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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见马濯江很少上报延安的情报，甚感奇怪，决定派大特务孟真以陕西省政府“视察员”的身份到延安探个究竟。
孟真一到延安就问马濯江：“你为何长期不报共党方面的情报？”
马濯江说：“我的工作倒是做了不少，就是搞不到他们的情报，共产党的保密工作做得无缝可钻，搞他们的情报比登天还难。”
孟真想发一顿火，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他决定在延安住一段时间，看看马濯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孟真在延安期间，带着马濯江到处跑，他想通过走动，搞一些情报。
有一天，孟真提出要拜访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和抗大教育长罗瑞卿。马濯江便设法为孟真联系，边区政府和抗大都同意了，并热情接待了他们。在抗大参观期间，孟真、马濯江在一教员处发现了一本油印讲义《党的建设》。他乘人没有注意之机，将《党的建设》偷偷装进了衣袋里。
孟真回到“肤施县”政府后，马上翻阅了《党的建设》。看着看着，他觉得这本《党的建设》虽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却是了解、研究共产党的好资料，当即决定拿回去呈报给徐恩曾，估计此讲义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和重视。
果然，这本油印的《党的建设》一送到徐恩曾手里，就引起徐恩曾的关注。徐恩曾看过后，表扬孟真的延安之行没有白跑。随后，他又将此讲义翻印了100多本，分送给国民党各要员。
国民党大员陈立夫看了林育英的讲义，也觉得很重要，当即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对这本《党的建设》极为重视，带着眼镜很认真地读了起来，有些地方还写了眉批，如“本党同志也应如此”、“本党同志也可仿效”、“本党应加警惕”等。读过之后，他感到：林育英的这本讲义，是国民党人了解、认识共产党的绝好教材，还可从中找到击破共产党的办法。
一天，陈立夫去看蒋介石，看到蒋介石桌上有一本翻印的《党的建设》，问蒋介石看完了没有，蒋介石说：“我看了两三遍，有的地方还写了批语。”
蒋介石又问陈立夫：“你看过没有？”
陈立夫说：“看过了。”
“有什么看法？”
“从林育英的这个讲义可看出，共产党是个很善变的党。可笑的是，他们还将这种变化叫做战略、策略。”
“不能那样看，”蒋介石接着说，“我看共产党的党务工作比我们做得巧、做得妙，所以发展那么快。我意将林育英的这本讲义翻印一些，发给党务、政府、军事系统的高级军政人员参阅，使他们知道共产党是怎样做组织工作的，我们的党务工作今后应从哪些方面作更多的努力，怎样战胜共产党，这也叫知己知彼吧。”
陈立夫见蒋介石如此重视这本讲义，心里不服气，但又不好阻止，只好对蒋介石说：“总裁想得深远，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
陈立夫走后，蒋介石就下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中统的翻印本再进行翻印，并搞一个批判性质的宣传材料，一同发给各军事机关和军队师、团以上军官阅读。
随后，蒋介石又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立即将他的“眉批”本加印数千册，发给国民党和政府系统的高级官员阅读，吴铁城办得不合蒋意，蒋介石又令陈果夫来抓此事。陈果夫怕干不好此事，又去找陈立夫咨询，陈立夫告诉陈果夫，中统局内有一批从共产党方面投诚过来的反共理论专家，可叫他们来搞。陈果夫连忙打电话找中统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向陈果夫推荐了第四科科长，曾到过延安的孟真。
林育英的《党的建设》是孟真、马濯江从延安弄回来的，陈果夫、徐恩曾要他干此事，他不敢推辞，当即答应一定配合陈果夫做好这件事。
1939年春末，由陈果夫口述，孟真执笔整理的针对《党的建设》的反共宣传稿《党员须知》炮制出来了。这本宣传文字长达两万字，国民党中高级官吏人手一册。蒋介石看了这本《党员须知》后，认为写得很好，并为此专门召见了孟真，还升他为晋陕豫区专员。
后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一位主笔在其执笔的一篇社论中，还批判过林育英在《党的建设》中的一些观点。
林育英不知，他边养病边写的一本讲义，竟在国民党内引起如此关注和重视，而且还使他们的领袖蒋介石在上面横批竖画了不少意见！
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将林育英的《党的建设》作为反面教材进行了大量翻印、批驳，并未使已经腐败堕落的国民党发生什么变化，从上到下的国民党党组织，仍在快速地腐烂。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9节 病中献言毛泽东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延安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会议开始后，先由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林育英发表演说。
林育英虽是病人，却像往常一样，振作精神，走到台前，发表庆祝五一节重要意义的演说。讲了不到10分钟，他突发脑溢血。正往地上倒时，警卫员迅即上前抱住了他，并立刻把他送往医院抢救。
这次病发虽经抢救及时无生命危险，却使他无法站立起来，也使他再无法为党和人民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治他的病，想了许多办法。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的半身不遂始终没有治好。他过去在狱中受酷刑留下了较为严重的后遗症，大脑、心脏及肝病也日益恶化。他虽然卧床不起，心里却时刻想着中国革命，想着党的事业。
