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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800多年前，金王朝建都燕京后，钓鱼台这个环境优美，景色绮丽的地方，便成了帝王臣子消遣游乐的场所。1959年10月1日，在新出版的北京市城区地图上，钓鱼台与中南海一样，被一块没有任何标志的绿色覆盖。这块绿色禁区里，崛起了一座气势恢宏、风格典雅的“东方第一宾馆”——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国宾馆是一座特殊的宾馆，这里看不到富丽豪华的大厦，听不到车马人声的喧嚣，只看到高高围墙上伸出的翠绿茂密的林梢，大门中央灰色假山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门前威武挺立的身着戎装的武警战士。闪着彩灯的前导车，带领着如流水的车队，风驰电掣般经常出现在这条迎宾路上，隆重庄严的气氛，给钓鱼台国宾馆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吸引着人们追溯它兴建的缘由。
钓鱼台国宾馆于1958年9月动工兴建，于1959年10月正式使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接到北戴河传来的消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几项重大建筑工程，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时投入使用。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也是令人焦急的消息，因为距国庆十周年大庆，时间很短了！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十周年到来之前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外还要兴建一座国宾馆，供参加十年国庆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居住。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副市长冯基平、计委主任王纯、建委主任赵鹏飞、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市政局长贺翼张、冯佩之，还有沈勃。会议认为：由于时间十分紧迫，除建筑材料、施工机械要立即准备外，设计工作是关键，故决定召开设计人员动员大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以尽早提出设计方案。
因为这十大建筑的基址早已确定，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随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于广场的东、西两侧兴建。其他馆址也已确定了具体位置，所以会后便开始了设计方案及其各种建筑材料的准备。
国宾馆的兴建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他指示外交部，为迎接1959年的国庆，建一个国宾馆。
外交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专门成立了选址小组。选址小组从东城到南城，从北城到西城，选了几个地方，都感到不满意，最后选址小组来到了西郊钓鱼台。
作为首都著名的园林古迹之一的钓鱼台，环境优美，景色绮丽。选址小组一行人来到这儿，登上高台，放眼望去，玉渊潭全景尽收眼底。园内，绿绿的假山，弯弯的石径，潺潺的流水，高高的翠竹，完全是一派江南园林的风格、意境。
选址小组在这园林中仔细地审视，他们来到玉渊潭与湖相连的潭边，看到一座大砖台，乾隆亲书“钓鱼台”三字，横嵌在正门之上，门内壁上还嵌乾隆书《钓鱼台诗》刻石。古迹依存，新馆将立。选址小组又在钓鱼台内观看了其他几个地方后，当即研究决定，在这儿兴建国宾馆。
选址小组认为，外宾专机降落飞机场，从机场乘车进入首都，经建国门到东西长安街，在饱览市容之后，再进入国宾馆，能使外宾感受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
基址确定之后，选址小组便给中央正式起草了在钓鱼台兴建国宾馆的报告。中央经过研究讨论后批准了选址小组的报告，决定在钓鱼台兴建15幢造型各异的别墅，供参加十周年国庆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居住。
第四部分 新中国钓鱼台第38节 国宾馆设计师的回忆
在钓鱼台兴建国宾馆确定之后，新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承担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36年之后，建筑大师张开济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文章给我们披露了当年国宾馆在设计和施工等方面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十大工程破土动工之时，钓鱼台国宾馆的兴建工程也已展开。
新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承担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与他合作的建筑师是刘友鎏、徐文如。
