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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不变的本质，激励成长的可能，才是铁人精神。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13
他为什么被拒签
作者：赵春
一年多前，朋友结束了在新加坡的考察观光，准备返回国内。没想到，就在即将登机时，朋友却被机场工作人呐礼貌地拦下：“对不起，你现在不能登机。”
“为什么？”朋友吃了一惊，“我的机票有问题吗？”
“机票没有问题，但登机不行，因为你还有一本从图书馆借阅的书没还。”
最终，朋友还是错过了那次航班，一个星期后，他才得以搭乘航班回国。
事情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今年，朋友的女儿到新加坡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大喜过望之下，朋友自然要亲自送女儿一程，可是，当他办理赴新加坡的签证时，却再次遇到不小的尴尬在最后环节，他被拒签了。
朋友很候知道，自己符合出境的一切条件却终被拒签的原因是什么。不久之后，他知道了答案。原来，他被拒签的缘由，就在一年前那本没来得及归还的借书上面。这是女儿出国后告诉他的，女儿还告诉父亲，象他这样有过不良记录的人，除非以后换一名字，否者很难再迈进新加坡的国门。我曾多阅人多次听朋友提起过这件事，朋友显然很在意它，每次讲述之后，朋友都会感慨：新加坡的高素质，就是被这么“管”出来的。
相似的故事还发生在香港。一位与我相识的公司老总，在去香港谈一单生意时因为不熟悉当地的右行车道，驾车时违反了交通规则。迅速赶来的交警撕下罚单递给友人，这位友人却将一盒好烟连同罚单一起塞到警察手里，驾上车子扬长而去。他天真地认为这件小事完全可能如此摆平。可是，他错了。拒缴罚款的他在一个星期后，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令他惊愣的是，他居然以两项理由被起诉：一是拒缴罚款，二是贿赂警员。事后，朋友在他的心到博客中原原本本地记下了这件事，他还说：在他的印象里，香港原本只是一座灯红酒绿的城市，通过这场“官司”；他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一种敬畏。使”东方明珠” 熠熠生辉，不仅是充盈的物制和繁荣的经济，更有昌明的法制和公职人员的廉洁。
两位友人的际遇，让我想到很多。的确，他们所遭遇到的种种尴尬，仅仅是由一本书一张罚单造成的，但这一本书和一张罚单背后的东西，却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27
四个男人一身西装
作者：石一枫
受访人：王业北京某大学四年级本科生湖北人22岁
采访人：石一枫王业是一个瘦小的男生，头发刚剪过，四六分，但剪得生硬了些。身穿棕色的化纤棉衣，牛仔裤已经分辨不出颜色了。很多生活不富裕的大学生都穿着这种批发市场买来的衣服，冬装大概一两百块钱就能解决一身。不知道为什么，他显得对自己的衣服很尴尬，不停地把棉衣的衣襟摆弄来摆弄去，手在牛仔裤上蹭着。
我是农村来的，这你可能也看出来了。看不出来？这么说就不实在了吧。当初我们宿舍的四个人刚见面，谁是农村的谁是城里的，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对城里来的小李说：“你生活不能搞特殊化啊。”这话是好话，我们也跟着笑了。但我笑得挺辛酸的，不知道另外两个兄弟什么感觉。
我们一个房间，只有小李是长春的，他家里好像是银行的干部，条件挺好的，一身耐克、苹果之类的名牌。其他三个都是老少边穷，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不过得承认，小李是个好人。刚混到一起，他就请我们吃饭，就在学校外面的小饭馆，大家喝了十瓶啤酒，气氛很火热。
进入了找工作的时间，大家都忙着考试面试。考试还好办，面试最困难。那就是西服。人家说女人有一件衣服，一辈子只穿一次，那是婚纱，男人的西服也差不多 ——上了班以后，有谁会成天那么笔挺呢？可是现在面试就得穿西服，大公司面试穿西服，小公司更得穿西服，越不用穿西服的地方越得穿西服。越没起色的地方越得穿西服，不穿的话，人家觉得你不重视，你自己也心虚。没办法，买。
可是根本买不起。商场里，一般的都得三千多，好点的得上万。批发市场有二百多的，那是民工西服，跟乡下人一样，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人家说，穿那样的西服就直接到建筑工地去找工作好了。
只有向小李借了。小李有一身登喜路，那是专门为工作投资的。刚开始大家都开不了这个口，后来老董心一横，说：“小李，别的事不好意思麻烦你，这次实在得求你帮忙了。”小李很激动地说：“你要是说求，我就不帮你。”老董很感动，说：“管你借西服。”小李很痛快就借了，他说他的面试还早，把担架留给更困难的同志吧。这让大家都很感动。
老董穿着西服，看起来就不像老董了。我们三个，都有隐隐的愿望，都愿意看起来不像自己。老董的面试据说是很成功的，走时精神焕发，回来神采飞扬。我们看着“有品位”的老董，大家都动了念头。我说：“老董，你看你，穿着西服有了感觉，都舍不得脱了吧。”老董立刻把西服脱下来，整整齐齐地放好。
第二个借西服的是小钟，他要去面试的是一个国家机关。小钟的个子矮，穿着小李的西服显得大，但是即使拖拖拉拉的，也是有品位的拖拖拉拉。几天以后我去一个公司面试，也穿着小李的西服。我对着镜子摆着造型，真是人靠衣装啊。
