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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一直跳到凌晨4点才回宿舍。最后那个舞伴，是一个读硕士学位的美国留学生。燕大的男生都很懂得交女朋友的一些礼节，他们在旅游和聚会中总是很照顾女生，帮我们拿重东西，最后总是负责送女生平安回到宿舍才分手。那个美国留学生问我在几年级，我说我仅仅是一个二年级学生。他马上就批评我说，“仅仅”那两个字表明你比我低许多，你错了，以你的年龄你应该是读二年级，以我的年龄我应该读研究生了。“仅仅”二字说明你认为我高你一等，你和我在一起玩就感到有点束缚，这是错误的。我觉得他对人观察得很仔细。我笑着说，你真是一个研究生。我在燕大的男朋友比女朋友多。其中一个男朋友姓吴，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他对我妈妈说，德伟看起来很有女性的美，可是跟她交上朋友以后就感到，她比男性更男性。
所有教员的宿舍都围绕在学校四周：南边有“燕南园”，东边有“东大地”，是很西化的建筑；西边有“蔚秀园”，北边有“朗润园”，则是中国传统的古代建筑，自然的园林风格。
校园内有两个亭子在山头上。一个雕梁画栋，还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它二十四小时每隔一刻钟都敲击一次，每小时则按照它的实际时数敲击。燕大的生活，就被这个钟声引导着。另外一个亭子的建筑风格与这个亭子相反。它的顶是茅草做的，它的四根柱子和四周之间的木头条凳，都是原始天然的。围着这个亭子的石阶，也是用很毛糙的毛石建的。我与景云时常坐在石阶上看天上的星星。站在亭子里还能看到校园美丽的风景：南边是湖光塔影，北边是垂柳依依，西边有一艘石船。在月圆的晚上，人们在石船边徘徊。冬季，湖面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溜冰场所。很可惜，燕大没有游泳池，我们只好到清华去游泳。我们在他们那里游泳时，也依然大喊大叫，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客人。这是我们燕大的传统，快乐、自由而放纵。而清华的人都是很稳重的。校园的东门与西门各有一个饭店。东门靠近清华，有一个饭店叫“长三”，它的菜谱是根据喜好它的学生们的名字取的，例如，“张国荣鸡”、“刘云志排骨”等等，所以我们觉得它更亲切。西门那边是一个茅草盖的夫妻老婆店，地道的北方口味，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没有店名，学生就给它取了一个“普罗饭店”的名字。当时，燕大是共产主义学生的大本营，他们爱这个茅草棚饭店如同自己家里的厨房。这两个风味完全不同的饭店，学生们对它们都一样喜欢。毕业很久以后，工作、工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到过很多地方，进过很多饭店，我们对这两个饭店依然时时地思念。
我主修英国文学，副修乡村社会学。我非常幸运，两位伟大的作家冰心与郑振铎，是我的老师。冰心讲中西文学比较时拿起英文书不需要念，看着句子就立刻能译成很美的白话文。郑振铎教中国近代文学史，一开口句句都是很美的白话文，他那江浙口音说的国语现在还言犹在耳。他说，“‘五四’的名声惊破了一般浪漫者的迷梦……”还有一位很好的老师，姓徐，教我们唐宋诗词，教得非常好，即使我生了病也不愿旷课。他在讲课的时候，非常投入，似乎忘记了自身的存在。我们感觉他与那些诗人们已经合而为一了，似乎那些诗就是他写的。有一次我病倒在校医院，教我英国历史的一位教授来探视我。她是一位英籍的老姑娘。她坚决要知道我失眠的原因，她疑心我是失恋了。她一贯对我很感兴趣，时常邀请我到她家吃饭。她独自一人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古寺中，随身只有一个老厨师照料她的生活。她也把我当成她家的一员。那一天，她不离开我，要我说出失眠的原因。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是因为读书开夜车，喝多了咖啡，才睡不着的。这时，萧乾（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了名作家）带了一大包水果前来看望我。他是我们班上很出色的一名学生。上诗词课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但是这历史老师偏偏不肯走，非要听我的“恋爱”故事。为了急于脱身，我就借着萧乾即兴地编了一个故事，说我与萧乾恋爱了，但是我的父母不赞成，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老蒙古，职业是北京老城门的看守者，彼此太门不当户不对了。这个编出来的故事冤枉了萧乾，但是帮助了我立即脱身，没有耽误这一堂诗词课。我把这个虚构的故事说完以后，历史老师满意地走了。我马上从医院病床前飞跑去上我心爱的诗词课。虽然迟到了五分钟，但总比缺课好。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四）
