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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空应该什么都会：精确地驾驶，不迷失方向地航行，收听无线电波，沉默，换汽油桶，核查线路测试，用一只手去捏碎可能堵住氧气管的冰——缺氧六十秒人就会昏迷，找到地面需要拍摄的地方并调节拍摄的间隔，拍摄清晰的照片并把这些珍贵的底片带回来。尤其要时刻注意监视天空的情况，以便逃离战斗机的种种陷阱。中队制订了一套飞行技巧：先爬升到一定的高度，让“莱特宁”的气体长痕变得清晰可见，然后下降一千英尺，让气体长痕消失。这一款飞机飞行速度很快，“梅塞斯密特”或“福克－伍夫”型飞机必须飞到它的上方才能击落它。这样一来，只要注意看到出现敌机“新娘的长拖裙”马上喷出烟雾就行了。
最危险的时刻是下降。前一天，7月30日，在六千米的高空，在迪朗斯河上空执行拍摄任务的琼·梅尔蒂斯看到了致命的长拖痕。在他的上方出现了由德国王牌飞行员格斯驾驶的“福克－伍夫”190。美国人梅尔蒂斯是个杰出的飞行员，他马上拉升，涡轮超压运转。但没用了。德国的无线电台记录了他最后绝望的呼唤：“我被发现了！他向我瞄准……我被击中了，我坠落了……完了。”过了一会儿，天空响起一个声音：“我要死了！”圣艾克斯认识这个金发的美国小伙子，他曾和他一起拍过一张照片。
此时，圣艾克絮佩里飞行在一万米荒凉的高空。从上往下看，地球是一个小小的模型，蓝色的海，一片苍白，童年的别墅，内心的脆弱。天空空荡荡，他已经消失在大西洋，他曾说过：“对我们飞行员来说，飞行事故就是我们死亡的温床”；没有迪迪埃·多拉，邮航事业的顶梁柱；也没有吉尧梅，他从安第斯山脉的坠机事故中生还，“我所做的，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如今他也死了。他们都走了，在行动中，在光荣中消逝了。
一个人，一部史诗，一个时代。完美的死亡。除了他，除了圣艾克斯，一直拖着过时的沉重躯体活着。而死亡……“我几乎死过四次。死对我根本无所谓。我才不在乎呢，腻味透了。”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幸存者”活在一个不再属于他的时代。“如果我被击落，我不会有任何遗憾。未来的蚁穴让我恐惧。我憎恨他们那种机器人般的能力。我，我原本是做园丁的材料。”法国就像一座花园，在农场的第一缕晨曦中飞机起飞，在明亮的厨房里有黑咖啡的香味在飘散。他飞翔。在他下面，现在，普罗旺斯的海岸线隐约可见。过了那里，他知道，盟军的雷达就再也无法在屏幕上跟踪他。他是独自一人。
飞行任务，是它赋予战斗飞行员存在的意义。圣艾克斯仔细地准备着，在目标上空盘旋飞行，不错过屏幕上出现的任何云层空隙的机会。有焦距为一百五十毫米的“玛平”相机可以拍摄一个地区的全景，也有焦距为六百毫米的“迪辛”相机可以在飞机冒险俯冲到低空时拍摄一些军事战略目标：一节火车车厢的特征，火车铁轨或坦克。要用胶卷收集信息，就像微生物学家用显微镜试片来收集细菌的迹象，纳粹让法国病倒了。然后是返航，在返回途中，的确有几次他有过迷路的倾向，因为他是永远的梦想者，或者因为他一点也听不懂美国监督员的英语——许多离奇差错的源泉。
因此今天，在沙龙里有人偶尔谈到他的名字的时候还会嘲笑地说：“啊！圣艾克絮佩里……伟大的作家却是拙劣的飞行员。”他们又知道些什么？他们既不懂写作也不懂飞行。一无所知。否则他们会为他折服：七千小时的飞行记录；二十一岁第一本军事飞行的小册子上成绩“优秀”；一年后就获得军官的小杠杠；在邮航时期，当圣艾克斯不遐想的时候，他在碎石地面和摩尔人的枪林弹雨中着陆，救出过五名迷失在沙漠里的飞行员；为了寻找失踪的吉尧梅，他在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里盘旋飞行了好几天。之后他成了水上飞机的试飞员，优秀的数学家，飞行证书的发明者和分公司的经理。他没有歇息，而是去尝试飞往西贡和合恩角的不可能的飞行，从一次次的事故中生还，他随后成了阿拉斯的战斗飞行员，参加战斗却不杀人，现在，他坐在飞行驾驶舱里，筋疲力尽、劳累不堪却依然顽强不息。这样的飞机是供那些训练有素的年轻飞行员操纵的，那些到今天还迷恋他的天才孩子们！
他的最后一次飞行是一个黑洞。在波尔戈机场，下午三点，勒内·加乌瓦伊一边看表一边来回踱步。他知道，再过半小时，P－38F5B编号223的燃料就要耗尽了：圣艾克斯，他的朋友就要失踪了。在飞行记录本上，只有一个简短的记录：“执行法国南部高空飞行拍摄任务。未归。”六十年间，人们应该满足于这一简短的判决和几千页的推理假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一万一千架飞机被击落；它们中在1943－1945年就有五百架坠落在普罗旺斯或海上。但那天早上，德军在这个地区没有击落一架飞机。
