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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发行《五卅增刊》表示敬意，对商务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200元，一年内不得再发行同样书籍。这是王云五和商务历史上一支令人难忘的插曲。
与此同时，《民国日报》主笔叶楚伧以违反《出版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的罪名被判罚100元。租界巡捕房以同样理由查抄了《沪报》、《国耻画报》及光华书局等。
从7月11日起，老牌的《申报》、《新闻报》三次在广告版刊出租界工部局通过广告公司送登的《诚言》，租界当局的声音引发了众怒。在舆论的压力下，申、新二报被迫发表道歉启事，并刊出《辟〈诚言〉》，说明真相。“诚言”风波成为史量才主持《申报》时期的一个污点。
陈布雷所撰社论，曾让年轻的郭沫若倾慕不已
叶恭绰曾言“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可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颜旨微自1923年以来出任北京《益世报》主笔，每日撰论，从不间断。这年4月，在著名的金佛郎案发生后，他连续写下十篇评论，立论公正，深得读者欢迎。陈畏垒就是陈布雷，从《天铎报》到《商报》，他的“如椽大笔，横扫千军”，让年轻的郭沫若倾慕不已。
陈布雷手迹
成舍我不是以言论而是以办报知名。2月10日，他创办《世界晚报》10个月后，又独立创办了《世界日报》。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主张，强调不党不偏，不受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10月1日，他的《世界画报》问世。至此，三个“世界”全部浮出水面，形成了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稍有规模的“世界”报系。
4月8日，《世界晚报》在《晨报》登出特别启事：“京师地检厅，对于本报，一再以妨害公务，犯《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五款等罪，传讯本报经理成舍我。成君因应付讼事，所有经理职务由协理龚德柏兼任。”其实是对当局压制舆论的一种抗议。
当然，即使在重重压力下，成舍我也没有屈服。11月29日，《世界日报》刊出《昨日十万民众对段政府大示威》的新闻，和成舍我的署名社评《哀段君祺瑞》。由于《世界日报》独立的品质，发行量很快从初期的四五千份增加到二三万份。无党无派的成舍我，白手起家，一无资本，二无背景，却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持续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奇迹，书写出大时代一个报人的华彩乐章。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2）
创办“世界”报系的著名报人成舍我
北京《晨报》于这年11月19日披露惊人的内幕，北洋政府参政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6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都属于“超等者”六家中，每月可得津贴至少200元，成舍我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分别名列“最要者”39家中，每月各得200元。在长夜如磐的岁月里，民间报纸要真正保持经济独立、不接受任何津贴谈何容易，邵飘萍、林白水、成舍我这些光耀新闻史的报人都未能逃出这一名单之外，真是百年言论史上莫大的悲哀。好在他们并没有拿了津贴就放弃独立批判的责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十天以后（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在迎来7周年前夕被暴徒纵火，部分房屋、纸张化为灰烬。《晨报》被焚事件几乎成为一件扑朔迷离的疑案。几天后，视自由为第一生命的胡适写信给昔日的《新青年》同伴陈独秀：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容身之地了。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册，页366—367。
也许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记事］
3月5日，北京《民国日报》由于在“民意”栏发表《丧权辱国的安福系》一文，3月17日以“侮辱国家元首临时执政段祺瑞”的罪名被查封，编辑邹德高被捕，仅出版了13天。
3月，上海《商报》主笔陈布雷、《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中华新报》主笔张达吾因为报道、评论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事件，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鼓动工潮”、“扰乱治安”的罪名拘捕。陈、张各罚款90元，邵除了罚款90元，还判交保1000元，不准再“宣传过激主义”，同时逐出租界。
4月1日，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发刊词中指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愈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
4月5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109期发表的《安福政府对于舆论的摧残》一文，说年初以来，段政府通令查禁《向导》等20种刊物，有百多位读者来信，表示愤怒抗议，并呼吁言论自由。
4月26日，创刊于1922年8月的哈尔滨俄文《论坛报》，再度遭查封。
《世界日报》附送的画报（1925年6月1日）
5月中旬，重庆军阀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查封张闻天等创办的《南鸿》周刊、萧楚女任主笔的《爝光》周刊，同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廖划平两周内离开重庆。《南鸿》出了7期，《爝光》只出了3期。8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总编辑陈秋霖与廖仲恺一同被暗杀。
5月29日，山东军阀张宗昌以煽动纱厂罢工风潮的罪名杀害青岛《公民报》主笔、共产党人胡信之。9月25日《向导》发表的《山东通信》披露，张宗昌曾对济南的报社通讯社记者作了这样的训话：“今天我请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的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济南半数以上的报纸都被迫关门。
5月，湖北拟订取缔白话报、小报及通讯社的规则。
“五卅”惨案以后，段祺瑞曾一次下令查封了北京19种报刊。
12月底，由中共地下组织创办的哈尔滨《东北早报》两个编辑陈晦生、任国桢被捕，后在吉林监狱遇难，两人都是共产党员。
天津《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曾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7个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6年：“四不”开创“《大公报》时代”
笔底波澜
1926年：“四不”开创“《大公报》时代”
1月20日，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举行大会，决议22日派代表向北洋政府递交呈文，要求废止袁世凯时代出台的《出版法》及现行的新闻营业管理条例，21日《晨报》发表了这一呈文。同月，上海各公团联合会致电北洋政府内务部、司法部，呼吁“尊重人民自由”，立即废止《出版法》。之前，上海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报联合会、书业公所等团体曾两次公开发表声明，要求废止《出版法》。
创办《京报》的邵飘萍
经过舆论界长达十年的斗争，1月27日，北洋政府终于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议。
3月18日，北京阴云低垂，段祺瑞政府悍然杀害了47个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伤200多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等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纷纷报道事实真相，发表评论，严厉谴责这场杀戮。《晨报》也公布了死难者名单及部分照片。有国民党背景的《国民新报》连续发表《段祺瑞之大屠杀》、《段祺瑞应受人民审判》等社论。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知识分子纷纷在《语丝》周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等发表文章，谴责杀人政权，缅怀被杀害的学生。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如今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邵飘萍被军阀杀害后，其遗体从掩埋处掘出时的情景
