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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弟说：“说起来让人后怕，有一次我没有给他捎书，他以为我不爱他了，差点用玻璃割破手腕上的血管。酒有什么好的，他就是喝多了，把酒瓶打碎，用玻璃割的。我只好托关系进去看他。他瘦得像根竹竿，都是肚子里的蛔虫闹的。我往里面捎了几回药，都被狱卒给贪污了。没办法，我只好往里捎花椒。花椒泡的水，对打蛔虫有特效。他后来给我说，打掉的蛔虫有十几条，有的比腰带还长。”“说起来，还是他有福啊。现在，我就是用酒瓶割破喉管，也不会有女人爱我。”朋友说。杜蓓原以为朋友是在故意和引弟逗趣，她没料到，引弟接下来就对朋友说：“你也真该找个女人了，别的不说，孩子总该有个妈妈吧。女孩子要是没有妈妈带着，那可不行。”
夜里十点钟，杜蓓的手机响了。她以为是丈夫打来的，看都没看，就把它关上了。后来，她到阳台上观察是否还在下雨的时候，顺便又查了一下刚才的号码。原来是桑塔纳的车主打来的。她把电话打了过去。那人问她是不是被水围困在了街上，是否需要帮忙。她知道人家是催她还车。她想起来了，原来说好的，晚上七点钟左右还车，现在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她压低声音对朋友说，她有个要事正在处理，还说明天会请人家吃饭。对方问她不是要去上海吗？她这才想起来自己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刚才说着说着，她竟然把这事给忘了。“明天，我请你在经十路上的浦江旋转餐厅吃上海菜。”朋友一定被她搞糊涂了，追问她到底有没有出事。她笑了两声，干脆把手机关死了。
等她回到客厅的时候，她发现引弟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引弟再次劝她不要送站，说自己可以打的去车站。但她却执意要去。最后一段时间，引弟是在朋友的女儿身边度过的。女孩还在酣睡，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引弟阿姨就要远行了。引弟悄悄对朋友说，她从上海回来，就来看孩子，如果孩子愿意，到了暑假她可以把孩子接到济州。朋友也坚持要把引弟送到车站，他已经把那个男孩抱了起来。为了防止男孩醒来以后吵闹，把女儿惊醒，他先把男孩送上了车，再上来锁门。上车以后，引弟和朋友一直在谈着怎样帮助孩子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杜蓓没有插话。因为喝了点酒，杜蓓把车开得飞快，并且连闯了几个红灯。上了立交桥，她真担心自己控制不住车速，飞下桥面。她甚至想到了飞起来的情形，漂亮！一定像一只俯冲的大鸟。虽然雨早已停了，但车前的雨刷还在快速摆动，像一把开了又合合了又开的巨型剪刀。引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在车站的停车场，她走出车门的时候，还特意提醒杜蓓，应该把雨刷关掉。杜蓓解释说，自己是有意如此，这样可以防止瞌睡。别说，送走了引弟以后，因为酒意阵阵袭来，她还真的有点睡意了。她本来可以把票退掉的，如果运气好，她还可以卖个高价，至少可以把明天请朋友吃饭的钱挣回来，但她却懒得出去了。她想，如果朋友不在车上，她愿意就这样呆在喧嚣的停车场，一直呆到天亮，呆到明天中午，然后直接把车开到浦江饭店。她正这样想着，朋友突然拉开了车门，朝停车场外围的垃圾堆跑了过去。还没有跑到目的地，他就跪在了一片水洼之中。他呕吐的姿态，远远看去就像朝圣一般。他的身边，很快出现了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人。那人一边抽烟，一边等着罚他的款。这个夜晚，她当然不是在停车场度过的。她得把朋友送回北环以北。
