀，使他能够沐浴在思想的阳光下。
一九二○年冬，徐悲鸿认识了他的艺术道路上又一个引路人，他就是当时法国画坛的泰斗、公认的画坛领袖达仰·布佛莱。
那是一次文化名人茶会，受著名雕刻家唐泼特的邀请，徐悲鸿也前往参加。知道这位中国留学生才华的唐泼特，把徐悲鸿引见给与会的达仰·布佛莱。应达仰的热情邀请，徐悲鸿来到他的画室，看到大量的素描、速写和油画，体会达仰艺术语言的魅力。二十五岁的徐悲鸿从六十七岁的达仰那里，读到了天才画家的执著。
在徐悲鸿看来，欧洲绘画传统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与中国绘画风格迥异，同样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而达仰继承文艺复兴精华，引导他借鉴吸收，是他求之不得的。中国并不缺乏写意和抽象的元素，缺乏的正是写实训练。
徐悲鸿惊奇地发现，达仰已经是画坛大家，每天一大早，还是到画室作画，直到天黑才离开，即使是星期天也不例外。人们都知道，徐悲鸿画马名扬天下，而达仰也是画马的高手。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出生在巴黎，是中国台湾移民画家的第二代，她的研究方向是美术史，曾将达仰·布佛莱作为研究对象。她给我看了一张达仰油画复印件。画面是一个人带着马喝水。
她说：“马的题材，徐悲鸿是非常喜欢的，常常在他的画里，看到对马的兴趣。徐悲鸿的老师达仰先生画马画得也很好。我想从这些马的比较，可以看出，徐悲鸿先生当时来巴黎的时候，希望了解的是整个西方的艺术传统，从最古老的希腊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他想把非常丰富的西方传统，系统地带回中国去。”
我们来到巴黎大学大会堂，看到达仰的画作，造型逼真，气势恢宏。徐悲鸿与达仰相识的那一年，达仰的画作在世界博览会上卖到10万美元，是当年参展画家的最高价，被人们誉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画家”。只要有达仰的画，徐悲鸿都会去看，仔细品味大师的创造力。当时巴黎不少重要建筑，都以请到达仰作画为荣。
在法国巴黎大学给我们当向导的，就是在此任教的彭昌明。她帮我们与校方联系，把大会堂的门打开。她说：“巴黎大学是十九世纪盖的，整个建筑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风格。当时要求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家画壁画，达仰在世界博览会，巴黎大博览会，一九○○年的时候得了大奖，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因此也受到了邀请。”
如果说，徐悲鸿出国之前对西方绘画有所了解，但真正踏入欧洲，是从他的导师弗拉孟，以及达仰等好几位前辈大师的身上，领悟到西方绘画的精髓。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只是描写宗教圣经故事的古典主义，已经让位于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主体完成了由神向人的大转变。徐悲鸿追溯着欧洲文艺复兴的绘画传统。
文艺复兴后西方绘画界派别林立，优秀的写实传统已经登峰造极，到二十世纪初叶，西方造型艺术进入现代派“春秋战国”：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主义、超现实派、表现派、抽象派等等，新潮喷涌，目不暇接。喜新厌旧固然推动着艺术的创新，但徐悲鸿也看到，许多西方现代派大师曾有过写实的扎实基础。
中国绘画需要从西方“拿来”些什么？
徐悲鸿想的不只是个人的爱好，而是民族文化的更新。他何尝不知，由日益成熟的写实传统向写意抽象转化，将现代派推向极致，在西方蔚为大观，因为写实在西方已经走过漫长的历程。而他觉得，中国绘画改革则相反，急需汲取西方绘画的写实精华，尤其是引入西方绘画的科学理论与训练方法，因为中国需要补上这一课。
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赵力，是一位年轻的美术史学者，他曾仔细寻找上个世纪初赴法国学美术的中国学生踪迹，完成了相关的研究课题。他说：“作为一个学生，去选择创作的一种方向的时候，徐悲鸿先生是非常有定力的。所谓的定力，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而不是随波逐流。徐先生选择的是法国的写实主义，他认为这种写实主义是一个艺术传统，或者是欧洲的古典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点。”
刻苦求学的徐悲鸿，痴迷的程度，当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画进步很快，老师们不再吝惜赞扬，同学们也对这个黑头发的学生不再看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徐悲鸿取得成绩并不奇怪，因为他太刻苦了，没人比得了。
《美术研究》主编邵大箴告诉我：“徐悲鸿先生他为什么当时学习写实主义的艺术，非常尊重达仰，而且要把现实主义的艺术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他有个基本的、历史的、文化的思考，认为现实主义艺术是永恒的，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文章里都反复强调。第二个他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需要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艺术。”
一九二一年夏，中国的国内政局动荡，留学生的学费中断了。徐悲鸿很难维持在巴黎的生活，加上他的肠胃病时好时坏，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他不愿意半途而废，再难也要坚持学下去。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徐悲鸿所剩的一些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于是，他和蒋碧微来到了柏林。
柏林向徐悲鸿打开了又一个天地。他亲眼看到伦勃朗、门采尔、绥干第尼的绘画和脱鲁倍斯柯依的雕塑，他向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等德国前辈画家求教。在柏林近两年，他每天作画达十小时以上，到博物馆临摹从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唐人街”，德语叫做“堪得斯塔德”，一般中国人称它康德大街。
徐悲鸿每天走过这条飘散着中餐香味的街道，熟悉的气息勾起乡思，让他想到万里之外的故土。逢年过节，民间舞狮子，而父亲徐达章也会画狮子，可惜他终老乡间，只能凭借想像。也许徐达章没见过狮子的遗憾，徐悲鸿并没忘记，他在柏林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动物园。狮子形象在他的速写本上占的页数很多。他观察狮子的站、卧、走、跃的姿态，把狮子的结构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到了吃饭时间也舍不得离开，忍着饥饿和阵阵肠胃痛，去捕捉着狮子吞食的动作特点，手中的画笔不停地画着。
徐悲鸿画的狮子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传神。他凭着记忆能将一头雄壮的狮子画得活龙活现，绝非偶然，他渴望他的祖国像一只真正的雄狮，如同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有一天早上会醒来，向世界发出觉醒的吼声。
六 欢乐与痛苦
徐悲鸿在欧洲求学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碜的。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寒碜的，是徐悲鸿和同行的蒋碧微囊中羞涩。徐悲鸿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要花钱，只得从捉襟见肘的生活费用中挤，有时连吃饭的钱都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