自从开了这个头，我们一旦面试，就穿着小李的西服去。想起来有点可笑，过去人穷得一贫如洗，才一家人轮流穿着一件衣服出门呢。现在没有那么穷了，也轮流穿一件衣服。老董引申道：“我们真是好到穿一条裤子的兄弟。”这样说，大家又感动起来，感到真是好兄弟。小李开玩笑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我们可以穿一件衣服，可不能追同一个女人。”大家笑得非常响亮。
但是再往下，事情又变味了。面试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经常是同一天，两三个人都要面试。假如小李面试，自然没得说，他的西服他先穿。但小李没有面试，其他两个人又有面试的时候，应该谁穿呢？老董说：“摸扑克好了。”有一天，小钟没有摸到黑桃，但他可怜巴巴地和老董商量：“你不是特别看重这个面试吧？我今天要去的公司很重要的，也许会要我呢，我已经过了两轮了。”老董虽然把西服脱了下来，但是说：“下不为例。”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只有小李说： “你们尽管穿好了。”
从那时候起，我们曾经嗤之以鼻的潜规则回来了。老董、小钟和我觉得应该报答小李，洗衣服、打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人说：“小李，你去看看女朋友吧，我帮你好了。”而帮助小李的人，往往就是今天穿西服的人。小李刚开始还不好意思，但是女朋友、打电脑、看电影的诱惑对他非常大，几次以后，他接受得很坦然了。我不舒服得很，我想，我们不是说好了君子之交的吗？怎么一件西服就让人变得这样快。
但是只能这样，因为找工作太重要了，西服太重要了。那天小李先向大家预约了：“明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面试，是一家银行的北京分行，我要穿西服。”大家都说：“好好。”恰好我第二天要去一家公司，已经是第三面了，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前两次都穿着西服去的，这次没穿，人家会不会认为我不重视了呢？如果这么功亏一篑，那就太可惜了。我想，找工作是一辈子的事，西服也就是一辈子的事。为了一辈子的事，我只能求一求小李。
我避开别人，偷偷对小李说：“小李，我们商量一下。”
小李说：“什么事？”
我说：“明天你几点面试？”
小李说：“十点。”
我说：“凑巧，我八点面试，也很重要。能不能先让我穿一个小时，我出来就把西服给你送回去？”
小李说：“你就算一出来就回学校，大概也来不及。我还要从学校去银行呢。”
我几乎绝望了，说：“我带着衣服去，面试完了就去银行找你，在厕所现换下来，给你穿。”
小李居然说：“好主意。”
事情就这样说好了。可是计划很完美，实际却往往出差错。到了第二天，我穿着西服去面试，面试完了只有八点半，就赶紧往小李面试的银行赶。为了不耽误他，我几年来第一次打了车。可是快到银行的时候，却赶上堵车了。车足足有二十分钟没有挪动几米。那边小李已经发短信催促了，我急了，就下了车跑起来。我跑了足足两公里，为了抄近路，从一条到处摆摊的小胡同跑过去。可是跑得太匆忙，没看见周围，把一个人的蔬菜摊撞翻了。我先看看西服，好在没有事。这时候不能耽误时间了，只能赶紧跑。摊主还在破口大骂，我就飞快地跑了。但跑了不远，就被人拦住了。原来这里摆摊的人都是一伙的，他们被我惹急了。我知道我做得是不对，可是我有特殊情况。人家可不管，他们就把我揍了一顿。
那天我没敢去银行找小李，因为西服已经被扯烂了。一个兜像屁帘一样掉下来。我也不敢回宿舍，因为耽误了别人后面的面试。我在街上游荡了一天一夜，正是冬天，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走，身上穿着一万块钱的破西服。
后来是宿舍里的三个哥们儿一起出去找我，在学校门外的网吧找到了我。本来我打算在这里再过一夜的。看见破西服，老董和小钟什么也没说，小李还是大大咧咧地说：“我那工作，没有西服也没关系，去了我才知道，那儿的领导有一个是我妈的熟人，我妈已经从东北打电话说好了。”
小李说，他就是光着去，也能进那家银行。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我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另两个兄弟。在宿舍，我自己把自己孤立了，跟谁也不说话，也没人再跟我说什么了。后来小李没有又买西服，因为他果然被那家银行录取了。老董、小钟和我也找到了工作。录取我的就是那天去面试的地方。都找到了工作以后，大家又成了兄弟，有说有笑，吵吵闹闹的，可我总是想起那件西服。我过去打算，头两个月的工资先给家里买点东西，我还有个弟弟上中学呢，母亲的眼睛不好，连花镜都舍不得配，但现在我打算，先给小李买一身西服。虽然他可能不需要了，但我一定要给他买一身西服。
后记：一个多月以后，王业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给小李买了一身西服。下个月就可以给他母亲买花镜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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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扼杀了哀愁
作者：迟子建
现代人一提“哀愁”二字，多带有鄙夷之色。好像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了，“哀愁”就得像旧时代的长工一样，卷起铺盖走人。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张扬各种世俗欲望的生活图景，人们好像是卸下了禁锢自己千百年的镣铐，忘我地跳着、叫着，有如踏上了人性自由的乐土，显得是那么亢奋。