在车上，醉意未消的朋友向她讲述了自己怎样向引弟求爱，而引弟又是如何拒绝他的。前者在杜蓓的预料之中，后者在杜蓓的预料之外。当然她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竟然会在朋友家里留宿。当他们滚到床上的时候，她觉得他的嘴巴就像一个大烟缸，但她并没有推开他，而是听任他舔她的脖子，吸她的耳垂，揪她的乳头。有那么一会儿，当他死命插入她的时候，她听见他好像喊了前妻和引弟的名字。她还听见自己的喉咙不时地发出阵阵低吼，就像威尼斯的水在咬着楼基的缝隙。天快亮的时候，楼下的肯德基快餐店的防盗卷门拉起来的声音，将她惊醒了。
迷迷糊糊之中，她还以为那是火车刹车的声音。她一骨碌爬了起来。床头穿衣镜里的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把她吓了一跳。她趿拉着鞋穿过客厅时，看见朋友正搂着女儿坐在沙发上。她听到了女孩的哭泣和朋友的叹息，但他们谁都没有吭声，好像这房间里并没有别人。几分钟之后，当她拉着儿子下楼的时候，儿子还没有完全睡醒，像尾巴似的拖在她的身边，使她的脚步都有些踉跄。坐到车里以后，她有些清醒了。她隐隐感到下身那个入口的上端有些发麻，就像……就像那里夹着一粒花椒。隔着甩满泥巴的车窗玻璃，她听见小区里的高音喇叭正报告着各大城市的天气状况，申奥宣传活动，儿童节前后旅游胜地的安全问题，等等，等等。
导师死了导师死后 （1）
1
许多年来，我经常想起导师吴之刚教授。他是一位民俗学家。有几年时间，他是全国最年轻有为的学者之一。他还差点当上了博士生导师。他死了，这把贵重的交椅就让别的教授给坐了。要是他得了什么很关键的病，脑溢血、癌症、一触即发的心脏病，问题都好交待。
事实上，他跟这些要命的病没有瓜葛。童年时代，他曾患过一种常见的哮喘病，对花粉、露珠、新鲜的冷空气过敏，然而哮喘病并没有在他的生理上留下后遗症。在他以前的病历卡上，惟一重要的病例是他曾经扭伤过腿，离伤筋动骨还差得很远，两贴膏药就对付过去了。当然，他曾被误诊为肝癌。他就诊的枋口温泉疗养院为此事向他道过歉。他死后，医生们又一次化验了他的肝，确诊他只是一位症状较明显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像他这样的病人，全国有一亿二千万人，实在算不上特殊，这样的病也太常见了。
然而，我却经常回想起那个具体的情景：他站在教堂的鎏金圆顶上凌空欲飞，在雪景的映照下，他赤裸的身子活像一只大鸟。我看见他走到那个窄小的平台边缘，不停地打着寒颤，而我却捧着他日后的桐木骨灰盒站在地面上仰望着他。后来，他就落下来了，下落的时候在空中划了一道浓黑的暗影，暗影蔓延过雪迹、花径、水沟，来到我跟前，将我笼罩。我在那浓密的暗影中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我还会看到缪芊和常娥也在这暗影里，当暗影褪尽的时候，只留下我和常娥还站在那里……这样的情景多次潜入我的睡眠，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曾在吴之刚教授门下读了三年硕士，但这层师生关系似乎并不能构成我惊梦的缘由。
他死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没有能看到他死时的情景。他在疗养院住了半年多，师母缪芊有事提前回校之后，他是由常娥陪着度过了最后那段光阴。可以说，导师的晚年（如果只活了四十一岁的人也有晚年的话），是他一生中最不清晰的一段日子。
一只潮湿的骨灰盒足以容得下他的生平，但我总被那些更详尽的事缠绕着，他晚年的故事在我眼前挥抹不去。
2
1989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接到疗养院的院长王明川医师的电话，他告诉我，导师出事了。我骑车去找师母缪芊，在家属院的门口偶然遇见了常娥，她站在快食店旁边，像是在等待什么人。她提着一只朱红色的皮箱，仿佛准备出远门。我正要上前跟她打招呼，她却匆匆走开了，淹没在人流中。显然，她没有看到我。中午的时候，我才等到缪芊。她到学校看孩子去了。她问我：“王院长究竟是怎么说的？只说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说，王院长只告诉我出了点事，得派人去一趟疗养院。“你那么相信院长？”缪芊说，“院长可能跟你的导师翻脸吵起来了。”缪芊说着，就忍不住地笑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当天下午，我们就赶到了疗养院。