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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在辛亥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民报》月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后身）在日本东京破土而出，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孙中山撰写的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甫一出世，即举世风靡，仅创刊号就重印了7次，发行1。7万多份。由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等执笔的文章，鼓吹革命不遗余力，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很快就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形成对峙之势，强有力地吹响了革命的号角，“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誓言从此回荡在历史的夜空中。
［记事］
5月8日，清廷军机处致函各省督抚“严行查禁”《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黄帝魂》、《新民丛报》等“悖逆”书刊，共列举了23种，指控它们“骇人听闻，丧心病狂”。
8月15日，创办不到一年的《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停刊。
8月16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下令禁阅《大公报》，直到11月初才解禁。
8月27日，宋教仁、陈天华等6月3日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因第二期刊出的《日本政客经营中国谈》一文，被东京警察厅以“妨害安宁秩序”全部没收，并勒令停刊。
9月，昆明《云南日报》一位主笔因为刊出演绎、介绍黄宗羲《原君》的文字，遭到拘捕，被充军。
秋天，汉口《楚报》中文版主笔张汉杰，因刊载张之洞与美国签署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密约全文，并著论抨击，被判处10年监禁，报纸遭查封。
11月24日，广州《拒约报》（旬刊）出版了3个月即遭查禁。
12月26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读到四川留日学生办的《鹃声》报，大为惊恐，即上疏清廷，要求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封禁”，“毋使出版”。
《鹭江报》（旬刊）因报道金门教案的消息，被英国领事提请厦门当局封禁，共出了90期。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6年：“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
笔底波澜
1906年：“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
1月17日，宋教仁拜访东京新智分社社长宫崎德太郎，曾想委托他们在上海的分社代销《民报》，因“《民报》内容太激烈”，未达成协议。3月25日，《新民丛报》在上海《申报》刊出广告：“本报开办四载，久为士大夫所称许，故销售至一万四千余份，现第四年第一期已到，订阅者争先恐后，此诚民智进步之征也。”从这两件事大致可以想见《民报》和《新民丛报》的差别。也难怪这一年，《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即梁启超与汪精卫、胡汉民之间，就立宪还是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6月29日，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刑满获释，当晚就登上前往日本的轮船，受到留日学生的盛大欢迎，不久他加入《民报》，从第7期起担任总编辑。在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民报》发行量上升到1。7万份。12月15日，清廷电令上海、天津各地海关，严查来自日本的报刊、信件，主要就是防止《民报》之类革命书刊传入本土。
针对清廷查禁《浙江潮》、《江苏》、《鹃声》、《湖北学生界》等留学生期刊一事，天津《大公报》早在2月10日就发表过《论支那现今第一大问题》的评论，“排满革命之风潮如是其激烈哉？禁无从禁，劝无从劝”，指出要改变这一状态，“惟有实行宪法、开国会、立议院而已矣”。
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诏书。9月16日，上海《申报》、《时报》、《中外日报》等五报联合在张园举行“报界庆祝立宪会”，支持预备立宪。10月4日，金天根在北京创办《宪法白话报》。11月11日，雷奋在上海办《宪报》（月刊）。12月16日《宪政杂志》（月刊）、《预备立宪官话报》在上海创刊。遗憾的是清廷从官制入手的预备立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并无实质性的改革，新官制一出，舆论普遍失望，《时报》当即发表评论：“此次之改革，不过换几个名目，淘汰几个无势力之大老而已，绝无其他影响。”
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深得慈禧太后的宠幸，《中华报》主笔杭辛斋却常在报上著论讥讽他。9月1日，北京破获一处康有为的保皇党秘密机关（东安门外丁字街吉昌照相馆），主事的两个广东人吴道明、范履祥被捕后被押到天津，袁世凯亲自审讯一次，立即枪毙。9月2日，《中华报》发表《保皇党之结果》的新闻，披露袁世凯秘密处决保皇党的消息，其中有“袁督亲自提讯时，该党人供词慷慨，审问未终，袁已汗流浃背”等语。袁正背着出卖戊戌变法的恶名，对此自然最为忌讳，对《中华报》恨之入骨。9月20日，一名台湾人任文毅（日名藤堂调梅）前往《京话日报》、《中华报》访问时，被警察误当作孙中山而逮捕，两报因此涉嫌。9月28日，两报被查封前夕，风声鹤唳，有人劝彭翼仲到外国使馆暂避，他毅然回答：“平日自命如何？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
