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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仙鹤自讨了个没趣，便夹着尾巴飞回到储秀宫。回来后，又立在储秀宫门前，可是左腿上老是带着这么一块伤。谁看见，都说它是献媚不成，自讨没趣。
直到今天，那块箭伤还在呢！
小太监讲的眉飞色舞，溥仪听得入神，可上课的事给耽误了。
此时，他的汉学老师陈宝琛已来到溥仪跟前，催他赶快回去学习功课。
陈宝深最讨厌太监给溥仪讲“鬼力乱神” 的故事。他对溥仪的学习要求很严，每天除了读经书念圣训之外，还常给溥仪讲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他要溥仪自幼立志读书。将来发奋有为，以复辟帝业。他经常给溥仪讲：“立大功成大业者，必有一番自治之能力。尤其动静起居食息诸事，皆有一定之时刻。如曾国藩在军营里，每日必有日记数则，读书数篇。胡林翼在军营里，每日必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近时，世界文明诸大国君，其于每日应于何时起身，何时运动、休息，皆有一定之时刻钟点，常久不变，故能使其国日臻强盛，人民享受幸福，非其明效大验欤！”
陈宝琛，1848年生，福建闽县（今闽侯）人，字伯潜、又字彛郑�17岁中举人，21岁中进士、工诗文、精书法，有“才子”之誉，一生经历了清代的道、咸、同、光宣五朝和民国时期，1911年7月起任宣统帝师，“久寓故都，同光老辈，鲁殿巍然。”“九·－八事变”后，反对溥仪潜往东北，1935年在北平抑郁以终，享年88岁。
陈宝琛在帝师中是任职最早、任期最长、和溥仪感情最深的。溥仪后来回忆道：“在我身边的遗老中，他是最称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给溥议授课非同一般。不能留作业、不能考试，更不能责罚，讲授内容也以经史为主，这是皇家的传统。为了使溥仪在上课时能认真听讲，还给他配了“伴读”，职责是代皇帝受罚。溥仪学业进步还是很快的，大概是受这位书法家兼诗人的影向，从小就对这两方面很感兴趣。溥仪的字笔势飞动，酷似其祖乾隆。诗也写得不少，但流传极少，现存的几首诗中有一首是在1912年给陈宝琛的祝寿诗：松柏哥哥，终寒不调。训予有功，长生不老。这年溥仪仅7岁。
陈宝琛不仅是师傅，也是溥仪的顾问，皇室之事凡须溥仪过问者事先都要经过他。随着溥仪年龄的增长，他在陈宝琛心中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加之庄土敦入宫授读以来，他日益醉心欧化，剪了辫子、安了电话、骑上了自行车，后来甚至裁撤了太监，每日谈话时也常不自觉地说出几句英语。看不上这些的陈宝琛时常劝谏，但这并未影响溥仪对他的感情。1922年夏陈宝琛患病休养，溥仪曾登门探视，同年溥仪大婚时，晋升陈宝琛为“太傅”。清一代，得到这种荣誉的人并不多。
也正是由于陈宝琛教溥仪读书的时间最长，对溥仪的影响也最深，所以溥仪很信任他，事无巨细，溥仪都要问一间这位稳健谨慎的“ 智囊”。为感谢陈宝琛教学有功，逊清皇室给陈宝琛以优厚的待遇，仅养廉银一项，每月就有银七百二十两。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20节 溥仪将钓鱼台赏赐恩师陈宝琛（2）
不仅如此，溥仪还将北京西郊大型园林玉渊潭钓鱼台赐给陈宝琛。清朝末年，钓鱼台虽已是座荒废的园林，“白藕无花池水涸，推余松柏摩高天”。（樊增祥《游钓鱼台》）但陈宝琛喜欢钓鱼台有林木泉石之胜，便将旧园重新修葺，以为游玩之所。他喜之不尽地设宴狂饮数日之后，立诗社，招游客，日无虚席。每宴必赋诗，最后赋诗题咏成册为《陈太傅钓鱼台赐庄图咏册》。
《陈太傅钓鱼台赐庄图咏册》，全册裱为22开，每开纵31厘米、横36厘米。首开，许宝蘅篆书“陈太傅钓鱼台赐庄图咏”10字。册内，周愈绘钓鱼台主要景点两幅，每幅纵24。5厘米、横32。5厘米。
第一幅，养源斋图。画面参天松括，老干挺拔，枝叶苍翠。一条小径，直通斋前，斋室宽大，正厅五间，四周景物清幽。画右下侧题“养源斋”，款署“愈”，下吟白文篆书“霾予”印。
第二幅，潇碧轩图。画面碧水环流，绿柳垂堤，掩映着一处小屋，潇碧轩整个建筑呈品字形，三面临水。可以垂钓。轩前小桥通往养源斋。画右下侧题“潇碧轩”，款署“愈”，下吟白文篆书 “周愈”印。