疗养院离市区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建在一片山间平地里，它原是殖民地时期的教堂。在雪影之中，它就像是一座古老剧院里画工精良的布景，很远就可以看到它的主教堂的灰色的圆顶。有五六个病人排着一字纵队从我们的汽车边走过。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院歌《春天降临》。我们沿着凋敝的花径往门口走去时，师母突然问我：“你最近见到常娥了吗？”她仿佛只是随便问问，并不要求我作回答。因为她又转过脸与司机开起了玩笑，问司机这样跑一趟，除了上缴一部分之外，自己还能落下多少钱。司机笑而不答。师母说：“你应该请客，请我们两人吃顿饭。”
师母说着，又附和着那几个病人唱起了《春天降临》。一直唱到第二段结尾，我们才走到门口的阶前。师母突然站住了脚，自言自语地说：“王院长怎么没有到门口迎接我们？”她话一出口，就又显得犹豫不定。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他一周前还回过家，现在能出什么事？”我们已经走进大院。师母随意地朝各处张望着，仿佛沉浸在故地重游的喜悦里。最早发现导师尸体的人，是一位患有皮肤病的讲师。那天中午，他到教堂浴池里泡澡。他走出教堂的时候，已是午后两点钟左右。他站在教堂的台阶上，让阳光照耀着他那锈迹斑斑的皮肤。这位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现在怀疑温泉浴池对他的皮肤病是否能起到疗效。
在他的身边，从教堂圆顶上流下来的雪水汇成水流，流向道路两侧的阴沟和花径。导师就是这时候从教堂顶上掉下来的。这位讲师突然看到一个被雪水洗得非常洁净的东西趴在台阶上。他被这个情景吓呆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惊叫着跑下台阶，没跑几步，就自己绊倒在道路上被雪水泡得松软的细沙上面。我和缪芊由护士陪同找到这个人时，他正在诊所里接受治疗，他已经知道那个从空中掉下来的人是吴之刚教授。
“是我最先看到死去的吴教授，”他有点儿自豪，后来，他紧紧盯着缪芊说，“我很想抽空跟你聊聊，要不是我发现了，你现在还不知道他死了，你得给我一次聊天的机会。”缪师母倚着门框说：“现在就可以聊。你的病又加重了吧？”“相反，它减轻了。”讲师说。讲师把袖子放下，又把裤子褪下，让护士打针。护士说：“早上不是刚打过针？”讲师一边提裤子，一边说：“你现在是一个人睡还是两个人睡？”“两个人睡。我和儿子。”缪芊说。“吴教授死前已经跟常娥搞上了，你不知道吧？”“知道。”“知道了就好。”我跟着他们一起走出诊所。陪我们来这里的护士苏菲小姐一直忍不住地笑着。
讲师边走边畅谈着他对导师之死的看法。他给人的印象总像是在卖弄学问。他有意地向缪芊靠近，缪芊却机警地跟他拉开了距离。“吴先生在模仿莎翁笔下的奥菲莉亚，”他说，“假设他早就看中的教堂圆顶并不是什么好景致，再假设这一带也没有可以摔死的地方，而是一片海滩地，吴之刚就不会找死了。”他字斟句酌地说。缪芊听完了他的想法，突然加快了脚步。我紧跟了上去，讲师却一把拉住了我，低声问道：“她对我的印象还不错吧？看在我最早发现吴先生的分儿上，实话告诉我。”“她就要嫁人了。”我说。“又没有赶上趟。”他摇着头，停下不走了。
我和缪芊并排走的时候，看到她已经非常疲倦。她提出要到墓园看看。疗养院有自己的一片墓园，那里是整个院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环境优雅，四周是经年的槭树和雪松。雪松虽然矮小，但它的锥形树冠仍在墓园的砖石和碑顶上留下了浓阴。一圈铁蒺藜的栅栏把墓园围了起来，只留下一道供人进出的小门。栅栏外侧的花圃里植有金光菊、女贞子和锦葵。已有不少名人安葬在那里，犹如果实召唤着秋天来临，那些长眠于此的名人也在九泉呼喊着后人团聚。导师生前经常散步的那条通往墓园的小道上撒着一层细沙，赋予了它悠闲的小径风情。疗养院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片墓园带来的。