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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仍独自一人去了半岛酒家,因为我们还有一口大箱子存在那里。我走到酒店的后门口,发现有两个日本兵在那里站岗,我试着说了仅会说的一句日语“早安”,摇着手,走了过去。他们居然挥手准许我进了酒店。我先来到大厅服务台,向坐在里面的中国人说明我是来取自己的行李的。他说,这里已经是日军司令部,任何东西都不准取走。正在无可奈何时,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军官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我赶快告诉他,四楼我的房间里有一只箱子,我想把它取走。他立刻就叫了一个侍者上楼去搬,之后陪着我在楼下坐着聊天,还随意地问我结了婚没有、丈夫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都搪塞过去了。最后这个日本人说,他愿意与我交个朋友,问是否愿意,我当然表示欢迎。临走时,他掏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一行李箱请放行。”出了大门以后,我正想雇车拉到江家去时,这个日本人又追了出来,表示可以用他的汽车送我走,要我等他。我哪里敢“等他”,等他一转身,我立刻就雇了一辆三轮人力车,逃也似的离开了旅馆,转了许多弯,终于回到了江家。景云看了那张名片发现,这个日本人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大头目。我让景云赶快把这张名片撕掉,景云只是笑了笑,把它放进口袋里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香港遇险(三)
景云的好友王宜权的弟弟来说,他们有两百多个当地银行系统的人要徒步逃离九龙去重庆,已经与当地的土匪联系好了,他们负责沿途护送,但每个人都要付给他们一笔钱。我和景云也愿意参加。王宜权的弟弟说,要走,就是这一两天了。那时,已经快要过圣诞节了。第二天,堂弟刘德循也来找我,说他妻子与岳母预备在形势稳定以后,一家人取道广州湾去重庆。我就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与银行的人徒步经韶关去重庆。他说这一段路非常危险,既有土匪抢劫,又有日本兵杀人。我说,难得有机会参加这样危险而又有趣的旅行。他哈哈大笑着离开了,边走边用英文唱着:“你走你的罗曼蒂克路,我走我的平安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重庆重聚。”
在离开九龙之前,我们去了我的好友区储的母亲家,向她告辞。区储是共产党员,一毕业就去了延安。我们一到区家,就发现我们家原来的女佣阿宝也来到了这里。这个十九岁的广东乡下姑娘说,那天在九龙海边分手以后,她仍旧回到我们家里。半夜来了土匪,把家里的东西抢了,连她的一件毛衣也抢走了。第二天一早,她找到“十姐妹”那个团体,一同逃回乡下。她不知道我们那天是否上了轮渡、去了香港。听说九龙没有任何食品,她就从乡下背了一袋米,到九龙来送给我们,不料半路上就被日本兵抢去了。这次,她又冒着生命危险背了米来,到我们原来的房子,那里已住满了日本兵,她不敢进去,就找到区家来打听我们的下落。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我们被她的好心所深深感动,她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阿宝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给她一些钱,但她坚决不收。我只能祈祷上帝保佑她平安幸福。在我过去的生活中,遇到许多好心人。我允诺上帝,今后我也一定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圣诞节前的几天,我们两百个人结队逃往重庆的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带太多行李,只好将书都留在了江家。我把父母陪嫁给我的一对很重的玉圈子,交给与我们同行的王宜权的弟弟,请他帮我带到重庆。我把金手镯上的珍珠拿下来,放在粉盒里,将金手镯交给江老妈妈,请她暂时代我保存。我把景云的金表、我的金项链、七颗宝石戒指和一个大的珍珠胸花,全部放到月经带中,外面又加了一些棉花。还有一只玉手镯,是在燕大英文诗比赛我得第一名的奖品,被我缝在一件破棉袄中,穿在身上。我把头发梳成一个圆髻,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里面。然后,我再在头上裹一块蓝布,化装成乡下妇女的模样。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我和好友王应安女士一同步行。王应安是被中国政府派往纽约中国茶叶公司去工作的。刚到香港尚未出国,就被困住,这次只得和我们徒步逃走。跟我们一起走的,还有我中学一个同学的丈夫陈景兴。加上景云,我们四个人都化装成农民,见面时彼此看上去都觉得很怪,禁不住大笑起来。
我们向江家挥手道别时,心情都很沉重。这支队伍中的两百个人多数是老人与妇女,刚离开九龙就纷纷雇了轿子。只有我们这四个人,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还吃着瓜子。金城银行的经理徐国茂坐在轿子里,看到我们就说:“你们四个人是出门旅游吧?哪像是逃难的!”傍晚,我们到了大浦,发现了一座破庙,庙里有一张台子,大小刚够我们四个人睡觉。我们每个人都随身带着被子,就取出来两床铺,两床盖,景云和我睡在中间,陈景兴在景云外边,王应安在我的外边。四个人就这么睡下了,挤是挤了一点,但还是挺舒服。大家累得正要入睡,陈景兴忽然大叫起来说:“到了重庆,我要告诉所有的人,说我一路上是与王姐姐同床共枕的,上帝可以作证。你们说我没说谎吧?”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步行了十天以后,我们遇到了一群土匪。他们全身黑衣黑裤,手上都有枪,枪把都有红穗子。他们朝天开枪,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这支队伍中,抬轿子、挑行李的都是女人,她们吓得都倒在地下,有人吓哭了。当地民俗是男人在家带孩子做饭,女人出门劳动。我想,这一下见到真的罗宾汉了!