周愈是陈宝琛的同乡，福州人，字雨渔，又字郁如，晚号四香室主，系清末名画家，善山水，宗王时敏、王原祁。人物宗陈洪绶，笔致深沉有力。这两幅画，色彩淡雅，笔墨秀丽，真实地描绘出钓鱼台养源斋与潇碧轩两组主体建筑的特色及独特的园林风光。
册中题咏者有17人；有著名的诗人樊增祥、周树模、林纾、陈衡格、林志钧等，计诗词十九首。
陈宝琛《钓鱼台招饮诗》这样吟道：
耻从农圃较肥晓，休暇林泉乞把茅。
槁壤及今犹望泽，危枝何处可安巢。
不材老我输文木，共济须君愧若匏。
啸傲名园春物足，看山倘更过西郊。
款署“次韵奉和沈观侍郎钓鱼台禊饮见赠之作，即希教正。宝深呈稿。”下钤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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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观侍郎”即周树模，字少补，号沈观，又号泊臾，室名“沈观斋”，湖北天门人，光绪己丑（1889年）进士，曾任黑龙江巡抚等职。著有《沈观斋诗集》。他和陈宝深都是清朝的遗老。
周树模见到陈宝琛的《钓鱼台招饮诗》七律一首后，便模写了一首呈陈定琛的《钓鱼台招钦诗》，诗云：
海水全枯土脉硗，白头一老此诛茅。
车驱每自穿驴市，鸟过犹应恋凤巢。
花市无多须对酒，松身附赘可为匏。
壁间剩有宸章在，谁解寻碑到近郊。
款署“晚生树模呈”，末铃朱文篆书“泊叟”，诗笺下角印有“沈观斋”三字。
二人在诗中都流露出对清帝的怀念之情及个人惶惶不安之状。
樊增祥《钓鱼台歌并序》对钓鱼台的历史及赐园的经过称：
钓鱼台者，先朝之高宫别馆也。出阜成门三里西近，有台翼然，临高粱河下辟三门。高宗时，于御宿之区，寓疏凿之意，开河引水，达于城壕。亭榭十余所，一如内苑之式，曰养源堂，曰潇碧轩，曰澄漪亭。奎藻标题，号为奇胜。坡至高下，松柏茂密，大皆合抱。垂虹交映，玉水周环，山戴亭而水绕阁，石当衙而松鸣屋也。道、咸以后，金舆稀幸，年久失修。光绪庚辰夏。余与黄再同侍张文襄师来游，则玉殿苔荒，金铺草蔓。宫监导引至养源堂小憩，师戏曰，此在朝廷为闲废之所，何不以赐小臣乎！近者宣统帝以其地赐闽县太保。
张元奇《游钓鱼台诗序》称：“台去阜成门四里许，为金主游幸之地，乾隆间纯庙曾驻跸于此，岁久荒废。彛痔Ｏ财溆辛秩ぃ胗谀谖窀熳庑掭荩晕喂壑！薄 �
裴维侒《游钓鱼台词序》称：“辛酉三月二十日，陈伯潜太保招饮平秩门外海楼钓鱼台，旧苑重新，台树补葺，杂花初发，奇松郁如，唯古藤一本最巨，盖前代物。曩昔为圣驾谒西陵警跸经行暂驻养源斋进茶处，其潇碧轩环流，澄崎亭立望西山一角。’
陈衡格1921年诗并序称：“韬庵太老师招饮望海楼，出观古画名迹，同座有日本书画赏鉴家小田切、井土、小室请君，畅叙尽欢，即席赋呈：
望海楼如绿野堂，宗臣耆宿继辉光。
乔松双寿符人瑞，讲席孤忠老帝乡。
近郊久荒金辇路，当筵今挹玉壶浆。
琳琅更为谈瀛客，净扫风轩发此藏。
望海楼接即钓鱼台。陈懋升辛酉（1921年）六月《钓鱼台》诗句：“何时始起钓鱼台？至今人呼望海楼。”可知，在民国十年时钓鱼台又名望海楼。
《陈太傅钓鱼台赐庄图咏册》，虽题咏者多寄遗臣之憾，但从几段诗序来看，仍不失为研究钓鱼台历史的一份珍贵资料。陈宝琛死后，此册归其后人收存，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再说陈宝琛将钓鱼台作为游宴邀朋吟诗作画之地后，高兴地说：“宣统帝是个明白人。”可陈宝琛没有高兴多时，便遭致各界的反对。尤其是北平大学农学院，早有改玉渊潭钓鱼台为校舍的打算，为此，对陈氏在钓鱼台大摆席，招友吟诗的举动极为不满，便发表声明，组织请愿，迫使陈宝琛“自动”交出钓鱼台。陈宝琛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最后不得已将钓鱼台交出。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21节 溥仪出租钓鱼台
行宫是皇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休息的宫室。清代二百余年间，曾建行宫数座，但随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清王朝上崩瓦解，昔日行宫多已破损，清室无力修复，再加上清室本身经费也相当困难，无奈之下，溥仪便决定出租行宫。