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十四行诗研究》。十四行诗是二十世纪才来到中国的。现代名诗人闻一多，是第一个采用这种诗体的诗人。他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他的辅导。他当时是我们学生的具有抗日和民主思想的领路之一。我很崇拜闻一多，也很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对国对民有用的人。所以我每天不论天气多冷，6时一定起床，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也能以写作救中国的人。我发表第一首诗时才十二岁，高中三年级我的英文老师就教我写英文诗。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一次英文诗写作的比赛会上，我和一位男生同时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但是，我们英国文学系只准备了一份第一名的奖品，那就是《莎士比亚全集》。我的英语教授波林顿（Borantin）女士赶快跑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拿出一个很美的玉石手镯送给我。那是很特殊的好玉石，名叫丝瓜藤。五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在写作上并无任何成就，我对自己当时的过分期望，感到可笑。
清华和燕京在校风上是各不相同的，前者是非常严肃和典型的中国味，后者是非常自由浪漫西化的。一个清华的男生，不会去与一个女生约会，除非他对她很感兴趣或在追求她。他如果对那位姑娘作一次拜访，必须西装革履像一个绅士。燕京的男生却常常约女生们一块玩，出去爬山游泳，并不一定是在求爱。即使他想和某一个女生恋爱，他也穿得很随便。我当时只跟那些用心读书、吃苦耐劳、抱有爱国救国之心、忠诚于友谊的男女同学们做朋友。我认为，这样的人对我将来的事业才会有所帮助。大一时，我们有十二个男生女生，总在一起玩。下课以后，晚饭以前，我们这十二个人在一起吃西瓜，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大叫大喊，快乐无比。当大家发现向景云穿着整齐来找我的时候，就会说：“那个银行家又来了，我们快跑吧！”这些人就从女生宿舍旁边的花园里抱个大西瓜，到其他建筑物后面躲着，谁都不愿景云把我从他们中间拉走。我们这十二个人中，有一个女生同三个男生，后来都成了我终身的好友。这个女生名叫陈路得，是一个孤儿，从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圣希理达的舍监、寡妇陈老师认领为养女。陈路得在读中学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好，每门功课都在85分以上，得到学校悬榜的荣誉。她进入燕大后主修的是护士学预科，后来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高级护士学系。老年以后，她成为天津医科大学的名誉校长，创办了高等护理学系，并且荣获国际南丁格尔奖。
另一位男生叫郑乃涛，十一岁丧父，家里有九个孩子。他妈妈靠给人洗衣服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把这些孩子养大。他从小学就享受奖学金，一直到大学。他用心读书，坚持锻炼身体，肌肉很发达。他说，一定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吃苦耐劳，将来救中国。他疾恶如仇，敢说敢做。我很羡慕他，也开始锻炼。原来我冬天怕冷不敢早起，晚上不能离开温暖的宿舍上图书馆去读书。我就对自己说：“乃涛办得到，我怎么不行？”就立刻拿着书往图书馆跑去。郑乃涛到大三的时候，转学到南京金陵大学。我知道他是要专修植物病理，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在这方面是最强的。他在金大毕业以后，学校留他教书，并允诺两年以后，送他出国读博士学位，再返回金大教书。
