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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9日——北京——秋实：
一个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的周末，晴朗的初冬。一早接到《世界电影之旅》于南的电话，他说今晚9点40分还有东京电影节的报道，如果获奖，会在画面上滚动字幕。我很轻松，因为比赛终于接近了终点，更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观众。近十天来，《暖》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引出了不少关于国产电影的话题，诸如：在电影走向产业化的今天，我们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样的电影？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是否矛盾？为什么总有一些片子“叫好不叫座”？等等。我也在与别人的交流中整理着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暖》首先是一部按照产业化运做方式生产的影片，制作公司对影片有一个清晰的商业策划：莫言的小说＋霍建起式的艺术片=国内文化观众和日本市场。如果说这个策划有对日本市场的针对性，就是在“为日本观众拍片”那就片面了，美国电影不是也有针对中国市场的策划吗？策划是必须的，是否成功需要市场的检验。其次，《暖》是一部与中国观众贴得很近的影片。它所表达的内容既不边缘也不另类，用莫言的话说，它触动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暖远走高飞的梦想与对爱情的渴望一起滋生，林井河满腔热情化作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哑巴的字典里没有“自卑”这个词，他最终得到了他一生最爱的人。我相信，他们在观众中可以找到同类。另外，《暖》是美丽的，画面有油画般的质感，音乐舒缓深情，风格清新含蓄。
傍晚，接到《世界电影之旅》制片人沈健的电话，他说，咱们得“金麒麟”了！
第四章小说是我儿子，电影是我孙子
莫言、丁一岚
自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奖起，莫言的小说就引起了影视界的重视。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导演霍建起发掘出来一部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日前，记者访问了这位处世相当低调的作家。
“作家不要老往电影圈里凑”
霍建起在评价和莫言的合作时说，莫言是个很开明的作家，他很平和，从不限制改编的空间，也从不对改编者指手画脚。霍导说，也许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小说是他儿子，电影是他孙子，相隔较远的东西还是宽容一些好。
丁：您怎么看待小说和改编后的电影的关系？
莫：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跟作者其实就没什么关系了。我是80年代中期跟电影界合作比较早的作家，比如《红高粱》，后来又有刘恒、余华他们。文学是艺术的基础，文学之中小说更直接，小说为导演提供思维的材料，由此也会激发导演的一些记忆与灵感。但是无论如何原创都不应抬得太高，像我的作品我觉得愿意怎么改都可以。因为我不是巴金、鲁迅这些文学大师。
丁：《白狗秋千架》在您早期作品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莫：《白狗秋千架》是我很早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里面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也是写完这部小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文学地在这里。后来我一系列的作品都是围绕高密展开的。只是一个短篇小说要把它撑成电影是需要很多东西的，有些东西在小说里能表现，在电影里未必可以。而《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非常好的改动。写《白狗秋千架》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那是我文学的起点，所以导演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非常识货。
丁：现在有很多作家在进军影视界，除了编剧还有当导演的，其中不乏在文学界有一定地位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想过当导演吗？
莫：我一想当导演，管理人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觉得作家不要老往影视圈里凑，我一般不编剧，顶多是参与一下。我觉得一个作家任务就是踏踏实实地写小说，一个作家不能一辈子写了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了，就永远靠这个活着。而且隔行如隔山，我只能去做我能做好的事情。
丁：这部小说在被改编之初，你有没有想过由谁来演比较合适？
莫：这部小说写完已经很多年了，我对这个人物形象其实有些模糊了。但我想女演员是不能艳丽的，应该有一种朴实的美。影片中的演员选得不错，演出了那种前后巨大的反差。
“我们心里都有最柔软的部分期待被触摸”
和莫言聊天最大的享受就是他的语言用得都很仔细，但是当听他说出“我们心里都有最柔软的部分期待着被触摸”时，于是明白在《白狗秋千架》背后，有些感受可能是莫言十几年来希望被触摸的。
丁：问《白狗秋千架》中，您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与情感？