张开济，1912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1936—1937年，任上海、南京基泰工程司助理建筑师。1937～1939年，任成都、重庆新华兴业公司建筑部建筑师。1939～1941年，任上海鹏程工程司建筑师。1941～1942年，与费康、张玉泉合作开办上海大地建筑事务所。1942～1949年，开办上海、南京伟成建筑师事务所。1950年以后，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同时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建筑大师张开济，在设计上以讲求实效出发，不片面注重形式。他曾先后设计了几十项大的建筑工程，为我国建筑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9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文史资料》收录了张开济的《参加国庆工程没计的点滴回忆》文章，讲述了他参与设计和施工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张开济在文中写道：
人们对有伟大贡献的政治家往往尊称为某某事业的“设计师”，或“总设计师”，已故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国庆工程中，正是一个真正的“总设计师”。他在国庆工程中不仅总抓全局，而且往往亲自出谋划策。
周总理常说，外事无小事。所以在国宾馆的设计施工中，周总理曾多次过问，并到施工现场予以指导，对建设布局，园林布局等诸多方面都作了具体的指示，使得国宾馆建设非常顺利。
为了争取时间，国庆工程几乎都是边设计、边施工的，国宾馆工程也不例外。而且更有甚者。当时我们设计组的图房里总是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其间不但有设计人员，而且还有施工单位的人，他们是来坐等图纸的。往往一幢楼的基础图纸完成时，已在午夜，他们就马上拿到工地上，连夜放线、刨槽，真可谓分秒必争，急如星火。国庆工程有关人员废寝忘食的冲天干劲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超速度的出图，所以图纸上甚至设计上的各种错误在所难免。为了尽可能的减少一些永久的遗憾，有时需要进行返工，而工程又奇紧，工地很不愿返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作为博物馆和国宾馆两个工程的总主持人，我有责任来协调这些矛盾。因此我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和工地负责同志打交道，说服他们同意办理“洽商”。当时博物馆的施工单位是—第五建筑公司，负责人是江平同志，国宾馆的施工单位是第四建筑公司，负责人是董文江同志，我想当时对他们两位来说，我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一找到他们，总没有好事，就是要求返工，而我自己也是一肚子委屈。因为在解放前，作为一个建筑师，在工地上都是我说了算，而今我却要处处求人，实在不是滋味，不过一想到国庆工程的重大意义，我为它“任劳任怨”也是心甘情愿的。
国宾馆的钢窗图纸画得不够清楚，以致全部钢窗做成后，每档窗中间都多了一道横梁，很不好看。我们要求加工厂返工，他们不同意，结果我只好上告到赵鹏飞同志那里，希望能获得他的支持，可是他也一口拒绝。平日鹏飞同志对我都比较客气，这次却毫不留情，不过鹏飞同志从来办事公正果断，他这个决定更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当然我只能知难而退了。
国宾馆的大门是我亲自设计的，连门灯的设计也是我自己画的有比例尺的草图，可是这一对门灯做成之后，却发现和下面的门墩相配显得太小了。后来细细查看图纸，才知道负责绘图的同志把比例尺搞错了，可是重新制作，时间上已经不允许了，苦苦哀求加工单位也没有用了，于是只好在灯座和柱顶之间加了一些线脚作为过渡，这样才把这对门灯勉强用上去了。如果今天有人注意一下国宾馆大门口，就会发现这大门墩的形式有些像一个人戴了一顶尺寸小号的帽子！
国宾馆工程的甲方是外交部，当初外交部派来了几位干部来和我们一同草拟设计任务书。这些同志可能过去接触苏联早期建筑比较多，所以对于宾馆内部房间的面积和高度提出了太大和太高的要求（尤其是对高度）。我费了很多口舌与他们据理力争，总算稍稍降低了一些尺度，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偏于高大。有一次陈叔通老先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对我说：“你们设计的宾馆，房间太高太大，我这个小老头子睡在里面感到空空荡荡，很不舒服，我在汉口住在一家外国旅馆里（过去的德明饭店），那里的房间大小高度比较适中，使我们感到很亲切，所以你们建筑师一定要懂得房间并不是越高越大就越好住啊！”陈叔通老先生是我的世交长辈，而且言之有理，我对他的教诲当然只有唯唯称是，可是他不知我又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呢？
总之，由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和其他种种原因，国宾馆工程是存在不少缺点的，不过我认为当时刘仁等领导同志所决定的一些设计指导原则，现在看来仍然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原则就是采用分散式的低层建筑，围绕以中国式的小桥流水和庭院，这样既与原有的钓鱼台古建筑协调，又有别于城内高大宏伟的古建筑，使之别有一种风格和情趣。可是现在迎宾馆院子内，却新建了一座三层楼高、琉璃瓦大屋顶的大型宫殿建筑。我未曾被邀参与这个设计方案的讨论，否则我是会坚决反对这样搞的。因为这庞然大物的复古建筑给人的印象是把中南海的宫殿放大了而搬到了钓鱼台的旁边，它使钓鱼台已有的建筑群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风貌和尺度，也和刘仁同志原来的意图完全背道而驰了。
国宾馆落成之后，立即用来接待前来庆祝我国庆十周年的各国元首及贵宾。事后彭真同志对我说各国贵宾对于住处均表示满意，只有苏联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嫌浴盆太小，彭真同志答应他，等他下次来华时，一定让他在更大的浴盆里洗澡。因此彭真同志就让我研究如何改装浴盆的问题。其实迎宾馆用的都是六英尺长的浴盆，不算小了，再大就得特制，而且赫鲁晓夫的个子也不高，不知他为何有此特殊要求？好在赫鲁晓夫此后也没有再来中国，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建筑大师张开济在文章中还写道：“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国庆工程，从规划开始，到设计，到备料，到施工，最后到全部竣工交付使用才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实际上只用十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世界建筑界的一个奇迹。”