1935年燕大毕业后，我去上海见景云，路过南京时去金大找到郑乃涛。他成天都在实验室工作。当天晚上他陪我去游中山陵。我们坐在一辆马车上，郊外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一路上他唱了许多当年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唱的那些歌。当他唱到“我要永远永远地爱你”的时候，热泪盈眶。我感觉到了他多年来深藏在心中的爱。我不敢说话。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也怀着强烈的倾慕和作为一个朋友的深深的爱。我不敢坦白我自己的感受，因为这是在情人与朋友的爱的边缘上。我害怕引领他走向一个更深的不可能的爱，那只会使他陷入更大的痛苦。这么多年来我对他的倾慕实在是大于我对向景云的。他是真正得到了我的敬慕和我的深藏的爱。后来我从上海返回又经过南京时，他上船来为我送行。汽笛叫了，他还不肯离开，直到轮船已离岸了，他才冒险从轮船跳到趸船上，我提到了喉咙的心才落了地。回到武昌家里不久，我从他一位朋友的来信中得知，他已经自杀了。原来，他被骗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当他发觉自己受骗以后，已经无法脱身，他想参加共产党的志愿已被蓝衣社发觉，并决定暗杀他。他就用自己研究的治病的植物毒针给自己注射，自杀身亡。一直到我九十岁，这十二个人中另一位叫邝荣禄的好朋友（畜牧兽医专家），在广州医院临终前告诉我：“郑乃涛曾经告诉过我，说他爱你，但是他认为向景云与你已经相爱了，他不愿插足，但是又不忍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相爱，所以他才以择校为借口，到南京金大去了。”其实乃涛离开燕大转到金大的时候，我与向景云的关系，还不过是停留在他是我哥哥的朋友，同时是我家的客人的阶段。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向他宣布了我要实行独身主义，所以他从来没对我提一个爱字。他知道，如果提了，我俩之间的关系，就会同与燕大其他几个男生一样，马上断绝来往。郑乃涛错误估计了我与景云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好男生叫江汉章，是在女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男生。但是，他却不与任何女生谈恋爱。他曾教过我唱许多英文歌、游泳、滑冰、骑自行车郊游。他总是很照顾女孩子们。他在大三的时候转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他说他要献身于上帝，以热爱人们来显示上帝的爱。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五）
最后一个就是邝荣禄。他身材高大，最英俊，对朋友真诚。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都坐在生物实验室的桌子前。每个学生面前，都有一个四肢被钉在板上的蛤蟆，那一堂课是为我们学生学习蛤蟆的神经系统准备的。忽然间，我面前的那只蛤蟆，挣脱了钉子，跳了起来，我吓得大叫，整个生物楼都听到了我的叫声。邝荣禄很稳重地走了过来，把那只蛤蟆重新钉在板上，一点也不慌张。我们两人从此就认识了。从那以后，他参加了我们那十二个人的团体，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大四那年，司徒雷登校长发起了一个向国内大募捐的运动，给我们学校筹集办学费用。荣禄和我是同一个募捐小组的正副组长。当时，张学良部队里的军官们因为东三省被日本占领，都住在北平。他们都有钱，经过燕京的军事教练介绍，我到那些军官们那里向他们募捐。他们中很多人很喜欢我。有一天天晚了，我被留在其中一位军官的家中过夜。当第二天早上从城里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发现邝荣禄正在校门口等着我。他听我说被留在军官家过夜的时候，脸都吓白了。他说：“你真是太天真了，这些人不是好东西，他要是害了你，你怎么办？”我说：“他有姨太太和小孩，他怎么敢？”他说：“这种家庭，姨太太为了要取悦丈夫，经常帮丈夫做坏事。你以后再不能这样天真了！”从此以后，他总是陪着我一道去募捐。