我们的领队也是一个土匪首领,他赶快上前交涉,说明我们都是从香港逃出来的难民,终于取得了这一群土匪的同情,说只要每人交五元钱,就可以放行,不抢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平安通过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抵达黄沥。我与景云又饿又渴,走到一座庙前,有人在那里卖茶水和早点。一个日本军官从后面赶上我们,说要请我们去吃茶。我们很不愿意,但是又不好拒绝。他就与我们一起坐下来,他说我们两个人不像农民,也不像一般人,一定是两个大学毕业生。他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当兵,但是不得不服从政府的命令。他的言行都非常文雅。我们看了看表,已经是9点,这是我们到码头去集合的时间,陈景兴、王应安已在码头上等候我们了。我们赶快过去与他俩会合,只见一个满脸横肉的日本兵站在一个茶几旁边,茶几上下左右都堆满了首饰珠宝,以及大量的钞票。我们碰上麻烦了,但又不得不从他的身边过去。这个日本兵把我们四个人全身都搜了一遍,什么东西也搜不出来。他搜查王应安的时候,特别无礼。我看出王应安很生气,想要骂这个家伙。我就悄悄地告诉王应安:“你一定要忍耐。”这个日本兵看到我与王应安在说悄悄话,就抬手打了我一耳光。我心想,“有朝一日,把这个耳光还给你!”可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机会。
另外那些人已雇好了小舢板。我们四个人沿岸找船渡河,最后才找到一条小船。正当我们准备上船渡河时,发现所有已上船的人,男的都被叫上岸去集中。原来日本人发现刚刚收缴的一堆首饰中,一块金表的后面刻满了国民党要人的名字。他们就查问到底是谁的手表,如果没人承认,就要将所有的男人抓去当劳工。因此,景云与陈景兴也得到岸上去。后来,人丛中站出一个男人,走向日本兵,用满口流利的日语对一个日本军官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银行里的职员,从香港逃难出来的,与政府没有关系,金表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礼物,希望能放行。他说自己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那个日本军官说他也是早稻田的,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最后,日本人同意放我们走。就这样,大家又都坐上舢板出发了。那时已快日暮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吃东西。突然,从河上流冲下两条又窄又长的快船,船上坐着两排身穿黑衣的人。船老大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匪,是去前边抢劫的。
当我们乘的小船到达盐田时,不敢靠岸,因为怕日本兵。所以我们只得涉水上岸,可是当有人背了一部分行李上岸,再转回来拿剩下的行李时,船夫已把船划远了。我们四个人决定,两个男人先背部分行李涉水上岸,两个女人在船上守着其他行李。他们两个男人上岸以后,留下一个在岸上,另一个人回来,背王应安下河,王应安手提着行李。再来背我,我手里也提着行李。一个日本兵在岸上检查行李包。景云为了不让日本兵注意我与王应安两个女性,有意在他面前介绍一条西裤和一双皮鞋的质量,简直像市场上卖假药的小贩。我当然没有心情去欣赏景云表演的滑稽戏。忽听街上有人喊:“日本兵抢女人喽!”我与王应安只想赶快找一个地方藏身,匆忙找到一间似乎是茶馆的屋子,门只开了条小缝。我与王应安挤了进去,里面坐满了人,但鸦雀无声,面露惧色。没人理我们,也没人问我们,我们俩就挤到屋子后边。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们那个土匪领队来叫我们两个回队集合。原来,我们这二百多人的队伍就待在这家茶馆后门外的稻田里。大家也都是面露惊恐,鸦雀无声。日本兵手电筒的强光,从山头上照下来,到处搜寻。那位土匪领着我们静悄悄地走到一家祠堂旁边,大家认为可以在这里休息,睡上一觉了。
天刚刚蒙蒙亮,忽然有人在祠堂门外大声叫喊:“难民们,快起来逃吧!日本人已经知道你们在这里了,他们马上就要来抢你们的女人,抢你们的东西!”所有的难民马上四散奔逃,甚至顾不上拿行李。慌乱中,王应安对我说:“这些行李不能丢,我们一定要把行李带走!你不知道重庆有多穷,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赶快回去找自己的行李,等到我俩再出来时,所有人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俩也分不清应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们。幸亏这时那个我们的领队在小山上喊我们,并且告诉我俩怎么走。我们的人都集中在一条河边,这条河就是东江,我们在这里雇船前往韶关。但是船少人多,大家只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上,晚上睡觉翻身都要喊“一二三”,同时翻身。船舱中部是大家睡觉的地方,有席子遮住。船头是“起居间”,景云在那里主讲故事,消磨白天的时光。船舷边是厕所,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大小便,既危险又吓人。吃饭是个大问题,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能够吃到一点点土豆就算美味了。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我们才来到一个“三不管”的地方,弃船登岸。所谓“三不管”,就是汪精卫的汉奸不管,国民党的队伍不管,日本人也不管。那谁管呢?由共产党的游击队管。船靠岸,我们人都上了岸以后,就有游击队的人前接应我们。我们原以为,游击队嘛,一定是些粗人壮汉,谁知来的都是些穿长衫、有文化的人,像一些大学生。他们安排我们吃饭,有病的人马上得到了治疗,还告诉我们前往韶关的道路怎么走。
我们沿着他们指引的路一直走过去。当我们第一眼看到一个中国士兵在那里站岗的时候,真像是回到了娘家的感觉,仿佛一切苦恼都已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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