莫：我想那就是包含了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游子还乡。走出家乡的人返回故乡时与故乡人的心灵碰撞，这种碰撞也许没有急风暴雨，但是一一浮现的往事总会带着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出去的人会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化，当他回到那个死水一般的乡村时，他们会有一个碰撞与契合、矛盾与统一的过程，它会在生活的表面荡起一圈圈的波纹，我的小说就是想表现其中的那些涟漪。
丁：通过小说中的暖，你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莫：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许多偶然性被改变的，暖就是这样，如果她不从秋千架上摔下来，她的命运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一个人的命运最打动我，也是我最想展示的部分。
丁：影片最终改名为《暖》，您喜欢这个名字吗？
莫：不错。暖既是片中的人名同时又能给人一种暖意，虽然讲的是一段很忧伤的故事，但是导演最后处理得很温情，不像我的小说那么残酷。
丁：作为原著作者您满意这部电影吗？
莫：应该说，小说中包含的东西都传达出来了，但也有一些改动。比如小说中暖的三个孩子都是哑巴，而电影中是个健康的小女孩儿；小说中暖从秋千上摔下来眼睛瞎了，而电影中是腿瘸了。这些改动现在看来都很成功，也更贴近现实。尤其是结尾，小说中是暖想和井河有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而影片中的结尾则让我感受到暖的丈夫——一个哑巴心灵深处极其美好的东西，揭示了人性深处的东西，触摸到了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真的，毫不夸张地说，我看完之后都掉眼泪了。同时，改编后的电影也使男主人公的心理变得更有层次了，他的内心深处埋藏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只是因为时间埋藏了那些美好，可是不经意间的一个人就会把往事翻出来。这部影片在风光、人物上都有比较唯美的东西，蕴藏着一种让你慢慢感动的情绪，它一点点地感染你，然后你会在不知不觉间被打动。
第四章霍建起，正常人
受访者：霍建起、采访者：一鹤
这是一个可爱的发现，霍建起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正常的导演。他没有激情澎湃的力量，没有神经质，说话没有味精，他的电影无一例外地说着真善美。此外，他具备这个圈内人少有的礼貌。从东京回国的飞机上（11月5日，他赴嘉兴参加金鸡奖），在洗手间门口遭遇的时候，他甚至连推带搡地让我先上，嘴里连说“一样，一样”。他的成功再次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电影是做出来的，不是秀出来的。在离上海还有1个小时的机程上，飞机出现了严重的颠簸，霍建起的脸色有些发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回答，“这是气流。”那一刻，他比我们正常。
在东京《暖》把许多观众给看哭了，莫言说他也看哭了，那么你看原著小说或自己的电影时，有没有这种感动呢？
霍建起：每一次拍片都要经历一种心灵上的触动，每次我都先在黑屋里感动一遍。在特别黑的环境很能表达这种感情，要是在平时人们会很含蓄，不愿流露。我的电影，每一部都是自己最先受到触动，我想我感动的地方也就是观众容易感动的地方。
最后哑巴让井河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带走，我的一个朋友认为这不太真实，带走孩子是可以理解的，能改变孩子的命运，但把自己的妻子也给别人，你想没想到这个合理性的问题？
霍建起：我觉得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缺少合理性。《暖》前面有一个铺垫嘛，哑巴觉得这件事情他有责任，虽然这个责任可能是一种误解，但是他觉得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点失态，这种表达有很大的冲击力。这次东京电影节的美国评委就主动找我。他说，整部影片非常美，非常好，演员和故事都很好，最后让他特别意外，他觉得很多外国电影结束就结束了，到这部片子突然就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使他觉得特别精彩。爱人过去的好朋友，结果突然出现在家里，出现在你周围的时候，你可能知道他们曾经好过，你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小感觉。哑巴希望他们能过更好的日子的，还有他自身不知道怎么办的那种急躁心理，虽然行为是粗鲁的，其实内心很细致，很善良。
在影片开始的过程中，暖显得有点风骚，井河回家去看她，她甚至有点痞味，好象经历过世事沧桑也无所谓了，在井河追求暖的时候，实际上暖也流露出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包括对更优秀男人的向往，这对井河很残酷，但是随着井河自身条件的改变，考上大学进城了，她又把井河当成一种期盼，尤其她把腿摔断之后，好像瞬间成为良家妇女，这个转变过程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霍建起：特别普遍，尤其是在那样的状态下，这种情况就更多了，比如在桥头他们相遇了，其实井河没认出她，一瞬间，擦肩而过，“是不是暖”？暖已经完全不是过去的样子了，所以她说话都是大大咧咧的，这对井河的刺激特别大，因为在他心目中暖过去是那么美。我们生活中也会有这种感觉，大学同学现在怎么这样啊，也可能你当时暗恋着她，觉得当时她那么漂亮，那么可爱，而时过境迁，现在让人无法接受。我们并没说暖朝三暮四，一会儿想武生啊，一会儿想井河啊，因为不可能完全盯住一个人，就像我们很多人要出国啊，农村人要进城，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向往。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为了自己有时会显得残酷，但到三十岁时会有一个质变。到最后当哑巴背起暖的一瞬间，暖会感觉“不嫁你又嫁谁呢”。同时我要说，难道嫁给哑巴就真的不幸福吗？也不一定，嫁给井河进城里也不一定就是幸福。我是说人的感情永远不会那么清晰。
你是地道的北京人，但《暖》包括其它作品，都有种很南方的、暖的、湿润的感觉。