在十公里的高空飞行的飞机可能会掉在哪儿呢？在阿尔卑斯山区，在西南部，在罗讷河谷，还是在海上？人们收集证据，检查报告，计算，勘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我的样子像是死了，但那不是真的……”沙漠里的孩子这样说过。剩下的只是童话。神奇的是一个突尼斯渔民水手哈比·贝纳莫尔，于1998年9月7日，在卡西斯的海上打捞到一块发亮的凝固物，并且没有把它重新丢回大海。他的老板让－克洛德·比昂戈看了一眼这块钙积石，看到“安托万”的字样，和他第二个名字一样，他对它进行清洗，发现上面刻着：“安托万·德·圣艾克絮佩里（龚苏萝）－c/o雷纳尔和希区柯克公司－美国纽约第4大街386号”。他的姓名，送他首饰的妻子的名字，出版英文版《小王子》的纽约出版商的地址：他们找到了圣艾克斯的手镯！
之后有一群疯子，如皮埃尔·贝克，欧巴涅的潜水艇公司“吉奥西洋”的老板，他是床头柜上摆放着P－38的模型长大的，梦想着人、大海和飞机能融合在一起。还有亨利·德拉兹，戈梅克斯公司的创始人，童心未泯的退休者，深海专家。两人一起花了整整一百万欧元。为了发现的幸福。还有吕克·冯·瑞尔，残骸搜索的潜水能手，他记得曾在离里乌岛东北一公里的水域看到过一堆奇怪的废铁。还有菲利浦·卡斯特拉诺，历史学家和潜水爱好者，“阿埃罗－雷里克”的创始人，他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破译座舱里发动机上手工打造的模糊的编号。还有一些机械师、商人、历史学家、渔民、潜水员、学者……他们都疯了。但他们最终找到了。
在2003年9月打捞上来的几块相当于飞机的十分之一的机身的残骸上，没有发现子弹的痕迹，而有飞机在时速超过八百公里笔直朝大海坠毁时才会造成的折痕。圣艾克絮佩里曾表示：“我将双手合什安息在地中海。”剩下的不过是些细节问题。是氧气故障让他失去知觉？眩晕？发动机松了？燃料故障？还是一个飞行员把操纵杆推向蓝色的大海，在苍凉天空的最后一个梦想……都不重要了。有人说他有“死的愿望”。他很久以前就接受了死亡。他已经全部选好了，时间，地点，方式。是的，那是一个死亡的好日子。一次最后的飞行，没有结局的飞行。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40
我家教子有方
●＇日＇妹尾河童
儿子今年23岁了，他上小学二年级时，老师让他们班学生写过一篇作文，题为《我想成为这样的父亲》。一天，这些作文集结成册，送到了各家。
幼稚可爱的篇篇杰作，密密麻麻的笔迹，描绘出孩子心目中理想父亲的形象。多数孩子都比照自己的父亲，令人欣慰。
可翻到我儿子那页时，我惊呆了。
妹尾太郎写道，“我想做一个平常的父亲”，纸上的空白，仿佛是对我无声的控诉，让我十分狼狈，似乎我不是他所追求的父亲形象。
太郎有一个比他年长9岁的姐姐，她长大成人后说过一句让我震惊的话：“被幼稚的父母抚养的孩子，很不容易！”
让孩子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当父亲的意识，这点似乎一直让孩子们很为难。
我同孩子接触时，最基本的是想知道“孩子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比如，孩子学会爬时，我也和他一样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在那一刻我切身体会到，孩子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和大人完全不同。当然是由于父子的视觉高度不同。孩子是先看到妈妈的脚，一直往上看，才是妈妈的脸。
椅子和桌子，孩子只能看到下面。孩子看到掉在地板上的东西喊着“什么”并拿起往嘴里放，我能理解此时孩子的心情。那一刻，如果有来白高处的吼声“不行！”对孩子来说实在太恐怖了。
孩子蹒跚学步时，我也跪在地板上跟着学。孩子只能看到桌角上放的东西，看不到桌子的全貌，就更激发其想多看一眼的好奇心。桌上的茶杯掉下来时，如果说“危险”那就等于扼杀其好奇心的萌芽。因此，要么就让孩子一览无余地看个够，要么让他根本看不见，把东西藏起来。
然而，这样的我，似乎不是个“有父亲样的父亲”。
我对孩子咿呀学语也很感兴趣。
长女真美首先成了我的好奇心的对象。