9月29日，巡警部以“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等罪名封禁了《中华报》，逮捕彭翼仲与杭辛斋，《京话日报》连带被封。这份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时事性报纸共出了753期，以其不畏权势，为下层人民说话的品质，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一直和读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0月1日、2日及29日，《大公报》一直关注报道此案。到12月12日，《台湾日日新闻》中文版还以《清政府禁止新闻发行》为题报道此事。10月31日，杭辛斋被押送回原籍浙江海宁。11月8日，彭翼仲先被判监禁，不久改为流放新疆。在此前后，北京各报曾联合“公禀警部”，要求释放彭翼仲，遭到拒绝，等待着这位报人的将是漫长的流放之路，这也是他为坚持“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所付出的代价。
从广州到北京颁布的报律、印刷律内容大同小异，无非都是压制言论自由。5月30日，广东南海县令颁布自订的八条报律。6月3日，以茶会形式召集广州各报负责人，要求遵行。7月，清廷颁布商部、巡警部、学部联合制定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共6章41条，其中规定地方官员有权查封有关印刷品，逮捕有关人犯，包括“作毁谤之人”、“印刷毁谤之人”、“谤件出版所之主人”、“谤件出版所之经理人、发卖人、分送人”，都要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或10年以下监禁。《申报》为此发表大量评论，予以批评。10月16日，京师巡警总厅奉巡警部命令订立《报章应守规则》9条，包括“不得诋毁宫廷”、“不得妄议朝政”、“不得妨害治安”等等，要求京津各报一律遵行。
［记事］
春天，因香港各报批评广东官绅勾结把持粤汉铁路，逮捕股东黎国廉，两广总督岑春煊下令禁止《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维新日报》、《日日新报》等港报在内地发行。
4月14日，广州《时事画报》因发表一则《官场之美人局》新闻，南海县令传潘达微问话，指为“不实”，罚款百元。
4月18日，广东《亚洲日报》揭露官绅勾结把持粤汉路局种种阴谋，触怒粤督，被南海县查封，发行人陈听香被看管，主笔苏慎之被拘留，《亚洲日报》当天发布传单对报馆被封表示抗议。
5月3日，广州《珠江镜》报因揭发官绅勾结把持粤汉路局黑幕，遭地方当局压制，被迫停刊，转往香港继续出版。
7月9日，广东当局禁止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珠江镜》报等7家报纸在广州发行。
7月15日，广州《亚东报》因揭发官绅勾结把持粤汉路局而被南海县令查封。
上海中国公学学生创办的《竞业旬报》
8月11日，南海县令传广州《二十世纪报》负责人问话，指责该报干涉时政。
8月16日，香港《东方报》因刊载批评广东当局把持粤汉铁路权的论说，岑春煊下令广东巡警局禁止其在广东发行。
10月28日，上海中国公学学生组成的竞业学会创办《竞业旬报》，胡适等先后担任编辑，以浅近的语体文写作，“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这是少年胡适第一次亲尝办刊的滋味，也成为他十年后倡导白话文的滥觞。
11月1日，卢谔生等在广州创办以“唤醒国民精神，而发起其爱国思想”为宗旨的《国民报》，因言论激烈受到当局注意，不久被迫离开广州。
11月15日，御史赵炳麟具折称：“开通风气，以报章之力居多。现在朝廷已颁布立宪之诏，尤以拓张民智为不可缓之图。”要求朝廷令各省办官报，“并由政治馆颁行政务官报”。
11月23日，汉口《江报》被封，经理李伯敬被捕。
12月7日，两广总督周馥因为香港各报鼓吹革命，严禁在广东发行。
同盟会员马君武在广西桂林创办《漓江潮》，只出了两期就遭查封。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7年：秋瑾遇害之后（1）
笔底波澜
1907年：秋瑾遇害之后
《万国公报》和《新民丛报》的停刊，是1907年悄然发生的几件富有象征意味的事，代表着时代方向的转换。《万国公报》完成了它在中国的历史使命，梁启超在言论界独领风骚的时代也走到了终点。于右任，一个“不名一文的穷书生”首次登上了百年言论史的大舞台。他和杨笃生等创办的《神州日报》，希图“鼓吹文明，于神州前途（有）所裨补”。此时离“苏报案”虽已四年，依然是政象黑暗，民气消沉，谁为神州鼓与呼？于右任当仁不让，在黑暗之中举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火炬”。《神州日报》不奉朝廷正朔，而以公元和干支纪年。虽然它接受《苏报》、《国民日日报》的前车之鉴，“一方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要婉转其词，以免清廷的借口”，批评时政只是旁敲侧击，而不是肆无忌惮。但正如在4月29日的《论现在之报馆》社论中表明的，报馆天职就是“监视政府”、“为民请命”，《神州日报》迅速在报坛上发出光华。6月11日，《神州日报》发表杨笃生执笔的社论《论报律》，反对清廷制定报律，阻碍新闻事业。
德商和华商合办的《通报》从天津迁到奉天，仅3个多月就被当局勒令停刊。8月20日，远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为此发表论说《哀通报》，对清廷加以抨击。不幸《神州日报》创刊未久即遭火灾，一切化为灰烬，同时遭殃的还有《时报》和《新民丛报》上海分销处。主持该报仅80天的于右任，随即离开了他手创的“神州”。
