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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啊！这么冷，在这干什么呀？”
水恋不敢看她，把头低了下去。
“要这衣服吗？你穿起来好像有点儿大。”
“要给我爸爸。”
“是那样啊！那就给你爸爸吧！”
“孩子们，太冷了，我们到里面去。”
修女和孩子们一起到了教堂里面。
“我是玛利拉修女，你叫什么呀？”
“水恋，崔水恋。”
“水恋几岁呀？”
“十二岁……”
“那是小学５年级呀？”
“原来是那样，现在要休学一年。”
“为什么，哪里不舒服吗？”
“不是，我爸爸受伤了，我要照顾弟妹们。”
“妈妈呢？”
“不在，她去世了。”
“哦！那样啊！水恋真是好孩子。”
“这鸟叫什么名字？”
蹲在屋里一角安静地看着鸟笼的英昱指着鸟笼里的鸟问道。
“嗯，那是笼鸟。漂亮吧！”
“是。”
英昱和英才像十分好奇似地围着鸟笼转来转去。而水恋却呆呆地看着跟死去的母亲的眼神十分相像的玛利拉修女好半天。
那以后，水恋就经常带着弟妹们来教堂。而英昱和英才也从玛利拉修女那里收到了给他们作为礼物的教堂里的笼鸟。他们把笼鸟放在家里的屋角，时不时地看着它，一整天都十分高兴。不过，因为房租的问题，房东大娘脸色很难看，年幼的水恋心中也感到非常不安且恐惧。
“如果妈妈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冷，对吧？姐姐。”英昱颤抖着说道。
听了弟弟的话，水恋带着他们伤心地出了屋子。而后偷偷地来到房东大娘的厨房里，煤炭炉上面的水壶正烧着开水。
“姐姐，很暖和。”
英昱一边摸着水壶一边兴奋地说道。英才则用温暖的手摸着水恋的腮帮子高兴地笑着。此时，窗外的他们的妈妈也成了冬日的阳光，悲哀地看着水壶上如红枫叶一般赤红的六只小手。
“姐姐不想妈妈吗？”
“按姐姐说的那样每天只要一想妈妈就去睡觉，但还是看不见妈妈。”
“英昱啊！到这儿来。”
水恋紧紧地把英昱的头抱在怀里。
“英昱啊！认真听，没听见什么吗？”
“嗯！姐姐，我听见‘咕噜咕噜’的声音。”“那现在闭上眼睛，现在听到的是妈妈的脚步声呀！别睁开，好好听，再想想妈妈的样子。 ”
水恋忍着要爆发出来的哭声把英昱抱得更紧了。
“老公，上次我们对水恋她爸好像太过分了。”
房东大娘说道。
“你也是这样想啊！他带着那些孩子们艰难地生活着多不容易啊！而我们却在这数九寒天里让他搬走，真是很过分。”
“你当时真是那样做了，真那么凶吗？看来我们不能那样做啊！水恋她爸还没出去吧？”
“还没吧，他要过１１点才出去。”
“如果没出去，跟他一起吃顿早饭，好吗？”
“真不错，那时候我怎么会那样。”
“那你赶紧准备早饭，我去带水恋她爸来。”
房东走过院子来到了水恋的房前。
“水恋她爸，水恋她爸在吗？”
房里毫无动静。房东就轻轻地走到房门旁边的窗户并朝里面看去。那瞬间他感到极度地惊慌……
靠近窗户的笼鸟从鸟笼里掉了出来死在地板上！
房东赶紧打开了房门冲了进去。房间里已经充满了煤气，孩子们的嘴里发着脆弱的呻吟声。
“大家都没事还真是大幸，如果今天早上我丈夫没去看的话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真是谢天谢地！”
房东大娘看着躺在病房里的老崔说道。
“我看到笼鸟死了还犹豫了一下儿，真是差点出大事了。水恋她爸，以前听朋友说，笼鸟是最受不了煤气的一种鸟……”
“水恋她爸，我们错了，现在你就不用担心房租啦。还有从明天开始，我叫人把房子修一修，您也就不用担心煤气的问题了。”
“谢谢，总是给你们添麻烦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说客气话了，哦，早上一位修女来过，她是来找水恋的，我就把这里告诉她了。”穿着病服的水恋听了房东大娘的话感到很意外，就在此时，病房的门轻轻地打开了，玛利拉修女手中提着黄色的小苍兰花走了进来。
“水恋啊……”
玛利拉的声音颤抖着。
水恋从床上爬了起来并朝修女的怀里扑了过去。晃动着肩膀哭泣的水恋，嘴里发出了呻吟一般的声音。
“妈妈！妈妈！妈妈……”
窗外正无声地下着鹅毛大雪，去了天堂的妈妈正透过那被白雪蒙住的病房的玻璃窗看着痛哭着的水恋。
因为那无法触及的思念，她也只能在雪中无声地哭泣着……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37