王世杰、陈翰笙、高一涵、许士廉等也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了抗议的声音，王世杰连续发表文章，强调法律追究，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的疑问。杨振声、凌叔华等作家还发表了以“三一八”为背景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等》。远在上海的叶圣陶、郑
《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与邵飘萍在同一地点遇害，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振铎等或撰文、或编剧，向杀人者发出怒吼。老牌的《东方杂志》以大量篇幅刊出了惨案的照片。连诗人徐志摩也为《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了《梅雪争春》一诗，在《自剖》一文中，他谴责了这场“空前的血案”、“屠杀”——“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着了致命的打击……”
无论“三一八”事件的发生有多少复杂的背景，都否定不了这些知识分子面对杀戮所表达的道义立场。这一幕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林白水遗嘱
“三一八”之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垮台了。紧接着，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的铁蹄进京。废止《出版法》的墨迹未干，新闻界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恐怖。4月26日，在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首先遇难，他手创的《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8月6日，另一位言论犀利、锋芒毕露的报人林白水在同一地点惨遭杀害，《社会日报》停刊，前后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8月7日，成舍我被捕，差一点也成了张宗昌的刀下之鬼，经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出面力救，才幸免于难，三个“世界”也得以苟全。同一天，北京《民立晚报》被封，经理成济安仓皇出走。
“水流云在”，这四个大字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谢世前在北京香山顶上留下的手书。离林白水在北京殉难不到一个月，血迹未干，余悸犹存，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就在天津合作复活了已停刊9个月的《大公报》。
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张季鸾、胡政之出劳力，以“新记公司”名义续办的《大公报》，被称为“新记《大公报》”。9月1日，他们在复刊号头版显著位置，郑重发表了张季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提出了前无古人的“四不”言论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大公报馆
虽然，《大公报》在1920年下半年曾提出“抱定不党之宗旨，发为至公之言论”，但这样清楚地阐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如此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
英敛之走了，辛亥一代报人、曾多次因言下狱的胡石庵也在这一年谢世，“《新青年》时代”已在多年前结束，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前夜，百年言论史上的光华夺目的“《大公报》时代”悄悄拉开了它的序幕。
这是历史的继续，也是“新记《大公报》”的创世纪。以其独立的品格、非凡的努力，《大公报》在林林总总的商业报和党派报之外，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张季鸾、胡政之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一轮跋涉，共同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事］
1月10日，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9岁。
2月4日，中共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被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等罪名查封。
2月15日，伍联德在上海创办了以“普及教育，发扬文化”为宗旨的《良友》画报，这是中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摄影画报，比美国《生活》杂志早了整整10年。“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其高深。”
2月21日晚，北京《大同晚报》经理龚德柏等三人及《北京晚报》经理刘仰乾被捕，《大同晚报》遭查封。
3月17日，长沙《大湖南日报》被当地军阀查封，该报通电全国报馆：“在军权统治之下，法律失其效力，自由无所保障，敝报代表民众利益而奋斗，与军阀利害绝对相反，横遭封闭，当非偶然。”呼吁湖南人民为争自由而战。
4月9日，北京《大同晚报》因报道军事消息失慎又一次遭查封，龚德柏再度被捕。
4月10日，国民党主办的北京《国民公报》被迫停刊。
6月19日，国民军办的《中美晚报》编辑范治平被捕，当晚报界同人组织营救，才于两天后获释。8月26日，该报停刊，有两人被传讯，9月2日才被保释。
7月14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第163期卷首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
10月中旬，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重新确定“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
12月10日，长沙新闻记者联合会在成立宣言中说，辛亥革命15年来，在军阀统治下，“检查稿件，封闭报馆，没收印刷品，扣禁记者，举凡摧残言论出版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新闻界从未尝有全部屈服之必须”。“在每一高压时代，至少也有一二报纸，挟其锋利之笔，以与恶魔挣扎奋斗。”
12月31日，北京《晨报》在《本报紧要启事》中透露，30日晚接到命令，每晚发稿前必须先送警厅检查。
这一年，谢福生在上海创办英文《公论报》，孙传芳在江西吃败仗，他在孙的照片下题了“The Setting Sun”，译成中文就是“崩溃的孙传芳”。孙大怒，将他从公共租界逮捕到龙华护军使署，将执行枪决，幸得上海日报公会史量才等立往说情，才免一死。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
笔底波澜
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
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不幸的是，这一年的日历几乎被鲜血所染红。
北伐军席卷江南，多少人曾翘首以待，青年王芸生在上海“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不料“四一二”把上海浸在了血海之中。4月13日，发行10多万份、具有全国影响的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如实报道了“四一二”的详情，为历史留下了见证。这一天午后，上海宝山路上再次发生“空前之屠杀惨剧”，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的群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
第二天，目睹了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七位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发出愤怒的抗议，并在4月15日的《商报》公开发表。在黑云压城，到处都是杀戮的日子里，七位来自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胡愈之当时也尚未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说：“革命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