霍建起：我觉得南方特别能代表中国的那种情调，你会在它的那种环境中捕捉到唐诗宋词的意境，包括婺源，我拍《暖》这个环境，主要的村子都在很高很远的地方，中间有条河，两边是山和民居，那个环境我们拍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愿意陶醉在里面，那个村子还有一个名字叫小桃源，当拍完这部片子就要离开的时候，我就走来走去，摸摸那，看看这，我觉得拍完这部戏以后再也不能来这个地方了，就算是一种告别吧，摸摸这个墙，看看这个桥。（是否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对对，或者说中国古典的那种东西，中国文化的那种影像，我特想在影片里进行诠释和表达，我觉得南方给了我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你表现农村题材一直有一种固执的坚持，比如说男女主角要漂亮，比都市人还要漂亮，是不是看世界一定要带上霍建起自己的眼镜？
霍建起：我觉得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世界的眼光，说到漂亮不漂亮，我认为电影高于生活，但我拍的并不脱离生活，比如说我拍的婺源，它就是那么美，你会觉得这里人是朴素的，生活是艰苦的，人在这样的环境并不舒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概念。农村人也有漂亮的，有的太漂亮了，比如说主人公暖这个形象，就因为漂亮男孩儿追她，要追一个特别不漂亮的，你会觉得反而失去它的真实性了。
你76年去农村插过队，那么这两年您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霍建起：我插队是在北京的怀柔，所以说没有那么艰苦，也多少依山傍水，那个环境挺滋养我的，并不是说我跟农民很容易相融在一块儿，我这个知青对城市的生活习惯，对农村不习惯，但我会看到他们生动和可爱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东西会无形地在影片中表现出来，我和农村还是有距离的。
在农村经历过恋爱吗？
霍建起：没有。咱说白了，那个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北京。知青之间有时会有一种小小的感觉，因为经历的时间比较短，才一年半嘛，再加上那时候才十八九岁，当然会有心理活动，或者别人对你的那种感觉，但是经历的本身并不是特别清晰，或者说我这根神经比较晚吧（笑）。那时还有点傻乎乎的。
那时候您感觉什么样的女知青最美？
霍建起：这东西实在说不出来，反正你觉得喜欢了，就多看她几眼，我们在选择演员的时候，会感受她的那种素质、那种感觉，我特别希望这样的状态的人，她自身的那种魅力，有一些小感觉是无法说出来的。
你的作品、包括《那人，那山，那狗》、《生活秀》都比较干净、《生活秀》小说的作者池莉，向来把武汉写得世俗化、脏兮兮的、充满了灰尘和汗水，人的生活空间很肮脏、局促，但是你回避了一些很脏的东西，包括画面，包括人物的关系，你有一种干净的态度，这是不是有一种洁癖？
霍建起：确实像你说的，池莉写东西直露、琐碎，这是她的优点。作为电影来表现，不能不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说实在的我比较崇尚美好和善良，我不能弄到那种程度，因为这是电影，不像绘画、音乐、美术、小说，我自己说好了，我自己对我自己负责就可以了。电影不行，你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很多因素，所以我在处理的时候就想，我的突破只在于说来双扬不是完美的人，她有缺点，但我希望来双扬这个人是立体的。这一点我是有意识的，但我确实是失落了一些东西。我综合了这样一种情况，尽量保持它作品中原有的一种精神，但是不利于影片表达的，我可能要去削弱它。
这种坚持不是很容易吧。因为现在是美的概念已扩大化了的时代，许多肮脏、龌龊，甚至颠覆很多真善美的东西，尤其是艺术领域，已经成为美的概念之一了。
霍建起：其实我的思想没有那样的局限。我是搞绘画的，我见过的电影太多了，所以说你现在再怎么张扬我也不新鲜，或者你觉得以什么作为艺术的方式存在在都是允许的，我可能就会做适合我个人性格的事情，至于别人怎么做随他去。我很喜欢沈从文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东西写得那么好，那么有感觉。我们不如他，我们的性格中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文人的那种脆弱，从故乡到大都市的那种经历，他的创作和他人生的艰辛，我觉得我们比他幸运多了，我们还是遇到了好的时代。比如说，他后来就搞了一个古代服饰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不这样，他将出现多少好的文学作品。他说，我从事文学创作这么多年，既没有创新，也没有挖掘什么新的东西，我只是在克服困难去完成，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我们做一个电影不那么容易，付出特别多，我是去完成每一部作品。我创作不受别人的影响，因为我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认真地做一件事情。
当时有没有想过在《暖》里面加入性？
霍建起：原来也考虑了，但有一定的难度，再说了，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是有距离感的，比较控制自己，其实暖和井河都是在小武生以后，才真正对人的情感和性上有一种启蒙。就像井河说的，“我和他一起失恋，一起痛苦”，那种东西是模模糊糊的，因为毕竟是那个年龄，那个社会环境又是在农村啊，所以性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比如一起化妆啊，荡秋千。莫言的小说里也只说吻了她，原著也并没有写怎么天翻地覆啊，井河说：“不就亲了你一下吗，我也会。”没有进一步表达。
莫言说哑巴有点夸张。
霍建起：我也问到过莫言这个问题，莫言说的意思不是说哑巴演得不好，是还能看出日本人的那种感觉。
你们双双获奖之后，你跟香川照之互相都说了什么？
霍建起：他特别高兴，在闭幕式上也没打领带，嘴里吃着糖，他把糖还咽下去了。然后上台就说了这番话，感谢合作者，感谢导演，他的经纪人的爱人当时在现场，激动得哭了，我觉得日本人特别爱哭，香川照之悲喜交集的眼泪也出来啦。突然的好事吧，他太兴奋了，他可能第一次拿这