当经济学遇上心理学
●唐丹妮
神经经济学
和许多小有积蓄的人一样．我把钱投资到了股票市场。我持有一家石油公司、一家制药公司和一家电信公司的股票。我喜欢这么安慰自己，我选择这些股票是因为我能从它们身上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价值。但事实却难以证明这_点。就在纳斯达克崩盘后不久，科技股正大跌．我早该把电信公司的股票抛出．却想再观望一阵，希望它回升。6年过去了，这支股票仍在以低于我当年买进的价格进行交易。而我仍然在观望。
有时我会想在做出愚蠢的投资决定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几周前，在参加纽约大学脑部成像中心的一次实验时，我终于有机会找到答案了。24岁的心理学博士彼得·索科尔·赫斯纳正在进行神经经济学领域一个项目的研究，利用最新的成像技术探索神经系统在人们做出经济决策时所起的基础作用。
损失财物的心理痛楚
赫斯纳对“损失规避”特别有兴趣，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卖出电信公司的股票。过去的10年里，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证明我们有多害怕财产损失。如果给人们一个均等机会，可以赢得150元或是输掉100元，大部分人都会放弃这个机会，尽管参加这样的赌博对他们有好处。简单计算一下：获胜的几率50％再乘以150元．损失的几率也是50％再乘以100元．可以得到50％×150…50％×100=25（元）。但是当人们面对这个选择时，有可能得到的150元根本比不上可能损失的100元。事实上，直到获胜的奖金增加到200元时．大部分人才会接受赌注。
为什么在有更多的回报时．我们还那么害怕损失呢？损失财物让人感受到的心理痛楚总是比获得同样回报所带来的心理愉悦要大。在大脑成像中心，我看到了核磁共振成像仪。“当血液流经大脑。会造成磁场的微小变化，”赫斯纳解释道，“扫描仪能告诉我们血液在哪流动，我们能得知哪部分大脑正在活动。”我进入核磁共振成像仪后，任务是考虑头上方小屏幕上显示的一系列投资方案。每次我都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利弊各半的赌博，另一个是0（即不参加）。第一个方案出现了：可能得到4元或损失2元和一个0。只用3秒钟我就做出了决定，2元看起来不是个大损失，所以我选择了接受赌注。屏幕上显示出了信息：“你赢了4元。”
胆大的人适合投资吗
早在参加这次实验之前．我就拜访了赫斯纳的导师、帮助创建神经经济学学科的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柯林·卡曼若。他向我介绍了所做的一项实验。参与者要预测从一副纸牌里摸出的下一张牌是红色还是黑色。实验最开始．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整副牌中红牌与黑牌的数量。以便计算下一张牌是某种颜色的概率。接下来的第二个实验．参与者只知道整副牌的总牌数。与第一个实验相比，第二个实验更接近真实世界：参与者只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一点了解，而不是更多。
正如研究人员所料想的，两个实验的参与者大脑的反应也不一样。获取较少信息的第二个实验参与者的杏仁核和前额脑区底部表现得更活跃，这两个区域与人类对恐惧等情绪的控制和记忆有关。“大脑不喜欢不明确的情形，”卡曼若告诉我，“当大脑不能弄清正在发生什么时，杏仁核把恐惧传送到了前额脑区底部。”实验的结果表明，当人们遇到不明确的情况时．理智能战胜情感，致使人们拒绝具有危险性的提议。这就得出了“拥有较少恐惧感的人更适合做投资”这样有趣的结论。
理智与冲动
10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学家乔纳森·科恩说：“神经经济学的关键在于研究大脑的多样系统。大多数时候，这些系统还是相互配合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会相互对抗。”有个被经济学家称为“最后通牒游戏”的例子极好地证明了科恩的观点。