缪芊脸上闪过一丝笑意，她的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她说：“把他埋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了。”“什么时候？”“先看看他再说，还没有机会去看他呢。不知道是否已整过容了。”她脸上的笑意骤然间消失了。她问：“你找到院长了吗？”“没有。医生们说他有事出去了，要明天才能回来。”“等他回来，跟他商量一下，把你的导师就地埋掉算了，多好的墓园啊。”“院长会同意吗？”“他求之不得。不要忘了，你的导师也是个名人。”她说，“王院长又能跟你的导师谈到一块儿，他们总是无话不谈。再说，王院长有搜集名人尸体的爱好。”我们一直等待王院长回来商谈此事。
他在两天之后才从外地赶回疗养院。这期间，我和缪芊曾到停尸房里看望导师。他卧在塑料花丛中，整容之后，反而比活着时还要好看。他那有些凸出的嘴部、下巴由于枕头垫得较高而不太明显了。他的嘴巴仍然裂开一条粉笔般粗的缝隙，他平时就保持这种嘴形。
师母站在他的脚边，默默地端详着他，那是她最宁静的时刻，我从未见过她如此地安静。她无论什么时候都给人一种躁动不安的印象。她手指拈着覆盖着导师的白单子的一角。护士苏菲说：“掀开看看吧。”师母制止了她。苏菲说：“吴先生只是变短了一些，其余的都一样。”我也觉得他变短了。王院长回来之后，缪师母问他该怎么处理。院长说：“你看呢？”“也埋在墓园吧。”院长看着已经准备好的那口舢板一样的棺材，陷入了沉思。后来他说：“恐怕不行，因为墓园已挤满了。我看还是火化了好，火化之后，骨灰先存放在这里，等我们新建了墓园，再把他挪进去。这是折中方案。”“墓园里不是还有空地吗？一个人也挤不进去？”缪芊说。“墓园里应该保持疏朗的感觉，塞得太满会不好看。”他说。“要是吴之刚还没死，这话你会对他说吗？”缪芊抬高了声音，像是要跟他吵架。院长朝塑料花丛中的导师望了一眼。
他的舌头在嘴里顶着腮帮，两个腮帮交替地鼓起来，又凹陷进去。这位精神分析医师等缪芊说完之后，才沉静地说：“他已经死了，所以不存在你所说的假设。我们也不是图省事，实际上先火化再埋葬更加费事。值得高兴或者说值得我欣慰的是，他将是新墓园的第一位住户，你知道，我跟他向来很能谈到一起。”
但是他的话对缪芊难以奏效。缪芊还是跟他吵了起来。她说她宁愿把导师拉回城里火葬，也不愿在这里跟院长磨嘴。院长说：“这难以办到。死在这里的人得由我们处理，这是疗养院的规矩。”“你的规矩太多了吧？”师母说。“那是文明的标志。”院长说。他一句话呛得缪芊说不出话来。他仍然不放过她，继续说道：“你确实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不愿合作的家属。对不起，我说错了，你们已经离婚了。”最后还是按照院长的意愿把导师火化了。
那一天道路非常难走。在丘陵和山冈的背阴处，在所有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积雪尚未消融。那个舢板一样的灵柩关闭着，上面撒满了花沫纸屑。抬灵柩的是从附近的一个村子雇来的农人，他们像进城办事那样打扮了一下，打着领带，戴着皮革手套，使人看起来觉得不舒服。他们为农闲时节揽上这件差事而高兴。折腾了一天，我们在黄昏时分捧着骨灰盒回来了。缪芊没有再回到疗养院，她拦上一辆过路车回了城。等车时她对我说：“不关我的事了，或许本来就没我的事，我只是跟着瞎忙。这一下好了，我犯不着再和王明川打交道了，但是我想到他还是来气。”我捧着骨灰盒，目送那辆装满手纸的货车消失在道路的尽头。我看着手里的盒子，它是用桐木做的，在野外清冽的空气里，它仿佛散发着桐花的香气。
导师死了导师死后 （2）
3
缪芊走后，我又在疗养院住了两天。我想仔细看看导师最后生活过的地方。导师住院期间，我曾来过两次，每次都有事脱不开身，难以到各处走动。现在，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这里的病人大多博览群书，不少人能把自己的病升华到学术高度来谈论，解释肌体生病的合理性。
有一次我在菜园里遇到一位正在锄草的病人，他看上去凡事都心不在焉。他的下牙床上残留着部分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