是啊。这的确是一个奇迹！这奇迹值得建筑大师张开济自豪，也值得中国人民自豪！
第四部分 新中国钓鱼台第39节 东方第一宾馆——钓鱼台国宾馆
庄重典雅、雍容华贵的“东方第一宾馆”钓鱼台国宾馆，以它天生丽质、卓绝风姿，吸引着全世界五大洲的宾客。让我们抖落它那神秘的面纱，走进钓鱼台国宾馆，实地领略它的芳容。
庄重典雅、雍容华贵的“东方第一宾馆”——钓鱼台国宾馆，以它的天生丽质、卓绝风姿，吸引着来自全世界五大洲的宾客。
它是中国、也是东方唯一一座具有皇家气派的现代化超五星级园林别墅宾馆；更主要的是它记录了我国相当一部分重大国事活动。它是国家大事的晴雨表。
在人们眼中，钓鱼台国宾馆是神秘莫测的，那森严之后蕴藏的如仙如幻的美景，却更强烈地诱惑着人们。从肃立着武警礼兵战士的东大门进入国宾馆，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题有“钓鱼台”三字的大花坛。北面是一片参天古木，浓荫下几只孔雀在悠闲踱步。西面玉泉山水穿玉渊潭，过“八一”湖静静地注入院内，横贯南北，曲折迂回于亭台楼馆、林木石桥之间。湖中成对成双的天鹅、鸳鸯、丹顶鹤，尽情地嬉戏，湖边垂柳依依，在微风中起舞，湖畔甬路曲折幽深，原钓鱼台行宫和背后建的宾馆连成一片，古色古香。那金碧辉煌的总统楼，花香四季的丹若园，九龙缠柱的宴会厅，足以令人惊叹、流连。
还是让我们抖落钓鱼台国宾馆那神秘的面纱，走进钓鱼台国宾馆，实地领略它的芳容吧。
现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始建于1958年10月23日，在旧宫原址的基础上，兴建了15座宾馆楼（现在为17座）。1959年8月全部完工，是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一。这次兴建，其规模宏大，布局和谐，玉渊潭水流经馆内，曲折迂回于亭台楼馆和林木石桥之间，沿岸四周建的15座宾馆楼，既有现代设备又有民族风格，中西合壁，纷呈异彩，成为独具皇家气派的园林别墅宾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宾馆，用于接待各国元首、政府首脑等高级国宾馆。为尊重外国贵宾的习俗，宾馆楼中没有设1号和13号楼。
钓鱼台国宾馆面积42万平方米，水面8万平方米。内有树木11万株，全园绿化程度达百分之百。石榴园、桃园、海棠园、樱桃园散布四周，整个宾馆四季长青。河流、水塘、湖泊由18座汉白玉桥相连。掩映在无数奇花异卉中的每座别墅错落有致，每栋都有团长套间、副团长套间、豪华套间和标准间，都有高级厨师长主持的餐厅。还有会客厅、会谈室、宴会厅和私人小餐厅，室内装饰豪华雅致，充溢着悠久中华文化的古色古香。整个宾馆共有350套完全现代化设施的客房。
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位于国宾馆东门右侧，在这里举行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6号楼，位于宾馆北门的右端，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时，就住在这里。这年7月9日下午4时，周总理在这里的客厅门口与基辛格微笑握手时曾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9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惋惜地感叹道：“遗憾的是这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从此，冰冻的中美关系，开始悄悄融化了。
12号楼和18号楼是专门用来接待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元首楼”。两座楼都是用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琉璃瓦盖顶，宏伟壮观、富丽堂皇，好似两座宫殿，一南一北，遥遥相对，屋顶琉璃瓦一黄一蓝，交相辉映。
12号楼位于清行宫附近，是一座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两层楼，楼身洁白如玉，楼前高悬着三盏大红宫灯，楼顶是琉璃瓦制成的飞禽走兽。每间漂亮的客房里，墙上都挂着明清时的宫廷画。办公室内，乾隆时期的景泰蓝圆桌和两对绣墩，是国内仅有的一套，室内的一套红木办公桌，是明朝时期制作的。一层楼设有328平方米的室内花园，光线充足。花园内有水池、假山、溪流、涌泉和各种花木，如芭蕉、鱼尾葵、巴西木、龟背竹、绿萝、常青藤等，其间还配以月季花、杜鹃花、梅花、山茶花等四时花卉盆景。一年四季花木扶疏，婀娜多姿，芳香徐来，给人怡乐无穷的感觉，起名为“四季厅”。这是我国领导人会晤外宾的地方。二楼为元首卧室，卧室附近为餐厅。餐厅座椅为多哥共和国总统所送，它们用整木雕刻而成。
同所有的一流宾馆一样，12号楼也有它单独的总统套间，总统套间分总统卧室和夫人卧室。夫人卧室女性色彩十分强烈，雅致的低柜环绕房间；圆形的席梦思床上，铺着淡粉色床罩，别致高雅的角式床头柜上，围着一层帷幕。总统卧室内的器具以中式为主。红木雕花的床上，雕有116条形态各异的龙，它仿明代龙床复制，重达1。2吨；床榻上是现代的席梦思，床垫上，罩有浅色织花床罩，由兔毛、羊毛和丝混织而成。床前一根带底座的立柱上，一条扶摇而上的盘龙，衔宫灯一盏，彬彬而侍。卫生间里，采用汉白玉铺设地面，浅黄色大理石作四壁，十分谐调。宽大浴盆多孔出水，可以利用水的冲击力，起到按摩的疗效。据说12号楼里的那张龙床曾令中东某国皇后惊叹不已，甚至要求订购一张与之相同的复制品。
可与12号楼媲美的是18号楼，18号楼位于宾馆的中心位置，三面用青瓦白墙围起，一面临水，自成一统。两座铜狮伫立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