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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25年的春天。因为所有的学校都要等到秋季才招生，我不能白白浪费半年时间。这时，有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补习班，这个班里有一位美丽的女老师，她是从美国的田纳西州来的。我就参加了那个班，很用功地学习，想在秋季去考圣希理达女子中学。这也是我父亲的愿望，但他总是不在家，总是随着军队驻扎在别的地方。
1938年我在田纳西州做抗日演讲，那是一个很大的会场，有一千多人参加，这位美丽的女老师就在会场做维持秩序的工作。
在那一年秋天，我终于考上了圣希理达女子中学。虽然武昌有许多女子中学，但圣希理达的学风最好，这是美国圣公会在武昌郊区办的一个教会学校。虽然，美国也参加了八国联军，但是他们用赔款，在中国建设了清华学堂，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而且，我在汉口时发现，那些美国人不像其他国家的人那么傲慢，所以，我愿意去一个美国学校读书。
因为圣希理达离城市很远，所以，只收住宿学生。一年有四次假期：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还有春假与秋假各四天。学生只能在假期中回家，平日不得离校，礼拜六上午有两个钟头，是每班师生或校长与全体同学谈话的时间。还有两个钟头是学烹调，同时也教我们参加中外大型宴会的一些礼节。其他学生则在大礼堂学裁剪缝纫，有老师指导。
学生平时在思想上或生活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写纸条告诉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或向校长请求帮助解决。这种谈话如同谈心，学生诉说心中苦闷，师长很体贴地解答，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父母与子女间的代沟问题，以及择友问题、做人问题等等。记得当时学校最注重教育培养学生诚实的品德。我从这些谈话中得到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考试不可作假，如夹带、偷看书等都是不诚实，不诚实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虚假的人，失去了人格，这比答不出考试题要严重得多。答不好试题只是知识上没好好努力学习，而作假则是人格品德上的污点。
因此，学校教我们这些少年必须敬重自己，不能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如果做了，即使谁都不知道，但是瞒不过自己，你对你自己的思想行为是一清二楚的。这些话跟我母亲从前对我们的教育十分吻合。她说，虽然人家都不知道你想了什么恶念，有了什么恶劣行为，但是你自己知道。人家说你好，但你自己知道你坏，你不快活，你看不起你自己，你以你自己为耻。这比答不出一个考试题要糟糕得多，老师不知道也不能帮助你。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二）
每当我们礼拜天去做礼拜之前，我们就检查自己这一周的思想行为有没有可耻的事，如果有，就在祷告中向上帝坦白，请上帝原谅，允许自己再也不做了。第二天，把自己身心洗得干干净净地去礼拜堂崇拜上帝，尤其是那些受过洗礼的教徒在礼拜天清早参加圣餐礼拜之前，一定要十分认真地检查自己的身心，干干净净了才好去与基督共餐。
校长还常常在谈话中教诲我们要为别人着想；凡事都要先为别人着想。这是十分重要的。刚入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十分喜欢排在我盥洗位子隔邻的那个女生的肥皂盒子，觉得太美丽了，真想也有那样一个。一天下午我去盥洗间洗手，一个旁人也没有，我发现那个肥皂盒怎么就滚到我脸盆旁边，我就偷偷拿走了。我想不是我要拿它，是它滚到我脸盆边来的。晚上，我怎么也睡不好，因为我知道这是偷，别人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我是小偷，我不快活。我又想到校长说的凡事要为别人着想，那个女生一定也爱那个肥皂盒，不见了一定很难过，可能是爱她、她也爱的人送她的，不见了她们都不快乐，她们的忧愁比我得了这个美丽的东西要大得多。我决定还是把这盒子放回她脸盆里，再也不做小偷了。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学生的家属和亲友可以来校访问。礼拜天是安息日，女学生们都穿上蓝色的制服，上午9时全体做礼拜，受过洗礼的学生还要提早一点，在早上7点，就要去领圣餐。圣坛上布道的牧师讲的都是很有教育性和启发性的内容。这些牧师也是中国人。
我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就开始了，他们从广州一直打到了武汉，目的是改变军阀们对中国的割据。当革命军打到武昌时，军阀肖耀南宣布关闭城门，要顽抗到底。如果真是这样，城里的市民就会饿死，而且还会受到军阀军队的抢劫。因此，当时城里的人都向四乡逃难。有的逃过长江去汉口，躲在外国租界里；有的逃到汉阳；有的逃到郊区。
那时，交通工具只有人力车，不仅车子难雇，而且车费疯涨。那些无处可逃的难民，就一齐拥到米店去买米。因为谣传说：“米店里的米店主都要留给自己吃。”这个城市一下子变得混乱不堪。我们全家逃往汉口我的姨妈家里，留下两个男佣和一个老厨子，看守我们的房子。武昌的四座城门关闭了四十天，留在城里的人都差不多要饿死了。革命军终于攻破武昌城，军阀们的兵丁四处逃窜，人们用屎罐子砸逃兵，表示自己的气愤。同时市民们还大放鞭炮，欢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革命军进城。
1926年国共合作时，教育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我考入汉口市立第二女子中学初中二年级。当时所有外国人办的学校都被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律加以封闭。武汉三镇组织了一个“学生联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管理所有的学校。当时这个联合会命令所有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街向民众宣传：“我们为什么革命？为什么要有这一次的革命？”5月是一个可怕的月份，在日历上，5月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赤色”，纪念着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国耻。