我国古代皇室帝王都建有许多富丽豪华的皇宫和行宫别苑。所谓行官，是指皇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休息的宫室，也就是皇宫之外的离宫。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就是关于行官的记载。行宫有冬宫、夏宫之分。根据我国古代园林史记载：行宫大部分是依天然风景区建造的。这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修筑的“骊山汤”行宫。此行宫唐代时又进行了扩建，改名为“华清宫”，它就是一座“冬宫”。另外，隋唐时营建的 “仁寿宫”，唐代也进行了扩建和改建。经修复后更名为“九成宫”，它是一座“夏宫”。
清代，康熙14岁亲政后，富有政治韬略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告诫康熙：“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意思是要康熙注意边防建设，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不要忘记武备。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康熙主张不筑长城，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把蒙古诸部建成“塞上雄藩”，使其“众志成城”。因此，康熙十六年出塞北巡，又设置了“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并把岁幸秋狩大典立为家法，以期“威武远扬，塞垣清晏”。这样，从北京至木兰围场，清帝及随行的皇亲和官员都要在沿途休息，所需用的大量物资也不能只靠驼载、马运，需要建立行宫来解决。据记载，皇帝出巡，20里一休息，40里一住。因而，在康熙时期，光是从北京至古北口就修建行宫7处：蔺沟、石槽、怀柔、密云、罗家桥、瑶亭、王家店等。康熙二十九年又在北京西部海淀营建了行宫“畅春园”，周围占地约10华里，现在还存有畅春园的界碑。
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八年。在北京西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占地约为500多亩。与此同时，又耗巨资营建了口外行宫。乾隆时又改建新建了14处，先后建立了口外行宫22处，正式命名的有20处。
乾隆三十八年，挖掘玉渊潭时，又建成了玉渊潭钓鱼台行宫，这个行宫就其功用而言是茶宫——中途饮水，吃茶点休息的地方。从颐和园、圆明园等地出发，到天坛祭祀，多在钓鱼台行宫饮水、吃茶点。
但清朝从乾隆以下，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之后，已是江河日下。今不如昔，到了最后一代皇帝，宣统帝溥仪之时。算是彻底完了。这期间，行宫由盛到衰，直至破败荒废了。
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清廷顿时慌乱一团。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一面用清朝的武力要挟革命党人议和妥协，一面又以革命的势力逼迫清帝退位。清廷见大势已去，便被迫授权袁世凯与军民商酌条件。经过南北协商，最终达成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
宣统三年，皇室经费预算为七百四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两一钱二分九厘。在预算的皇室经费中，内务府岁出为四百六十六万六千二百二十八两九钱七分一厘，宗人府岁出为十一万三千九十两七钱六分八厘，其他为中正殿、东西陵、奉宸苑、武备院、上驷院、太医院、銮仪卫、侍卫处等机构的开支。