1941年1月16日，遵令开往黄河以北的新四军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损失达7000人，军长叶挺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等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机关的干部群众无不愤慨。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声讨、谴责活动。有的人认为，抗战进入关键时刻，国民党突然搞这一手，国共合作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应该同国民党决裂；还有的上书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再不要与国民党合作。
病中的林育英得知这些情况，心里很不平静。
他对国民党、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极其愤慨。同时，他又认为，不应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日本帝国主义未打败，国共仍应继续合作下去，两党如在此时破裂，对抗日战争极其不利。
为此，他在病中上书毛泽东说：
……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与四一二、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
毛泽东很快收到了林育英的信。他阅读了林育英的信后，为林育英关心党的事业，决心抗战的精神所感动，马上给林育英复了信。毛泽东在信中肯定林育英的意见是正确的，并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未被赶出中国之前，绝不会改变。
毛泽东在信中对林育英的病甚为关心，并说：“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
林育英收到毛泽东的信，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病也仿佛轻了许多。
过了不久，毛泽东又亲自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毛泽东走到林育英床前，握着他的手说：“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
毛泽东关心部下的精神，使林育英深受感动。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
毛泽东在林育英床边坐下，又说道：“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早日康复，我们党的事业还需要你。”
林育英说：“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保养也无益。革命事业正需要人做，我却躺在床上起不来，心里非常难受。”
“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康复身体，病好了再干嘛！”
林育英点了一下头：“我记住了。”
毛泽东与林育英谈了一个多小时，才依依不舍地走出窑洞。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来看望老战友林育英。毛泽东的关心与爱护，给林育英及家人以极大的鼓舞，也大大增强了他战胜伤病的信心。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30节 患难夫妻情意深
1916年，林育英与涂俊民在老家染铺结婚。
涂俊民系回龙山镇涂家大人，父亲叫涂庆虎，世代以农为业。她家与林育英家虽然很近，但两人原来没有任何交往，他们结婚，全系两家大人操办的。
林育英青年时期非常本分。尽管涂俊民不识字，家境也不是很好，他在涂俊民面前从不摆大丈夫的架子。涂俊民对林育英感情很深。她认为，她的面貌虽好，却不识字，能找上一个有文化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福分，她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理好家务。
她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将家里的事情料理得有条不紊。
左邻右舍、同学、朋友见他们夫妻情投意合，夸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20世纪20年代，因受堂弟林育南的影响，林育英向往革命，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起初，涂俊民不那么赞成林育英外出革命。有一天，她对林育英说：
“你总是说要跟育南弟一块出去参加革命，我对这事有不同的看法。”
“你有什么看法？”
“我不赞成你出去。”
“为什么呢？”
“一是危险性太大，二是难以顾家。”
涂俊民的想法，如站在家庭的角度考虑，确有道理。但此时的林育英与涂俊民想的不一样，他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解放天下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中去。他对涂俊民说：“俊民，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也要知道，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社会不公，家庭难兴。中国人民在帝、官、封的压迫下，啼饥号寒，水深火热。要改变这种状态，并使全国所有的家庭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我认定的事情，不会有错，投身革命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能理解、支持我。”
涂俊民深知丈夫的个性。她见林育英态度坚决，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再不作声了。
此后，林育英为革命走南闯北，东奔西跑，涂俊民住在老家养育孩子，照顾父母。她认为，丈夫不在家，她把家料理好，就是对丈夫的爱，就是对父母尽孝。
当然，她心里还有别人不知道的苦楚：时时刻刻担心丈夫的安全。
林育英的个性是做事特别认真、负责。他要干的事情，无论困难多大他都要去做。
涂俊民怕他在外出问题，林育英每次回家时，她总要嘱咐林育英每到一个新地方时，一定要给她写信，以免父母和她在家里挂念。
1925年12月，林育英因受重伤从上海回到老家。
他进家门的那天，涂俊民见他浑身是伤，人已变形，难过的泪水直往外涌。哭了一阵，她又想：丈夫是为革命流血，为人民负伤，应该好好护理他。
