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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七七：在我看来，你的符号分析，不只是在“解密”，而是通过感受的时间维度，在加密与解密之间，添加进个人的、身体的因素，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回避权力对生命的钳制”吧。
张念；对，这是哲学家福科对知识的巨大贡献。福科曾说，写作可以改变自我，同样我们可以说是知识在改变人类。这看起来比较专业的智力活动，实际上是为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日常生活寻找解放之路。福科还说，自由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而自由同时也是在丈量绳索的长度，在更加微观或者不易觉察的地方，去“回避权力对生命的钳制”。只要有权力等级，就有政治。因此，文化批评从来也没有放弃对政治批判的努力。
苏七七：在书中的最后一个部分，你提供的可以说是一份私人阅读笔记？从知识谱系上说，能够看到你受到的从存在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西方当代文论的影响，而你对他们的阅读与理解，则是不那么理论的，而有着更多的”体验”在里面，你说杜拉斯是个“体验型”的作家，从这个角度看，你是不是也是个“体验型”的阅读者？
张念：在这份私人阅读笔记中，不仅仅是体验式的，因为体验必然挟裹着情感，尤其克尔凯郭尔的绝望（他习惯在舒适的环境让自己更加的不舒服），穆齐尔的纯粹（他要创造伟大的小说），杜拉斯的岩溶激情（她是爱情女超人），茨维塔耶娃（她复杂得如此清澈）都曾激荡起我们内心的风暴，而德里达，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接近他，我们对他的爱，近乎一张写错地址的明信片（POSTCARD，POST同时也是英文单词后现代的前缀），我感到只能这样，才不至于被他讪笑。哈，不说了，我不仅误读，误写，还误投呢。
苏七七：在误读、误写与误投中，新的文本成长与加入到“上下文”（context）中去了，真实与文字的世界，都因此而更加丰富了。张念：罗兰·巴特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作者死了”。德里达甚至说，正是翻译，或者翻译的不可控制，构成了他作品的一部分。一个具有中国经验的批评家，不仅参照这这些西方学术的成果资源，而且必然也会丰富这些知识的内涵，重新理解，或者一种准确的生存感受的重新表述，在这边和那边构成知识共享的局面，都是对这些大师们的一种严肃回应。而那种创建本土理论资源的说辞，就变得如此的空洞和狭隘。
苏七七：在关于女作家、女诗人、女批评家的系列文章中，你是有着感情的投射在里面的，同样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自己是如何在性别、写作与生活中，找到平衡，或者说，放弃平衡？
张念：我没有不平衡呢，我每天做饭给自己吃，热爱我的两个弟弟，与我爱的人煲电话，和朋友逛街，涂指甲油，满大街寻找我喜欢的银饰、一星期换一次床单、电路跳闸自己搞掂、寻思怎么让我的学生学会快乐地思维，我每天都活着，这就是生活。如果有不平衡的时候，作为女人，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之下，是女人类共同的问题，这样想心里就好过一些，并且激发了我改善局面的热情，而写作不就是改变我们的一种方式吗。写作和生活没有冲突，写作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当然写作是摧毁与重建并行不悖的生涯，一个大部分时间对着电视，和一个大部分时间对着电脑的女人，她们的快乐指数没有差别。正是性别的麻烦——我是30岁以后才体会到的，但我18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仅仅观念），让我天然地亲近女性主义思想，只不过现在的麻烦更加宏大一点，更整体一些。
苏七七：一个又平衡又热情的张念，几乎可以当“不咬人的女权主义者”的形象代言人了。说到这里，我想到我们在广州头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着背心和七分裤，颜色鲜艳，还有画得很鲜明的眼线，我当时想：在生活与理论之间，你好象走在一条奇妙的平衡木上。理论没有影响一种活泼世俗的生命力与生活态度，而写作则没有让生活因为足够自足而沾沾自喜，去损害可能有的宽度与深度。
张念：或者说是理论带来的理性力量，这和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冲突。长期以来，社会对于学者的刻板印象，不仅强化了知识和实践（生活）的脱节，而且对学者本身也造成某种暗示，或者不自觉的自我分裂，我们不可想象一个大谈自由主义的学者，却在现实中，培育学术特权，大搞山头和派系斗争。这本身就是思想破产，人类从来不是为了思想而思想，思想从来就是为了更好地回馈于生活。最近看到陈丹青的一篇文章，拿现在的知识分子跟民国时候的知识分子相比较，说，不谈学问，我们在相貌上就输给了他们。这种容貌的意识形态分析很有意思，因为民国知识分子“身”与“心”的分裂，没有我们那么严重而已。
苏七七：在读第一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几篇关于现实女性生存状态的文章中，我看到的是一种“义愤”，而在最后一个部分，我看到的是一个学习者的理解力，这种理解是善意的，以感情的体认为基础，同时力求在思想上能进行平等的对话的。如果说对于文化批评中，也可以将“真诚”这样的词作为评语的话，那么我觉得一种宽大的真诚是不容易的，因为真诚也常常固步自封。
张念：对。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中。“真诚”是否就淡化了冷竣和审慎。文化批评的对象千变万化，尤其大众文化，自己也深陷其中，一个参与者和一个评判者的双重角色，应该适当的剥离。文化批评的工作，常常要学习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在粘连组织和血管之间，游刃有余。这是一项艰苦的操练，在智力和知识层面，尤其女性主义批评，对自己下手是需要勇气的。关于女性主义批评，我正在试图填补”义愤”的沟壑，我想在自己的思考路径上有所改变，重新建立起“女性话语”，在差异性的框架里，来考量女性主义的思想活力，比如在《消费社会的女幽灵》文章中，我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尝试，让“女性话语”在长久的哲学沉默中，发出她的声音。
2005年8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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