从开学起，两个月过去了，我们才刚刚有机会上第一次物理课。当时我是多么想学习啊！那天下午，当我们刚在教室里坐下，听物理老师给我们上课。学生联合会派来了一个共产党员，她推开教室的门，通知我们去大礼堂开会，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加。我们学生都很厌烦，但是不能不听从“学联”的命令。我们到了大礼堂，才知道这个会议是要我们所有的人剪去辫子。那时姑娘们都喜欢留着长发，梳成两个圆髻，并且在圆髻的周围装饰一圈小花，这是当时的时髦。由于要剪辫子，有些姑娘哭了。这时，“学联”的代表，一名高大而且脸上长满了麻子的男人，手执一把亮晶晶的大剪刀，走向第一排第一个女孩子。我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立刻站起来大吼一声：“要剪辫子，就先剪我的。我是学生会主席。”那个麻脸男人真的停在我的面前，举起了剪刀。我就怒吼一声：“你敢！剪不剪辫子与革不革命有什么关系！一些革命的伟大女性，例如孙夫人、何香凝、秋瑾，她们剪了短发吗？你的话简直是在吓唬人！我认为你是整天没事干，所以想在我们头上闹点名堂出来。我们学生很忙，我们要读书，读书是我们的责任。”面对我的愤怒，他欲辩无词，只好宣布散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三）
第二天，我去上课，一进大门就发现一个大的布告，盖着“学联”的大红印，上面写着：“刘德伟语言乖戾，行为反动，就此开除。武汉三镇所有的学校都不得录取。”我对此毫不在乎，转身就回了家。家里的亲人们对此也都不在乎，说反正读不了书。后来，姨妈自任我的中文和历史教员，舅父为我介绍了一位英语老师，他是当地英文报馆的主笔，同时还是英国保守党的党员。他除了教我英文，还教我英文打字与小提琴。由于他很喜欢我，所以说好是不收学费的。他叫我每天用英文写一篇日记，交给他修改。那时，对蒋介石的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我是死心塌地跟着走的。但是这位英文老师，是死心塌地反对我们的国共合作的。所以，在每天改我的日记的时候，由于政见不合，我们老是吵架。后来，我就对他说：“你是我的英文老师，你只要纠正我英文文法上的错误，你根本不用管我的政治思想，就和我不可能改变你的政治思想是一样的。”他气愤极了，马上指着我，骂我是“一个小雌布尔什维克！”（a female Bolshevik）我就骂他是“一个煮得又硬又老的保守派！”（a hand beiled conservaive）我以为他不会再来教我英文了，没料到他告诉我舅舅说，他非常喜欢我这个犟脾气的小姑娘。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对共产党员进行大屠杀。我亲眼看到，很多的大学和中学的好青年，从教室里被拖出来，不经审判，便就地处死，而且不准收尸。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我对此也强烈不满。
1928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同意所有的教会学校重新开学。我离开了汉口姨妈家，回到武昌，找到一个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做我的家教，补习代数与几何，准备重回圣希理达。同年，我就考上了圣希理达的高中一年级。因为这是一个教会学校，校内老师多是来自美国，教学都是用英文。只有中文课、历史课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用中文。
我喜欢诗词。我羡慕诗人们能从普通的事物中发现美，用美的词句表现美。但是所有诗词中，都蒙着一层凄凉的雾，感叹人生如梦般的短暂。我认为，诗人们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他们能够了解事物中的意义和存在的美，而这正是被普通人所忽略了的。至于人生，确实是太短暂了，我们学习很多年才能为社会所用，在我们为社会所用时又会有多少烦恼、委屈和伤害。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只了解了这就是人生。为什么造物者创造了我们，又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一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业？它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创造我们？在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个目的。宇宙是安排得很美的，每一个行星都有自己的轨道，而不会闯入别的轨道。宇宙被设计得非常奇妙，所有的创造，都不是为了好玩。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无论多渺小，科学家都能发现它的结构是非常精密的，但科学家只能发现它们如何如此，而不能知道它们为何如此。
宇宙与生命被创造的目的，我们还远未知晓，所以想来想去，我认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长河中的一小部分，那个大的生命，才是我们将要去继续完成的目的。孔夫子的儒教教我们伦理，教我们如何做人；基督教教我们信仰，告诉我们真理与宇宙是共存的，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后面还有更永恒的生命存在。这就是我思想中的永生。《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些话，给了我生命、希望和快乐，让我能勇敢地活下去。1929年我十七岁，接受了洗礼。我的教母，是我的世界历史老师，美国人，她的名字叫玛格瑞特·康福－布朗（Magrete C Brown）。