为治好林育英的伤，她四处寻医求药，有时为配一种药，她要步行一二十里路。
经过涂俊民的精心照料，林育英的伤很快好转，体质也明显增强，看着丈夫脸色一天天变红，肌肉一天天饱满，她心里十分高兴。
林育英的伤有了好转，心里又想着上海的工作，又想着如何将爱人动员出去革命。一天，他对涂俊民说：“我的伤一好，就要去上海，那里的工作离不开我。”
“你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嘛。”涂俊民说。
“那不行。”
“你的伤以后复发了怎么办呢？”
“不会的。”
涂俊民不愿他离开，他非要走。涂俊民又没有法，只好说：“等伤好了再走。”
林育英说：“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我也去？”
“嗯。”
“我不识字，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出去干什么呢？”
“干革命。”
“我怎么能干……？”
“女人一样能干革命，”林育英开导她说，“个人、家庭只有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活得才有意义。你不要犹豫，过几天就跟我一起出去。”
涂俊民望着满腔热血、一身正气的丈夫，深受感动，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从此，涂俊民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20世纪30年代，涂俊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她4岁的小儿子林汉雄（80年代曾任国家建设部部长）也被带入狱中。当时，林育英在东北狱中刚出来，一身伤病。他得知妻子、儿子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心里十分着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想方设法营救涂俊民和孩子。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的营救没有成功。
涂俊民在狱中多次受刑。当局要她交待认识的共产党员，她拒不交待。她被敌人打得遍体是伤，仍坚贞不屈，并在刑审时大骂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军警在她身上捞不到任何东西，只得将她打入终日不见阳光的黑牢中。
她以坚强的毅力，一面护理自己的伤口，一面照料孩子。
她自己身陷囹圄，心里却总惦记着丈夫林育英。她常在狱中自语道：“育英，你还在牢里吗？希望你快些获得自由，并来救我们出狱啊！”
1933年，林育英去了苏联。
两年后，涂俊民出狱。她不知林育英的下落，又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便带着小儿子林汉雄回老家养伤，并在地方从事革命活动。此时，她虽然与丈夫不在一起，却与丈夫心心相印。她总希望他工作顺利，遇难呈祥。
她把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化作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党的事业。
1935年11月，林育英从苏联回国。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涂俊民的消息，一直未打听到。他以为，涂俊民已经牺牲了，心里甚为痛苦。
1938年，涂俊民终于得到丈夫在延安的消息。她心里好高兴，当即决定带着孩子到延安去。
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这对患难夫妻，终于团聚了。自此，他们夫妇一直生活、战斗在一起。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31节 苏联专机让他人
林育英的病久治不愈，延安各界甚为关切。
那段时间，每天到医院探望林育英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他们看到一心为民族翻身、国家强盛的林育英病得如此之重，心里十分难过，纷纷要求党中央想办法挽救他的生命，使他对中国革命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为治林育英的伤病，已尽了很大的力，只是他的病太重，一时难以治好。人们不知，毛泽东对林育英的关切，超过任何人。
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与林育英相识，而且他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林育英对他有过诸多帮助。此后的20年中，他们共事的时间虽不多，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特别是他与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发生分歧后，张国焘仗着人多势大，不把他放在眼里，并另立伪中央时，林育英帮了他的大忙，使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难以得逞，避免了两路红军互相残杀的大悲剧。对革命事业有特殊贡献的林育英病重，他自然不会忘记。
一天，朱德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商量工作时，毛泽东对他说：“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因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前不久，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
朱德说：“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
朱德摇头道：“还未想到。”
毛泽东说：“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
“这个办法可以，”朱德极力赞成说，“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照下，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20世纪20年代，林育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