1935年夏天，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邝荣禄那天来到我的宿舍门口，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他的留言：“人们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只有爱情。这句话并非事实，以我们四年的友谊可以证之，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真的。”
1938年我在美国宣传抗日时去纽约州的衣色佳（Ithica）城康乃尔大学演讲，邝荣禄代表中国留学生到火车站来欢迎我；我们匆匆见了一面。1939年在美国旅行演讲的抗日宣传工作完毕以后，我和向景云于元旦下午在威斯康辛州麦地生城（Madison Wisconsin）举行婚礼，邝荣禄那时在康乃尔大学宿舍里；为我们婚后的幸福明烛长跪祈祷，令我终身感激。我认为；这是我最美、最好的新婚礼物。
2001年，我和邝荣禄都八十九岁了，双方都陷入了失偶的孤单和悲痛之中。只有这七十年的友谊能相互慰藉，感情快速地加深了。有人劝我们结合成一个新家。他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从广州打长途电话到昆明，每月长途电话费都超过千元。他说，我们都十分寂寞，我们是七十年的知交，应该可以成为最理想的老年伴侣。我说：“但是，当有朝一日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与我们昔日的配偶重逢九泉，你自己说过你们夫妇一生中不曾有一次争吵，永远是和睦的，可是你又再次结婚，你何以面对她？我和我的丈夫虽然吵过闹过，但是永远是相爱的，他日黄泉相见，他问我从前那些海誓山盟如何都忘记了，我将何以面对？所以我俩七十年友谊的纯真只能继续，不能改变性质。”他长叹一声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景云的确配得上你的忠贞。我们的好友、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说过，他曾报请中央批准他聘请景云到农业部来负责国土经济学这方面的工作，中央认为向景云不肯与右派老婆划清界线而不批准。我说景云从没告诉我这件事，只是说上级因为他思想赶不上时代不能胜任校长而免职，他至死也没有说出真正原因，他一定是怕我知道了会受不了。他真是一个体贴的好丈夫！邝说，他也不愿干扰我与景云的深厚情感，只应成全我们完美的爱情。因此，我们之间的相知相敬相爱的感情只能是友谊，我们的关系只能是朋友。这样，我们生者死者四个都能心安理得，死者含笑九泉，生者感受着夕阳的温暖、兰花的清香和异常的美。
那时，景云是最经常来看望我的男生，他的拜访阻碍了其他五个男生对我的拜访。其中有一名叫周金华的男生，是医学预科的学生。他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最恨景云。有一天下午，他跑到清华去，一脚踢开景云的房门，很生气地问：“你就是向景云吗？”向景云从午睡中惊醒，本能地回答他说：“我是。”周金华用愤怒的眼光看着他，说：“我就是燕京的周金华。”说完以后，就摔门而去。景云认为此人太不礼貌，追出来，准备与他理论，发觉他已经骑上自行车远去了。黄昏时，景云照例来找我，对我谈起了这件事。我想起，大约因为周金华来我这里多次都吃了闭门羹，才把肚子里的火都发在了景云身上了，就大笑特笑了一番。
若干年后的1941年，我从美国回到重庆时忽然发现，周金华就站在我的房门口。我很惊讶。因为我们一别已经七年了，今日重逢，都非常高兴。他当时已经是重庆一家有名的医院里的主任医生了。又过了半个世纪，1996年我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参加最后一次的燕大旅美同学会的聚会时，听说他已经成了一位驰名中国的医生，但不久就去世了。
1932年夏天，我在燕京读完大一。景云差不多天天下午都来找我。我们在未名湖畔散步，也在山顶草亭的石阶上坐着聊天，看着星光闪耀。那时他告诉我，他将来一定会做农业改良方面的工作。中国90％的人是农民，假如土地政策好，农民就会富起来，那么农业就可以支援工业。我说，我要把我的时间用在收集乡村农民的歌谣上，将歌谣中的封建迷信改革为革命的思想，用歌谣来使乡村人民的思想现代化。我们当时的思想，多么天真啊！
有时候，我们骑自行车到圆明园遗址去游玩。道路是用一个一个方形的石块铺成的小路，石块与石块之间，长满翠绿的小草，组成了艺术的图案。这条小路引导着我们一直走到圆明园宫殿的门口，那些残垣断壁不失其曾经辉煌壮丽的美，伫留在那里任人凭吊。
圆明园宫殿里面的珍宝，全部都被英法联军抢掠一空，而且纵火焚烧。这让我更深地感到帝国主义的凶残和封建王朝的腐败，我为中国文化的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