不过现在想来，自己的所为真对不住她……
我教给女儿，早上把报纸送到我枕边时说声“谢谢”，我接下报纸，说“不用谢”。我想试验一小看她什么时候才能发觉自己说错了。
大约过了两个月，女儿一声不吭地把报纸扔给我就跑了。她发现自己说“谢谢”有些奇怪。我非常开心，夸奖她“真了不起”，女儿却高兴不起来。
我慌了神，向她道歉，说了“对不起”，承认自己不该扰乱她的幼小心灵。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女儿还是不理我。后来终于消了气，女儿却不再相信我，每次都问妈妈， “爸爸说的是真的吗？”
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才修复了和女儿的信任关系。从此，我再也不敢做这类试验了。
儿子上幼儿园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被称为“我家的包子事件”，流传至今。
一次，只剩下一个包子，儿子正要吃时，我说：“为什么你一个人吃呢？要么一分两半，要么猜拳，谁赢谁吃。”我岳母在一旁都惊呆了：“哪有这样的爸爸，和孩子抢包子吃！”
我觉得“让孩子享受特权是不合适的”。儿子同意猜拳决胜负，结果我赢了。
“虽然爸爸赢了，可爸爸分给你一半！”当我把包子一掰两半时，儿子“哇”的一声哭起来。
“一般人家的爸爸，不会搞这种荒唐事来招惹孩子哭。”岳母叹气道。
其实，我是想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向其传授将来自立后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常识。
“真是个怪爸爸！不过，现在很感激他那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孩子们长大成人后这样对我说。
曾记得，我看过一个电视节口，内容是北海道狐狸哺育下一代。
“啊？同我家一样！”我不禁喊出声来。
女儿嚷道：“嘿，难道我就像北海道狐狸一样被养大的？”
狐狸的父母，并不把梦想寄托到儿女身上，希望小狐狸“成为这样的狐狸”，而只是向它们传授生存技巧。
比如，地面上映出大鸟飞来的身影时，要教给小狐狸快速隐蔽自己。其教育方法是猛地咬住小狐狸，让其感到身体相撞的激烈。小狐狸虽然吃惊畏惧，但狐狸父母使孩子用身体掌握了父母一反常态的行动和外敌攻击这一因果关系。
我家也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入冬后要用煤气炉，由于房间狭小，很担心女儿碰到后烫伤。接二连三，不停地说“炉子危险哪”！这种办法无济于事。于是，我把炉子加热到不至于烫伤的程度，当着女儿的面摸了炉子，大叫“烫”！紧接着，抓过女儿的手按向炉子，我和老婆齐声大喊“烫”！女儿“哇”的一声哭了。
此后，她每次从炉子旁边走过时，自己就注意了。有趣的是有客人来时，她也指着炉子提醒大人说：“烫！”
教孩子过马路时也是一样的，在大街上教给他们信号和车辆的关系。
儿子3岁时，我牵着他的手过人行横道，他拉着我的裤腿不往前走。我有些不解地俯视儿子，正好与他生气的目光相撞。他指着信号灯给我看，原来是红灯。我赶忙道歉说：“哦，对不起，”然后苦笑不已，自己做父亲太不称职了，反倒要受教于3岁的孩子。
由于家庭环境、孩子的个性不尽相同；教育孩子的事也不可一概而沦。但是，好像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你是否能让孩子感觉到“我的父母是实在地认真地对待我”。
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现在也还能和孩子们沟通，其原因也许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是合格的。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48
我的课桌在哪里？
●黄传会
15年前，我第一次走进太行山，其实，那里离北京不过100多公里。荒秃的山梁，低矮的草房……让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是，会有那么多的儿童，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被隔阻在校园外。