想象你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经济学家走近，提议给你们俩10元钱。他让陌生人决定10元钱该如何分配，而让你决定接受或拒绝分配方案。
如果你接受．钱将按他的提议分给你俩：如果你拒绝．任何一人都无法得到钱。
在此情况下你会做出何种决定？
即便只有l元。经济学家也会劝说你接受．但是大多数人都会拒绝低于3元的分配方案。。。
科恩及同事组织了一系列“最后通牒游戏”。并通过仪器检测参与者的脑部。当参与者接到2元的报价。想到另一个参与者将得到8元时，他们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人类大脑中用来推理的区域）变得异常活跃，同时双侧前脑岛（大脑边缘区域的一部分，受情绪驱动）也活跃起来。边缘结构越活跃，人们越有可能拒绝提议。研究人员发现．看起来像是大脑中的两个区域通过对抗来决定该怎么办，前额叶皮层想要接受。前脑岛却想拒绝。
为什么多数人拒绝了较低的报价呢？也许人类原本就对公平存有偏爱．并且当这种偏爱被侵犯时就会生气，以至于为了惩罚别人而不惜使自己也遭受损失。或者人们拒绝低报价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看起来软弱。卡曼若说：“这些发现表明．参与者拒绝一个不公平提议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相反，看起来更像是极度情绪化的结果。”
当然，在经济交易中，信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通过一个“信任游戏”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该游戏最简易的版本是：一个游戏者把钱给另一个游戏者．由另一个游戏者进行代理投资．并由其决定返还多少自留多少。第一个游戏者投资得越多．所期望获得的回报就越大。但是却需要对第二个游戏者有更多的信任。两个游戏者互相信任，就都将受益；如果互不信任，游戏结束时都所获无几。
长期回报与眼前诱惑
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行为只为了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的存在能协调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结果。神经经济学家的研究却在两个方面挑战着这个论点：如果情感总是战胜理智，那么人们的行为总是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同样．如果市场反映的是人脑边缘系统特别活跃时做出的决定。就没有理由相信市场的结果不能被改进了。
以退休后的储蓄为例。调查表明，美国高达一半的家庭在结束他们的工作生涯时除了社会保障福利几乎没有任何金融资产。存钱是件难事．为了确保将来的福利而必须放弃一些现在很重视的东西——新车、度假、高级晚餐等。通常情况下，满足现有需求的渴望常常占上风。人类总是对长远目标很感兴趣，例如吃健康食品，为了退休后的生活而存钱等。但是诱惑总是突然冒出来打乱我们的长远计划。研究消费行为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莱布森说：“一直打算戒烟．但总是不能拒绝下一根烟：总想忠于妻子．可是发现自己总是处在另一段感情中：计划为了退休而存钱．却花光了赚到的所有钱。这就是人类的本性。”
莱布森与其他人合作，检查人们在选择短期回报或长期回报过程中大脑的活动。他们利用核磁共振成像仪扫描一组志愿者的大脑．志愿者对当天亚马逊网站15美元的礼品券和两周后20美元的礼品券进行选择。扫描结果显示两种选择都触发了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但是当天的选择还引起了大脑边缘区域不成比例的活跃活动，并且边缘区域活动更为激烈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立刻可以兑现但价值较低的礼品券。