《大公报》因为不断与袁世凯较劲，被誉为“北方清议之望”。1月8日，两广总督周馥颁布自订报律三条，第一条就是“禁毁谤国家”，即“不准毁谤皇太后、皇上及亲王等”。第三条是“凡激变生乱之语”，“妄加是非毁誉者，皆在所必禁”。1月26日，《大公报》发表《粤督周玉帅所颁报律书后》，批评这一“报律”的缺点是笼统、含混，只是“官场殃民”的“不二法门”罢了。
8月26日，汪康年的《京报》因发表文章议论慈禧忌讳的立储一事，加上多次揭穿庆王受贿等丑闻，终于被勒令停刊，停刊令前一天就下达了。8月28日，《大公报》以《纪停刊京报》为题作了报道，并加按语。29日又发表“闲评”，发出“悠悠苍天，茫茫前路，吾不能无兔死之悲”的浩叹。直到9月18日，还发表了《论京师封禁报馆》的评论。
北京《公益报》刊载梁鼎芬参劾庆亲王、袁世凯狼狈为奸把持朝政的密折，一时洛阳纸贵，增印两万份仍不够，清廷以“私刊封奏”的罪名勒令停刊。10月9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报馆与预备立宪时代之关系》，对政府钳制报馆大表不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曾说过，“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大公报》7月29日自称“本报销行京津第一”。
上海《时报》因为抓住了知识界的心，发行至“万六千份”。作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对狄平子把持报馆、“不倡言一党之宗旨”耿耿于怀，在9月5日写给恩师康有为的信中指责他，“彼日言在上海最可忌者《时报》之名，知为党人之机关，则言论只成为一党之言，非一国之公论，且人人皆怕其名，故必大为减色”，对确定办报方向的梁启超也颇有怨言。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近百年后来看，狄平子的选择都值得肯定，《时报》的成功固然有多种因素，没有办成报皇党的喉舌就是其中之一。
9月5日，民政部拟订十条报馆暂行规定，呈请朝廷批准，作为《报律》正式出台前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诋毁宫廷”、“妄议朝廷”等。包括《大公报》、《时报》在内的京、津、沪、粤、汉等地报纸纷纷表示反对。
秋瑾自号“鉴湖女侠”
当月，北京各报联合向民政部提出五项要求：官报与商报视同一律；核减邮电等费；准各报馆访员缮录阁抄等件；公堂审判准访员旁听记录；如令报馆停止出报，须宣布理由，并准其控诉，以昭曲直。民政部被迫同意一、五两项，大理院不久批准了第四项，但邮传部和内阁最终没有同意二、三两项。
这一年，我们不能忘记彭翼仲因言获罪、被发配新疆，4月17日，在他离京之日，数千读者聚集在拘押他的大佛寺附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长期充当《京话日报》义务讲报员的读者郭瑞自愿随他去新疆，新闻史家方汉奇说：“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有点戏剧性的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近百年前一个报人被流放之日，竟有数千读者为他送行，甚至有人不避艰难，愿万里相随。这真实的一幕必将永久地感动着百年言论史。有了这一幕，彭翼仲已不虚此生。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7年：秋瑾遇害之后（2）
不能忘记7月14日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捕第二天，“证供两无”，就遭杀害，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上海、天津等地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申报》、《时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不仅发表秋瑾案的报道，还发表了大量评论以及诗词、漫画等。《神州日报》在7月22日发表的《秋瑾有死法乎》的评论，批评清廷兴大狱，妄拿妄杀，是“恶魔政治”。上海的《女子世界》、《小说林》等连续发表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了《六月霜》传奇的单行本，竞存书局出版了黄民编的《秋雨秋风》，大兴书局出版了《鉴湖女侠》，广州的《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时事画报》旬刊刊出了秋瑾等新闻人物画，广东还出现了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12月20日，继承秋瑾之志的《神州女报》在上海问世。远在重庆的《广益丛报》旬刊也发表了大量悼念秋瑾的文章、诗词及秋瑾遗诗等。
1907年，秋瑾之死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创痛之深，百年后依然让我们感到秋意森森。然而有了包天笑等在《时报》、《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出的声音，这个民族还不致于绝望。
［记事］
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
1月11日在汉口英租界创刊的《鄂报》虽无显赫名声，但在其生存的五六年中，以“不阿谀当道”、“独树一帜”的品质而受到社会的欢迎。
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共出2期。
2月5日，两广总督在广州《二十世纪报》捕获革命党4人，报纸停刊。
2月27日，《北洋官报》刊出了直隶总督袁世凯销毁、严禁“悖逆书报”令，他认为海外的反清书刊“较洪水猛兽尤为惨酷”。
3月19日，香港《中国日报》发表社论《清廷之示禁书报》，指责清廷禁锢言论的蠢举。
3月28日，汪康年在北京创办《京报》。
3月30日，《复报》第9期发表评论《禁民报》，对传闻中江苏巡抚陈夔龙查禁《民报》一事冷嘲热讽，称《民报》虽风行海外，“独内地书坛，惧触禁网，不敢代售，故见者不多。……今得陈氏为此特别之广告，报纸流传，人人知《民报》之名”。
4月2日，于右任等在上海租界创办《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