面对他们那一双双饥渴的目光，我的身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更让我震撼的是这样一组数字（1989年）：全国有2。2亿文盲，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在我国全部2。2亿学生中，1／3只能读到小学，1／3读到初中，能读到高中的不到1／3，全国平均受教育时间不足5年。
一位山村小学校长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穷，现在这些娃儿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将来靠谁来改变贫困山区的落后面貌？”
15年后，当我走进那些低矮的棚区，走进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那一间间昏暗的教室，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深处时，我觉得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对农民工子女，这个数以千万计、已经与我们的城市共存了十余年的群体，竟是如此的麻木不仁。
我为这个庞大群体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感到震惊，也为他们的未来深深地忧虑。
难
借读手续的复杂繁琐，公办学校的高门槛、冷面孔，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漂泊不定，求学路上的种种不便，让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举步维艰。
——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涂猛
该怎么称呼他们——农民工子女？第二代移民？民工第二代？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群体。
我是在海淀区一所叫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认识魏志强的。
魏志强的妈妈在市场上卖毛（又鸟）蛋。每天清晨6点就要起来，先煮300多只毛（又鸟）蛋，然后一个个扒好。干完这些活儿，差不多11点多了，赶紧给孩子做饭。吃了午饭就上街，一直要卖到晚上9点。从批发市场批发来的毛（又鸟）蛋，一个0。25元，卖出去是一块钱3个，差不多卖一个挣8分钱，每个月挣不超过1000元钱。而有几笔钱又是月月都省不了的：房租每月220元，水电费每月20元，三口人吃饭得要200元。最大的开支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个孩子一学期要920元，两个孩子一年算下来要将近4000元。
与同龄孩子相比，魏志强像是营养不良，显得有些瘦小。我问他学习情况，他说还可以，在班里能进入前十名。他说：“我妈妈太难了，起早贪黑卖毛（又鸟）蛋，能卖几个钱？我想退了学，看能不能找个活儿干，减轻妈妈的负担……还有，像我们这种没有北京户口的学生，高中只能回原籍上，我的户口在新疆，要上高中就必须回新疆。一想到这些，我就没了学习的心思，还不如早点退学算了……”
我让魏志强带我去看看他们的家。
魏志强带我绕过一个建筑工地，又穿过两条小道，来到一条小街上。魏志强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家工厂，后来工厂破产了，就盖了一些平房租给进城的农民。看得出这些平房也很有些年头了，一排紧挨着一排，密密麻麻的。最后一排挨着一条臭水沟。魏志强指着门上写着“204号”的那间，对我说：“我家到了。”
我只能用“吃惊”两个字来形容走进他们家的第一感觉。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摆着一张学生用的那种上下床和一张单人床，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被褥；一张没有刷漆的四方桌上摆满杂物和一台老掉牙的12寸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魏志强从街上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只能收中央一台；墙壁上挂着一只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