这个结果更进一步证明理智与情感总是在大脑内部进行对抗。这也有助于解释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现象：立即回报和延迟回报能刺激大脑的不同部位。莱布森说：“实验的意义在于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们对立刻满足的欲望，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一点．就能从更好的角度设计出减少违背自身利益行为的策略。”
我们大脑内的两种人格
我在核磁共振成像仪里已躺了近两个小时，回答了两组共250个问题。赫斯纳给我的第一组题是假设每个投资各自独立．都是我能做的唯一投资；到回答第二组问题时．他让我把这些投资看成一个整体规划．就如同让我整理自己的有价证券投资清单。随后，他解释了比较后的两组答案：许多人在做一份有价证券投资清单时对损失的厌恶不那么严重了，大概是因为他们相信清单上一个部分的损失可能被其他部分的收益补偿。在实验中，我并没有根据测试条件的不同改变自己的策略。我用同样的方式回答所有问题．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风险，我都接受了，我把它真的当成一次事不关己的实验．我冷静地分析赚与赔的几率，不会愚蠢到拒绝一个肯定会赚的机会，也不怕赔上点小钱，因为这只是实验，我不会真的出钱。有时风险很大，收益率几乎为0或接近0时．我也毫不在乎地选择冒一次险。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样做完全不符合我的理财逻辑，但是这能使回答问题变得简单．并且似乎效果很好。实验结束后。统计结果，我赢了68元。
不过，我以亲身经历发现了这种实验方法的缺陷。在机器里躺了近一个小时后．我更关心什么时候能出来．而不是多挣几块钱。目前，神经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假设：人们有两个一直在争斗的不同人格．第一个谨慎且有远见．第二个冲动且目光短浅。在一些情况下，冲动的那边占了上风．于是人们屈从于毒瘾、暴食、纵欲、在股票市场进行疯狂的赌博等。这样的假说依然等待着观察与实验的证实。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6
当今怪异修辞术
●南方朔
美国近代最主要经济学家之一的高伯瑞（J。K。Galbraith）晚年回忆说：“资本主义”这个古老的名词，由于在历史过程里沾染了太多负面内容，因而第二次大战后，那些经济学家遂刻意要闪避掉这个名词，最后找到了“市场”这个万灵丹。
似乎任何政策或行为，只要一扣上“市场”，就有了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在“市场”的庇护下，甚至政府的调控，也都成了不正当的介入。“让市场决定”这种似是而非的口头禅，其实是种意识形态的策略术语，它比拖着一串不漂亮尾巴的“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好用多了。
无论我们读书看报，会发现类似于用“市场”取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修辞游戏，可从未停止过。第二次大战后，右翼社会学家硬是不再使用“阶级”（Class）这个词，而代之以“阶层”（Stratum），即是另一著名例证。
当人们发现一个名词概念的内涵对他们有不利的影响，就会挖空心思加以改变和重新设定。研究饮食社会学的都知道，肉商会用Pork Steak Real Meat这些字，目的就是要拉开肉与猪牛等动物的关系，吃肉就不是吃动物。西方人自己不吃狗肉，因而狗肉遂没有经过修辞术的化妆，韩国人吃“狗肉”（Dog meat），当然就成了野蛮的行为。这种道理也反映在捕鱼和养鸽上，他们都用“收获”（Harvest）称之，鱼和鸽仿佛和稻麦一样，不再有生命。
类似的例子还有。卖“二手车”（second…hand car）的，为了消灭“二手”这个不好的印象，硬是称之为“曾被拥有过的车”（pre…owned car），换这个名词，似乎旧车旧变得不那么旧了。
用修辞术来替行为化妆，有些或许没什么要紧，但有些却严重多了。最严重的乃是车队入侵和杀人的用语变化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