哀愁如潮水一样渐渐回落了。没了哀愁，人们连梦想也没有了。缺乏了梦想的夜晚是那么的混沌，缺乏了梦想的黎明是那么的苍白。
也许因为我特殊的生活经历吧，我是那么的喜欢哀愁。我从来没有把哀愁看做颓废、腐朽的代名词。相反，真正的哀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可以让人生长智慧、增长力量的。
哀愁的生长是需要土壤的，而我的土壤就是那片苍茫的冻土。是那种人烟寂寥处的几缕（又鸟）鸣，是映照在白雪地上的一束月光。哀愁在这样的环境中，悄然飘入我的心灵。
我熟悉的一个擅长讲鬼怪故事的老人在春光中说没就没了，可他抽过的烟锅还在，怎不使人哀愁；雷电和狂风摧折了一片像蜡烛一样明亮的白桦林，从此那里的野花开得就少了，怎不令人哀愁；我期盼了一夏天的园田中的瓜果，在它即将成熟的时候，却被早霜断送了生命，怎不让人哀愁；雪来了，江封了，船停航了，我要有多半年的时光看不到轮船驶入码头，怎不叫人哀愁！
我所耳闻目睹的民间传奇故事、苍凉世事以及风云变幻的大自然，它们就像三股弦。它们扭结在一起，奏出了“哀愁”的旋律。所以创作伊始，我的笔触就自然而然地伸向了这片哀愁的天空，我也格外欣赏那些散发着哀愁之气的作品。我发现哀愁特别喜欢在俄罗斯落脚，那里的森林和草原似乎散发着一股酵母的气息，能把庸碌的生活发酵了，呈现出动人的诗意光泽，从而洞穿人的心灵世界。他们的美术、音乐和文学，无不洋溢着哀愁之气。比如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艾托玛托夫的《白轮船》、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等等，它们博大幽深、苍凉辽阔，如远古的牧歌，凛冽而温暖。所以当我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当全世界很多人为这个民族的前途而担忧的时候，我曾对人讲，俄罗斯是不死的，它会复苏的！理由就是：这是一个拥有了伟大哀愁的民族啊。
人的怜悯之心是裹挟在哀愁之中的，而缺乏了怜悯的艺术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哀愁是花朵上的露珠，是撒在水上的一片湿润而灿烂的夕照，是情到深处的一声知足的叹息。可是在这个时代，充斥在生活中的要么是欲望膨胀的嚎叫，要么是麻木不仁的冷漠。此时的哀愁就像丧家犬一样流落着。生活似乎在日新月异发生着变化，新信息纷至沓来，几达爆炸的程度，人们生怕被扣上落伍和守旧的帽子，疲于认知新事物，应付新潮流。于是，我们的脚步在不断拔起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间变得机械和迟缓，我们的目光在形形色色的庆典的焰火中变得干涩和贫乏，我们的心灵在第一时间获知了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新闻时却变得茫然和焦渴。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不会哀愁了。密集的生活挤压了我们的梦想，求新的狗把我们追得疲于奔逃。我们实现了物质的梦想，获得了令人眩晕的所谓精神享受，可我们的心却像一枚在秋风中飘荡的果子，渐渐失去了水分和甜香气，干涩了、萎缩了。我们因为盲从而陷入精神的困境，丧失了自我，把自己囚禁在牢笼中，捆绑在尸床上。那种散发着哀愁之气的艺术的生活已经别我们而去了。
是谁扼杀了哀愁呢？是那一声连着一声的市井的叫卖声呢，还是让星光暗淡的闪烁的霓虹灯？是越来越眩目的高科技产品所散发的迷幻之气呢，还是大自然蒙难后产生出的滚滚沙尘？
我们被阻隔在了青山绿水之外，不闻清风鸟语，不见明月彩云，哀愁的土壤就这样寸寸流失。我们所创造的那些被标榜为艺术的作品，要么言之无物、空洞乏味，要么迷离傥荡、装神弄鬼。那些自诩为切近底层生活的貌似饱满的东西，散发的却是一股雄赳赳的粗鄙之气。我们的心中不再有哀愁了，所以说尽管我们过得很热闹，但内心是空虚的；我们看似生活富足，可我们捧在手中的，不过是一只自慰的空碗罢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24
诗二首
忘掉她
作者：闻一多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缕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一出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听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长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经忘记了你，
她什么都记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华那朋友真好，
他明天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问，
就说没有那个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一出梦，
像梦路的一声钟，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生命的流
作者：宗白华
我生命的流
是海洋上的云波
永远地照见了海天的蔚蓝无尽
我生命的流
是小河上的微波
永远地映着了两岸的青山碧树
我生命的流
是琴弦上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