给我施洗的牧师，是圣希理达学校圣公会教堂的牧师，姓黄，是中国人。我经常与他讨论神学上的问题。经过他耐心的领引，我在少年时就找到了我生命海洋中的彼岸。我不知道上帝创造世界和生命的目的，不知道什么是永生，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当需要的时候，上帝会让我知道的。
我的父母信佛教，佛教是不谈创造者，也不谈创造目的、不谈永生的。佛教只教育我们“出世”，而基督教是教我们“入世”的，教育我们如何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美丽；前者认为一切皆空，后者认为事事都是一个梯阶，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踏上去。
自从我接纳基督进入心中，就改变了我暴躁的脾气和傲慢的性情。过去无论做什么事，我只考虑自己的愿望与感受，现在我也开始考虑别人的愿望。因此，我心中就有了谦虚与平和，成了一个比从前快乐的人。我高中教育中有几件事，使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第一，我们这些姑娘，都被教育得要绝对诚实，假若我们不诚实，就失去了完整的人格，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且会感到羞耻。尤其是在考试中，从不弄虚作假。当时国家规定，毕业班的学生要在一起会考。根据湖北省教育厅的调查报告，圣希理达的女生从来没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因此对我们进行了表彰。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四）
第二，校长克拉克（Clack）女士，每当毕业班的最后一个学期，就邀请各行各业不同的人们，每个星期六的第一堂课，轮流来给我们做报告。他们可能是图书馆管理员、新闻记者、中小学的教师，甚至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妇女，也会被邀请来，讲一讲她是如何持家的。这些人的报告，第一，讲他所从事这个职业如何能为社会服务；第二，应该如何去干这门工作才能达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同时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快乐。当那位家庭妇女站起来向我们讲演时，我们心里都以为管家有什么好讲的，不过是过日子吧，可是她说她每天做家务把屋里弄得整齐清洁，使全家的人都感到舒服，养成爱清洁整齐做事有规律的习惯，她自己觉得老老少少都喜爱这个卫生的环境，在思想行为上保持清洁，她心里也舒畅。
每当星期六午后，校长住校的儿女放周末假回到家以前，她总是记着要提前半小时吃午餐，之后快去睡一个半小时午觉，以争取有完好的精神来欢迎她的三个儿女回来，她一定不能带着疲劳马马虎虎地回答儿女从学校带回来的一些对生活、学习、交友、劳动等方面的不如意的问题。她一定要洞察、体贴孩子们所提问题后面的心理状况，并在回答中予以正确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不能像学校教育那么庄严，要显得轻松，而在感情和趣味上，又要能深深地感动孩子们。
在周末让孩子们吃好、玩好的时候，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要让他们一同做一次好的晚餐，让他们学着互助的乐趣和必要的合作。母亲的一举一动都是对子女的教育，要时时动脑筋，处处注意。
对家中的老人，也要时时关心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没有“我老了，没用了，不受人尊敬和重视”的感觉。这也是对孩子的教育，让他们也学着对老人要自然而然地敬爱。一个家庭主妇对家中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要时时注意，要给大家正确的观念、愉快的感情和适当的帮助。
我们听了校长的谈话以后才知道，做一个家庭主妇并非悠闲享福，她们也和职业妇女一样，要动脑筋服务身边的亲人们。这帮助我们认识到，求职不是仅为着赚钱搞好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是要帮助大家服务社会。
在交友问题上，校长克拉克也很关心，并给我们以教育：一、她赞成我们女生中外男女朋友都交，可以开阔视野和心胸。我高二的时候，她跑进教室给我一个美国高中女童子军的地址，嘱我跟她通信。她说：“你交朋友可以得到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跟这个朋友通信了五十多年。记得通信十年后我到美国休斯顿城去宣传抗日时，她已经大学毕业，在女青年会当干事，帮了我一些忙。我丈夫上世纪八十年代去美国宣传改革开放，她和她丈夫也帮了一些忙。我高二在文华中学结识了一个男生，姓崔，是我姑妈同学的侄儿，我们互相通信，校长每次去文华中学办事时，总问我是否要她带封信去给那个男生。文华中学是我们圣希理达女中的姊妹学校，都是圣公会在武昌办的中学，我常托校长带信，她都带到了。高三时我们同学由老师带领去武汉大学参观，又认识了一位武大男生，是我一个同班同学的哥哥，我们也通信了。校长有一次去武大也帮我带过一次信。我把信交给她时说，我怕人家说我交男朋友是谈恋爱。她说，交朋友是交朋友，与谈恋爱是两回事，你们中学生太年轻了，自己还想不清楚你们的前途应该怎么样，不能谈恋爱，只可以多多交朋友。这个武大的学生姓杨，后来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连自己的婚姻问题都找我商量。他在德国工作时，一个德国少女追求他，当时德国是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那女孩子又崇拜希特勒，我劝他不要跟她继续好下去，他听了我的话，后来跟一个金陵女大的女生结了婚。解放后他当了中央政府农业部副部长，有一次他到昆明出差，建议云南省政协聘请我为第五届委员。在国民党执政时他是湖北省善后救济分署副署长，因不听国民党的话，把联合国救济物资大量送到解放区，湖北省法院判他通敌。我丈夫当时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经济调查处处长，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