清帝退位以后，民国政府参考宣统三年内务府预算的数字，规定每年拨出四百万两，作为逊清皇室经费。这个数字比退位前的皇室经费虽然是大为缩减了，但是对于民国政府来讲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加上民国初年战争不断，水旱天灾，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财源枯竭，因而除民国元年外，民国政府每年都不能按数拨交。据档案记载，各年逊清皇室经费实领情况如下：
民国元年，应领不欠。
民国二年，领二百八十八万一千八百六十七两四钱六分二厘。
民国三年，领二百四十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四两八钱。
民国四年，领二百六十六万四千两。
民国五年，领一百五十三万三千五百九十九两六钱四分四厘。
民国六年，领二百万三千九百九十九两七钱六分。
民国七年，领一百八十七万二干两。
民国八年，领一百六十五万六千两。
逊清皇室经费在民国八年六月前照银两计算，自民国八年七月一日起照银币计算。自民国元年起至八年六月底止，共领银三千万两。
民国政府欠拨逊清皇室的经费后来愈来愈多，溥仪不得不以租房卖地来弥补经费之不足，租出官房每月进银一千多两、铜圆一万多吊，奉天皇产地租地价，每年进银一万二千多两，等等。这样仍然维持不了皇室的开支，所以溥仪一再压缩机构，精简人员，但结果仍无济于事。溥仪最后不得不盗卖古董文物，或以大批的珍宝玉器为抵押，向汇丰等洋行大量借款，以维持这个小朝廷苟延残喘的命运。
但奢侈惯了的溥仪，仍感觉经费紧张，不能满足他的游玩欢乐，不由得发起愁来。
内务府是清代掌管宫廷事务的机构，凡帝后的衣、食、住、行都由内务府管理。内务府总管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内务府自顺治时设立后，各朝沿置不变。清帝退位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件，不仅照常留用了以前宫内的各项执事人员，而民内务府的职务反而增多了。
内务府机构庞大，官员众多。设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官员。内务府之下，设有内务府堂、七司三院等机构。机构总数达五十多个。
内务府机构和官员，以后虽经屡次裁减，但它的一切活动，都依照旧章进行。尽管紫禁城飘扬着中华民国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国旗，但皇室以内，照旧是皇上臣下，龙袍补褂，宫女太监，叩头嗻嗻。退位后的溥仪，仍然过着小朝廷的生活。
但此时，由于清皇室的经费紧张，溥仪不高兴，内务府这专管皇廷吃穿住用的机构也很着急。
情急之下，内务府也想出了一个主意：出租行宫。
民国以后，由于经费困难，不少院囿行宫，无力管理和维修建筑，钓鱼台、紫竹院等处行宫和内务府所管的官房，有的年久失修，半已倾圮，有的长年闲置，杂草丛生。于是内务府便于1920年，向溥仪提出出租行宫的办法。
内务府在奏折中说：“际此经费拮据之时，既无款兴修，若不权宜办理，殊于事实无济。”
溥仪拿着奏折。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沉思良久，决定将这些行宫和官房出租给民人，租赁者分别按年、季或月交纳租金，并议定今后如皇室需要收回，立即交还。
溥仪准予出租的地方和租金为：
陈懋侗租钓鱼台行宫，每年票洋二百圆。
王敬玺租紫竹院行宫，每年票洋三百圆。
徐绪直租鸣鹤园、镜春园，每年票洋四百圆。
农商部租西山来远斋，每年票洋六十圆。
教育农业学校租望海楼，每年票洋三百六十六圆三角。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22节 鲁迅骑驴游钓鱼台
1924年，鲁迅移寓阜成门，因离钓鱼台较近，便先后两次游览钓鱼台，第一次同他母亲游钓鱼台，第二次是和好友骑着毛驴游钓鱼台。骑驴游逛钓鱼台，也就引出了一段历史的由来。
《鲁迅在北京》一书中，记述了鲁迅两次去钓鱼台的情况。文中说，鲁迅第一次游钓鱼台是陪母亲游览。第二次去游，正值女师大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之际。1925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